2024.4丨张作成：《克罗齐史学观念解析》

国际国内学术界在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哲学、美学、政治哲学研究方面已取得主要成果，但在克罗齐史学观念的分析上仍留有学术拓展空间。学术界现有研究的主要方法是依据文本阐释克罗齐命题，鲜见对克罗齐史学观念进行整体解释的学术成果。克罗齐史学观念是在与现代意大利学术界存在的实证主义、法西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史学思潮对话与论辩过程中产生的。学术界既有研究分别探讨了促进克罗齐史学观念形成的这三个维度。海登·怀特在《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解读了克罗齐史学观念并且发表了相关论文。怀特被称为“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学术界最有影响的克罗齐研究者”。怀特按下述方式概述克罗齐史学观念：“克罗齐坚持认为，历史不‘教导’任何东西；历史理论唯一可以合理教导的是：历史提供关于过去的信息，但历史无法说明世界的真实本质”。怀特认为克罗齐虽是实证主义传统的批判者，但在历史知识属性问题上的立场与实证主义观点没有本质区别。大卫·罗伯茨指出了怀特研究对克罗齐的误解。克罗齐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问题。切斯特·麦克阿瑟·德斯特勒等学者认为，克罗齐的相对主义学术立场为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提供了学术基础。这模糊了克罗齐、金蒂莱在政治立场与学术观点上的差异，将自由主义者克罗齐与法西斯主义者金蒂莱等量齐观。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克罗齐史学观念形成中的一个阶段。但学术界研究还未充分探讨克罗齐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中的地位。就克罗齐史学研究主题而言，学术界已有研究取得的成就为本文研究提供了问题意识和文献基础，其中存在的有待探讨之处也启发了本文的问题设置和论证思路。在上述成果基础上，本文以克罗齐史学作品为基础，历时性和整体性地阐释克罗齐同实证主义、法西斯主义、马克思主义诸种史学思潮之间的互动过程，在呈现克罗齐与 各种思潮主要学者进行对话和产生纠葛的过程中，分析和细化克罗齐史学观念及其影响。

克罗齐学术生涯是从历史学研究开始的。克罗齐的精神哲学体系，以其历史学研究为基础，贯穿着他对历史学的理论思考。关于19世纪中叶以来欧洲学术界探讨的“历史是什么？”问题，遵循实证主义传统的德国学者认为“历史是科学” ，历史学知识只能求真，不能求美。克罗齐1893年给出了“历史是艺术”的回答。这不是对历史学求真本性的否定，而是在肯定历史学求真本性基础上，强调历史兼具求美属性。克罗齐在批判与超越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基础上得出这一学术认知。

1893年3月5日，克罗齐在彭塔尼亚学院宣读《置于普遍艺术概念之下的历史学》。这篇文章收入克罗齐《早期论文集》并作为其中的开篇之作。它表达了克罗齐对历史学的核心理论思考。这些理论思考也是贯穿他学术生涯的基本史学立场。1899 年，克罗齐的历史学研究著作《1799年那不勒斯革命》出版。1902年，克罗齐精神哲学系列著作第一部《美学的理论》出版。1915年，《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德文版出版。1917年，该书的意大利文版出版。该书是克罗齐精神哲学系列著作的第四卷，标志着克罗齐精神哲学体系建构的完成。这些著述体现了克罗齐史学的基本理念。

1871年至1922年是现代意大利国家历史学的萌生时期，也是意大利史学界开始过滤外来的实证主义史学影响，建立具有意大利特色的史学研究的过程。“历史写作科学模式的出现是历史研究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源于19 世纪上半叶的德意志，并作为一种模式被国际上的各所大学接受。”这其中也包括1871 年建国的意大利。实证主义史学主导着这一时期的意大利史学，其核心理念是“历史是科学”。19世纪末意大利实证主义史学的基本史学主张需溯源到德国史学界。

