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4丨张作成：《克罗齐史学观念解析》

国际国内学术界在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哲学、美学、政治哲学研究方面已取得主要成果，但在克罗齐史学观念的分析上仍留有学术拓展空间。学术界现有研究的主要方法是依据文本阐释克罗齐命题，鲜见对克罗齐史学观念进行整体解释的学术成果。克罗齐史学观念是在与现代意大利学术界存在的实证主义、法西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史学思潮对话与论辩过程中产生的。学术界既有研究分别探讨了促进克罗齐史学观念形成的这三个维度。海登·怀特在《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解读了克罗齐史学观念并且发表了相关论文。怀特被称为“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学术界最有影响的克罗齐研究者”。怀特按下述方式概述克罗齐史学观念：“克罗齐坚持认为，历史不‘教导’任何东西；历史理论唯一可以合理教导的是：历史提供关于过去的信息，但历史无法说明世界的真实本质”。怀特认为克罗齐虽是实证主义传统的批判者，但在历史知识属性问题上的立场与实证主义观点没有本质区别。大卫·罗伯茨指出了怀特研究对克罗齐的误解。克罗齐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问题。切斯特·麦克阿瑟·德斯特勒等学者认为，克罗齐的相对主义学术立场为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提供了学术基础。这模糊了克罗齐、金蒂莱在政治立场与学术观点上的差异，将自由主义者克罗齐与法西斯主义者金蒂莱等量齐观。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克罗齐史学观念形成中的一个阶段。但学术界研究还未充分探讨克罗齐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中的地位。就克罗齐史学研究主题而言，学术界已有研究取得的成就为本文研究提供了问题意识和文献基础，其中存在的有待探讨之处也启发了本文的问题设置和论证思路。在上述成果基础上，本文以克罗齐史学作品为基础，历时性和整体性地阐释克罗齐同实证主义、法西斯主义、马克思主义诸种史学思潮之间的互动过程，在呈现克罗齐与 各种思潮主要学者进行对话和产生纠葛的过程中，分析和细化克罗齐史学观念及其影响。

克罗齐学术生涯是从历史学研究开始的。克罗齐的精神哲学体系，以其历史学研究为基础，贯穿着他对历史学的理论思考。关于19世纪中叶以来欧洲学术界探讨的“历史是什么？”问题，遵循实证主义传统的德国学者认为“历史是科学” ，历史学知识只能求真，不能求美。克罗齐1893年给出了“历史是艺术”的回答。这不是对历史学求真本性的否定，而是在肯定历史学求真本性基础上，强调历史兼具求美属性。克罗齐在批判与超越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基础上得出这一学术认知。

1893年3月5日，克罗齐在彭塔尼亚学院宣读《置于普遍艺术概念之下的历史学》。这篇文章收入克罗齐《早期论文集》并作为其中的开篇之作。它表达了克罗齐对历史学的核心理论思考。这些理论思考也是贯穿他学术生涯的基本史学立场。1899 年，克罗齐的历史学研究著作《1799年那不勒斯革命》出版。1902年，克罗齐精神哲学系列著作第一部《美学的理论》出版。1915年，《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德文版出版。1917年，该书的意大利文版出版。该书是克罗齐精神哲学系列著作的第四卷，标志着克罗齐精神哲学体系建构的完成。这些著述体现了克罗齐史学的基本理念。

1871年至1922年是现代意大利国家历史学的萌生时期，也是意大利史学界开始过滤外来的实证主义史学影响，建立具有意大利特色的史学研究的过程。“历史写作科学模式的出现