在现代意大利史学史上，克罗齐是实证主义史学的首要对话者。围绕“历史是什么？”这一核心问题，克罗齐同实证主义者展开论辩。双方论辩的分歧在于如何界定历史在科学与艺术中的学术站位。实证主义者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历史是科学，不是艺术。德国史学理论家、历史学家德罗伊森与伯伦汉鲜明地概述了德国实证主义史学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德罗伊森1858年以大纲形式出版的《历史知识理论》阐明了历史的科学性：“科学方法可以按其研究的对象及人思考的特性，分为三类：（哲学、神学）玄思方法、物理的方法及历史的方法” ，而且“历史学的方法也必 须发展到与它同期的效力（Geltung）相配合的地步，使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一样，为人所不疑”。与此同时，德罗伊森将历史与艺术区分开来：“历史研究要成为一门学术，有它的条件；至少历史研究所追寻的要是真的（Wahr） ；因为不管是经验科学或玄思的学科，都在追求真” ，而“美与艺术，艺术的活动……是心灵感受的创作。它是意义的传达（如舞者表达对春的感受） ”。在德罗伊森看来，历史与艺术是对立的：历史求真，艺术求美；历史追求客观，艺术注重感受。

作为批判者，克罗齐并不是全盘反对实证主义史学传统，而是首先到这种传统中寻找可以汲取的学术资源，作为构建现代意大利史学文化的依据。在1883年宣读的《置于普遍艺术概念之下的历史学》一文中，可以发现克罗齐与实证主义传统之间的史学认知“交集”——历史学必须追求真实。在这个问题上，在现代意大利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史学代表者、法国的奥古斯特·孔德和德国的兰克分别从哲学和史学角度阐明了史学求真立场。在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中，求真立场体现在“实证”语词复合的五种涵义：与虚幻相反的真实；与无用相对的有用；与犹疑对立的肯定；与模糊对照的精确；与否定反义的肯定。孔德的观念影响了19世纪的历史学研究。追随孔德的实证主义史学家有亨利·托马斯·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1821—1862年） 、伊波利特·泰纳（Hippolyte Taine，1828—1893年）等。他们从地域、血缘、人种等自然因素角度解释历史，力图发现历史中的“普遍规律”。兰克史学成为实证主义史学的方法论典型，其求真观要旨为：“对事实的仔细观察、清醒的检验，力求科学的精密性”。遵循兰克观念的实证主义史学家主要从政治、外交角度解释历史，关注真实呈现历史上的“个体”，认为历史研究“只是要表明，过去究竟是怎样的”。实证主义作为一个总括性概念，具有追求真相与发现规律两重语义。实证主义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在从哲学移植到史学领域以及从法国移植到德国和意大利史学界过程中，这两重内涵经历了被选择的过程。克罗齐认为实证主义者“假设要建立全人类的规律，并从过去的生活推断出未来的生活，满足于这种无限自由的思想，将思想的秩序强加给事物的秩序，并在其中发展出一种占卜的力量”。这段文字表明克罗齐过滤掉了实证主义内涵中探索规律的维度。

但同实证主义者一样，克罗齐赞同并秉持历史学的求真追求。“历史只有一个职责：叙述事实；当我们说叙述事实时，也意味着事实必须准确地被收集和呈现，因为它们确实发生了”，保证“历史的准确性是历史学家绝对的和基本的职责”。在克罗齐命题“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中，“真”字的语义之一是，在历史研究中通过文献批判“求真”。这体现在谈到“非当代史”“过去史”转换为“当代史”的条件时，克罗齐指明：“它的条件是，历史建构的事实在历史学家脑海中震动，或者（用历史专业术语来说）历史学家可以理解自己面前的文献”。但是，克罗齐并未固守于实证主义传统中的这一合理资源，而是返本开新，以此为构建现代意大利史学文化的起点。

克罗齐的学术论证策略是，借助实证主义史学传统中居于非主流地位的因素——艺术，来解构其主流的、核心的观念——科学。克罗齐的论证顺序是由否定到肯定，即先否定“历史是科学” ，再肯定“历史是艺术”。克罗齐语境中“科学”的内涵是指自然科学。而且，“科学”这一名词需要作动词化理解，即“按照自然科学的思维”。“历史是科学”的准确语义是“按照自然科学思维理解的历史学”。在如何理解历史学问题上，这一命题体现了19世纪的实证主义者以自然科学思维置换人文主义思维的意图。在进行否证时，克罗齐并不否定历史研究的求真属性，否定的是当时德国和意大利学术界存在的“历史是科学”的史学观念。在克罗齐看来，历史探求个体性，关注个体和具体的事实，而科学追寻普遍性，关注的是在每个事实中重复出现的规律。历史与科学的任务不能置换，因此，历史不能成为科学。克罗齐以巴克尔的《英格兰文明史》为例说明了这一点：“巴克尔没有发现历史故事能满足他的科学意识，于是着手将历史变成一门科学，按照科学的要求，从大量事实中提取支配它们的规律。但巴克尔的名著现在逐渐被遗忘了”。巴克尔及其《英格兰文明史》中阐述的历史规律被史学界束之高阁。克罗齐认为，这是巴克尔错置或混淆历史与科学研究任务的结果。

克罗齐“历史是艺术”观念体现了他对实证主义史学的批判态度。在证明“历史是艺术”过程中，克罗齐给出了两个相应的论据。第一，历史是叙事，具有求真和求美两种属性。在克罗齐看来，历史除了求“真”外，还应该求“美”。“一般而言，艺术属于对事物的审美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历史除了被准确地建构起来之外，还应该从艺术上写得很好。在所使用的史学语言上，“史学唯一可能具有的艺术属性是，任何话语都必须以良好的散文表达”。这是历史与艺术在语言表现层面的融通。在书写风格上，克罗齐诸多作品也包括历史作品的文风是科学散文式的。由此可见，历史与艺术存在契合之处。克罗齐的前提假设是，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所有科学知识门类都与艺术有关联，都存在求“美”的层面。这个观点是克罗齐美学研究带来的启发。在《自我评论》中，克罗齐自述其“在尝试学习德国美学之后，对这个主题（指历史与科学关系问题）的沉思始终萦绕在脑海中。因此在思考中将历史问题同艺术问题重新联系起来，是顺理成章的”。克罗齐在1893年之后的史学理论思考与历史研究实践都基于这种学术理念。

第二，历史与艺术都是实在的表现。在表现实在的手段及其本质上，历史与艺术呈现双向奔赴的状态，“历史学家倾向于以与艺术家相同的丰满度来表现他的对象”。除上述语言层面之外，历史与艺术的融通还体现在，非语言的艺术表现形式所具有的史学效用，“史学也可以通过我们上面提到的具象艺术来表现自己。在这方面，史学会不时地进入绘画（肖像、历史绘画）和雕塑（纪念雕塑）等领域”。以艺术形态呈现的路易·大卫的一幅罗马历史画作、围绕某个主题的一座华丽的古老建筑等，也具有“史学”价值。因此，“历史作为真实发生事件的表现，本质上也是一个艺术过程”，“历史可以被定义为：以真实发生的事件为对象的艺术创作”。另一方面，艺术同样具有史学意涵，“艺术描绘事物的观念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在这种意义上，艺术可以确证历史”。艺术表现实在的方式包括诗歌词句、音乐和弦和不同体裁的绘画、建筑等。这些艺术表现形式除了能够产生感官刺激、带来愉悦之外，本质上也是精神的表现，其中承载着不同艺术体裁蕴含的历史观念。荷马史诗、但丁喜剧、希腊寺庙、哥特式教堂等艺术形式，以美的形式表现真实事物或事件，可以看作历史的艺术表现。克罗齐1899年出版的《1799年那不勒斯革命》是这一学术理念的体现。在克罗齐早期的历史著作中，《1799年那不勒斯革命》的成文是最早的，是由克罗齐1887年至1896年期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集结出版的。在这部以意大利1799 年那不勒斯革命为主题的历史研究著作中，除了语言上的叙述与论证之外，克罗齐在其中还援引了总计174 副各种题材的艺术插图并分别注释。这里以其中第174 副插图《1799年那不勒斯革命百年纪念章模型》为例说明。克罗齐为这幅插图做的注释是：“倒下的、被困住的那不勒斯共和国用手臂靠在自由女神像上。他站在倒下 的象征树旁，带着痛苦和崇敬的神情看着挂在一排绞刑架上的那不勒斯爱国者的尸体”。这幅插图以艺术形式呈现了1799年那不勒斯资产阶级革命以失败告终的历史结果。克罗齐以艺术形式表现这一历史事件的用意在于，赞颂那不勒斯革命者为追求自由进步做出的牺牲，保存那不勒斯爱国者的历史记忆。需要明确的是，克罗齐“历史是艺术”观念并非将历史与艺术等同或混同，而是在意识到两者差异的基础上，从强调历史与艺术联系的基础上立论的。

在这一阶段，以克罗齐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史学兴起过程中，批判并解构了源于19世纪的德国并在现代意大利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史学。在这一时期，金蒂莱是克罗齐批判实证主义的学术搭档，两人1903年合作创办《批判》杂志。这一学术合作一直持续至1924年。1924年马泰奥蒂事件使克罗齐明确了批判法西斯主义的立场。意大利法西斯时期，金蒂莱担任墨索里尼内阁教育部长。1925年，克罗齐加入自由党，金蒂莱加入法西斯党。两人政治立场的对立，影响了法西斯时期意大利的史学生态。

意大利建国后40余年里，自由主义制度危机重重，“19世纪90年代的危机将意大利的政治体系带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这一背景下，金蒂莱从学术上阐述其极权主义伦理国家观念。金蒂莱国家观念意在促进意大利政治复兴，并证明法西斯主义制度引领意大利政治复兴的能力。这种国家观念的两个关键词是行动和自由，“绝对的行动是自由的前提条件”。金蒂莱宣称，法西斯主义是整合行动与自由的新方式。就行动而言，金蒂莱意谓：意大利人的责任感在于推动现代世界的发展，因而意大利人需要拓展行动的能力、拓展塑造世界面貌的能力。在国家治理方面，金蒂莱将实行暴力、破坏行动的法西斯行动队看作现代意大利国家建构的积极力量。“法西斯’行动队’实际上是一个尚未诞生但正在形成的国家的有生力量。初期，法西斯’行动主义’违反了旧制度的法律，因为它决心超越与法西斯主义向往的民族国家不相容的旧制度。”在对外关系方面，金蒂莱的行动主义哲学“实际上是鼓吹意大利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的社会沙文主义宣言，反映了其组织者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而金蒂莱所谓的自由，要求国家的权限潜在地是无限的，将国家看作人民集体行动与自由价值的体现；国家相对于人民是至高无上的，是人民绝对忠诚与服从的政治制度。这个意义上的自由只是金蒂莱证明其国家观念伦理正当性的画皮。在本质上，金蒂莱的国家观念是极权主义的。“一战”后，意大利国内经济生活紊乱、政治治理低效，在巴黎和会上由于英法阻挠所获无几，遭遇外交失败。这一系列现实与意大利民众对治理有序的国家、强大国家的期待形成反差。金蒂莱国家观念在这方面满足了民众对意大利国家理想构图的期望。因此，在法西斯时期，金蒂莱国家观念的影响是虹吸式的，在意大利占据主导地位。

与金蒂莱国家观念相对，克罗齐阐述了自由主义伦理国家观念，试图为在意大利陷入危机、在欧洲遭遇法西斯主义威胁的自由主义制度寻找出路。克罗齐将国家划分为伦理和政治两个阶段。伦理是国家建构追求的道德理想，政治是现实国家治理的政治实况。这两个阶段之间存在张力甚至矛盾。克罗齐将伦理作为国家的首要认同标识：“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只是政治活动的一部分，甚至是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在政治活动中，还必须包括我们对同胞获得的道德权威，给他们提供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教导和劝诫”。克罗齐将自由与统一看作基本的国家伦理：“要求自由与祖国的统一，促进一种尊重其他民族的爱国主义，将国家看作一个包含所有公民的实体。”与金蒂莱以排他性为基础的自由和以民族主义与对外扩张为底色的国家观不同，克罗齐的自由以全体公民为政治代表，其爱国以尊重其他国家命运为前提。“在1911年和1912年之间，自由主义的政府采取了一项非常重要的行动，即扩大选举权。这是意大利生活过去十年中所开启和采取行动的印记。” 1935年至1936年，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这场侵略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墨索里尼的声望和意大利民众对法西斯政权的支持态度。克罗齐在历史研究中针锋相对地批判了这种民族主义心态：“这种心理倾向与一个历史时代有关，而与特定的民族无关。这种心理倾向存在的普遍性，表明了一种深刻的、严重的病态”。

1938 年，法西斯议会讨论并批准《种族法》，意大利仿效德国推行种族主义政策，排斥犹太人。克罗齐认为，《种族法》不仅是意大利犹太人共同体的浩劫，也是整个意大利社会道德病态的表现。克罗齐对此做出的回应是，在历史研究中强调意大利犹太人团体对民族复兴运动和在公共生活领域的贡献，赞扬意大利政府的自由主义政策。克罗齐断言这种政策体现的“自由主义思想不可超越，因为与这种自由主义思想相吻合的道德理想无法被超越。”在国家观念层面，克罗齐通过历史书写表达了对法西斯政权和法西斯知识分子的政治和道德抗议。

对法西斯时期的意大利来说，“一战”是最近的过去，有关“一战”的历史解释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1928年，金蒂莱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法西斯主义的哲学基础》，克罗齐同年出版历史学研究著作《1871—1915年意大利史》。金蒂莱与克罗齐在历史解释中共同关注1915年意大利参加“一战”这一历史事件，不仅呈现了不同的战争观念，也体现了二者史学观念的对立。

在金蒂莱看来，战争是克服意大利自由制度危机的必要手段。1871年以来意大利议会中右翼与左翼的势力划分与对立，1876年右翼倒台、左翼上台以及“一战”前“中立主义者”与“干涉主义者”的对立与争论，都是这一危机的表现。“对意大利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深刻精神危机的解决方案。意大利人在感受到和评价这场战争很久之前，就已经具有战争意志和战争行为了。……进行战争，最终目的是为了使意大利民族接受血的考验。只有战争的考验才能使所有意大利公民在一个思想、一种激情、一个希望中团结起来。”通过主导意大利教育改革，金蒂莱这种彰显战争必要性的观点能够在意大利社会找到共情和认同的空间。在此基础上，战争成为法西斯时期意大利国家的必然选择。金蒂莱认为，墨索里尼及其领导的法西斯运动是将战争由观念转变为行动的关键：“一个新的（指法西斯）国家诞生了。我们的战士、我们真正的战士，那些决心发动我们的战争并完全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的战士，很幸运地找到了一个能够用语言表达他们心中所想的事情，并且能够在骚乱中让这些话为众人周知的人，作为他们的领袖。”由此可见，金蒂莱的战争观念不仅是追述意大利参加“一战”的历史解释，也是意大利未来参加战争的指南。

1915年5月24日，意大利议会通过了战时授予政府全权的宣战法案，加入协约国阵营。在《1871—1915年意大利史》中，克罗齐充满敬意地叙述了“一战”之前的意大利历史，“ 1870年完成的国家和政治任务令人钦佩。外国人对此的钦佩甚于意大利人。（他们说）这样的任务只有大胆而又明智、理想而又现实的意大利天才才能勾勒和完成”。关于意大利参加“一战” ，克罗齐认为它削弱了意大利的自由民主制度。这场战争的消极影响的体现在：“人民的意志或以人民名义讲话的团体的意志，被置于议会的意志之上。……对国民法律代表权的这种损害，当时很少有人注 意。战争的旋风使人们忽略了这一点”。这是克罗齐在历史研究中表达的反战立场，也是对法西斯政权当时鼓动的战争狂热心态的批判。在“一战”性质上，克罗齐的认识明确：“这场战争……是一场政治战争，涉及大国关系、霸权和殖民扩张。”在经历了战争之后，克罗齐依然展望了意大利与世界和平的未来前景：“我们内心深处仍然期待着一个世界出现，像1914年战争前我们生活了几十年的世界那样延续：一个和平、努力、国家和国际合作的世界。”在“一战”后果、性质和意大利未来诸问题上，克罗齐在历史书写中均给出了不同于金蒂莱的回答。反对战争不仅是克罗齐的历史观念，也是他与法西斯政权对立的现实政治态度。1939年5月，意大利与德国签订《钢铁条约》。克罗齐当即批判法西斯政权牺牲意大利利益换取所谓盟友的政策并揭露了德国的伪善性。1943年10月10日，意大利已经公布停战协定。但德国仍继续侵略意大利，占领了意大利大部分领土。在历史现实中，这一切给意大利造成了极大破坏和恐怖氛围。在史学研究层面，“二战”在意大利造成的后果证伪了金蒂莱的战争观念，证明了克罗齐战争观念的合理性。

在法西斯时期，金蒂莱法西斯主义史学是意大利官方史学的代表。克罗齐坚持以历史研究为抵抗法西斯政权的“武器”，“《1871—1915年意大利史》必然要被看作最重要的抵制法西斯主义的行动，可能是最成功的行动”。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克罗齐史学观念，反映了意大利反法西斯力量的历史自觉意识和担当精神。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克罗齐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起过程中的重要人物。1895年至1900年，是克罗齐学术生涯中的马克思主义时期。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Antonio Labriola，1843—1904年）影响下，克罗齐研究马克思主义，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1900年，克罗齐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研究专著《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出版。克罗齐这部著作试图全面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克罗齐在其中阐释的内容包括：唯物史观的内涵，唯物史观对于经济学的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的解释，马克思的价值和利率理论。除了从学理角度分析唯物史观外，克罗齐还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角度评价了拉布里奥拉等学者的相关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克罗齐影响了葛兰西。欧内斯特·卡塞塔指出：“没有克罗齐的话，我们不能理解葛兰西”。克罗齐与葛兰西之间的关系，可以这样来概括：克罗齐是葛兰西思想及其代表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过程中的一环。

葛兰西从学术研究角度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克罗齐在现代意大利思想文化运动中处于引领性地位的原因。葛兰西认为其中有伦理的、哲学的和文体的三个方面的原因。在伦理方面，克罗齐在战争前后表现出宁静平和的性格和学术态度。在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许多知识分子失去理智，不知道如何在普遍的混乱中定位自己。克罗齐始终保持着平静，相信邪恶势力不会占据上风，历史会朝着理性的方向发展。“克罗齐受欢迎最重要的因素是他自己的思想和固有的思维方法。克罗齐比任何思辨哲学家都更坚持自己的哲学生活。”克罗齐精神哲学体现他的学术思想， 也是他在现实世界中的行动指南。克罗齐哲学既具思想性，也注重常识，没有严肃刻板的学术文风。在文体方面，葛兰西认为克罗齐是伽利略之后诞生的意大利科学散文大师。克罗齐具有人格吸引力，学术思想上有自己的风格，学术写作言之有物、文笔流畅。这些学者特质也是克罗齐对葛兰西的影响所在。

克罗齐研究马克思主义但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最终成为对话者。这其中存在政治观点、阶级立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等多个方面的原因。从历史解释方面看，克罗齐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学术对话的原因在于，他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做出的历史解释主要是经济的，忽略了历史中的伦理道德维度。葛兰西认为克罗齐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认知并不准确，因此在自己的实践哲学研究中对克罗齐观点进行批判性反思。但葛兰西的相关学术文本因他曲折的人生与革命斗争经历，延宕至他逝世11年后才得以出版。1926年11月8日，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和意共领导人葛兰西被法西斯警察逮捕，1928年6月被法西斯特别法庭判处二十年监禁。葛兰西在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主编的共产主义刊物《新秩序》发表了一部分狱中通信，表达了对克罗齐观点的批判。1929年至1935年，葛兰西在法西斯监狱中完成《狱中札记》。1937年，葛兰西逝世。直至1948年，葛兰西《狱中札记》才正式出版，包含六卷专题著作，分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克罗齐哲学》《知识分子和文化组织》《民族复兴运动》《关于马基雅维利、政治与现代国家的笔记》《文学和民族生活》《过去和现在》。这六卷葛兰西后期著作中，《历史唯物主义和克罗齐哲学》系统地评判了克罗齐学术中的“活东西”与“死东西” 。在分析论证过程中，葛兰西始终注重克罗齐伦理政治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观之间的关系。

1900年之后，伦理政治史观成为克罗齐史学的核心理念，其要义是强调历史中人类的伦理、道德层面，“一个民族历史的真正实质，一种重要和卓越历史的实质，是伦理和道德史。它在高尚的意义上是政治史”。克罗齐认为欧洲传统史学只关注军事、外交和经济层面，忽视了人类历史中的伦理道德维度。按照这种传统书写历史，能够表现人类的军事、外交和经济历程，但不能进一步解释推动这些历程演变的内在因素。“从1922年末到1923年初，克罗齐正在写作《那不勒斯王国史》。这本书提供了克罗齐伦理政治史的第一个例证。在一个民族生活与解释他们历史过程中，克罗齐强调道德与观念的力量。”在历史书写中，克罗齐追求的伦理道德价值是爱国、自由、统一和进步。在历史解释上，克罗齐伦理政治史观的特点是内在化与整体化。所谓内在化，就是在精神层面、非物质层面追溯历史现象和进程的原因。整体化也是精神领域之内的整体视角。克罗齐学术研究涉及美学、哲学、伦理学等诸多学科。这些学科视角也是克罗齐书写历史、呈现历史的诸多视角。在克罗齐史学研究中，历史中的美学维度、哲学维度、伦理维度等都相对全面地呈现出来，以此趋向于整体化的历史解释视角。克罗齐在历史解释中强调伦理道德等内在性因素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克罗齐持这种态度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唯心主义哲学观念。

克罗齐伦理政治史观的学术初衷之一，是阐述一种体现现代意大利史学界自主性历史观念。这种学术自主性的表现方式是，克罗齐对由外部传入意大利的众多学术思潮及其史学效应的反思态度。因此，克罗齐在阐述伦理政治史观时，反思了在西方学术思潮语境中形成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例如，在评析意大利南方历史研究状况时，克罗齐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我们必须非常小心，不要从伦理政治史过渡到经济社会史。要认真提防在经济社会史中寻找其中并不存在的历史运动和民族道德的企图。历史运动和民族道德体现在伦理政治史中，应该在伦理政治史中寻求。”在克罗齐看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一种泛经济史观，力图用经济因素解释一切历史现象。在此，克罗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经济因素的重视。这是克罗齐认识中合理的一面。但克罗齐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的经济范畴泛化为解释一切历史现象的概念。这是克罗齐从其唯心主义哲学立场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做出的强制阐释。

葛兰西注意到克罗齐马克思主义认知中存在的这一局限。葛兰西在研究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强调上层建筑尤其是意识形态在历史解释中的作用。从这一立场出发，葛兰西批判了克罗齐的上述观点。葛兰西指出，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但并不忽视文化道德等上层建筑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就当时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学来说，葛兰西认为，历史中的文化、伦理维度与经济维度是同样必要的：“这里要讨论的最重要问题是：实践哲学是否排斥伦理政治史……可以说，实践哲学不仅不排斥伦理政治史，而且在其最新发展阶段中断言，文化事实、文化活动与纯经济和纯政治领域的相关事实同样必要”。在葛兰西看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批判的是将历史归结为纯粹伦理政治史的做法，但并未否定历史中的伦理政治维度。在葛兰西的分析中，克罗齐认定马克思主义史观排斥伦理政治因素是由克罗齐武断的学术研究态度导致的。

关于20世纪初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现状，克罗齐持否定态度。这一态度体现在他1911年2月发表的《社会主义的消亡》文章中。在这篇文章中，克罗齐对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做出的学术判断是：“现在，正如我所说的，社会主义已经消亡”。克罗齐在文章中多次重复这句话。学术界研究也引用或转述克罗齐这句话的意思，来说明克罗齐对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克罗齐在重复这句话的过程中，解释了他理解的“已经消亡的”社会主义种类及其消亡原因。按克罗齐的解释，已经消亡的社会主义是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社会主义；这两种类型的社会主义消亡的阶级根源是，它们日益失去工人阶级的支持。即随着工人阶级福利待遇改善和工会对工人运动的管理，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支持日益减弱。尽管克罗齐对自己的观点 有进一步解释，但他对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负面评价令他的老师拉布里奥拉和很多社会活动家失望。

葛兰西分析了克罗齐持有这种态度的根本原因，“克罗齐与其说反对实践哲学，不如说是反对历史经济主义这一已经渗透到传统世界观中的实践哲学元素”。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前途问题上，与克罗齐相反，葛兰西持肯定和乐观态度。这基于他的下述认知：“马克思从思想上开启了一个历史时代。这个时代可能会持续几个世纪，直至政治社会消失和规范社会诞生”。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克罗齐哲学》中，葛兰西以自己的研究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的生命力。

在葛兰西逝世后出版的《狱中札记》中对克罗齐的批判，呼应了当时意大利社会批判克罗齐的现实需求。1943年是现代意大利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关键时间节点。法西斯政权覆灭后，1943年至1946年，是意大利历史上的“政治间歇期”，意大利学界和政界就意大利国家未来应该采取何种政治体制问题展开辩论。在这场政治辩论中，导致克罗齐遭到批判的缘由主要是他对意大利国王的态度。意大利知识分子认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和意大利在战争中遭到的破坏，意大利国王难辞其咎。因此，在继续坚持自由主义政治体制基础上，立即废除国王统治，是意大利学界的一种强势声音。在这个问题上，克罗齐赞同延续自由主义政治体制，但不支持立即废除国王，认为应该在意大利王室嫡系成员中选举一位德才兼备者担任摄政，以帮助意大利渡过“政治间歇期” ，完成向自由主义政治体制的过渡。M.E.莫斯就此总结了克罗齐的立场： “克罗齐是保守的自由党的领导人，是一位哲学唯心主义者而非唯物主义者。……我们确实看到，克罗齐支持君主政体和有产阶级。”克罗齐政治上的保守立场引起意大利青年知识分子的不满。在葛兰西的“克罗齐批判”与意大利社会不满心态两种因素“合力”的作用下，在1943年之后，克罗齐史学观念在意大利遭到批判。需要指出的是，克罗齐与葛兰西关系，不是只有区别，还有联系。葛兰西与克罗齐之间的上述关联，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学术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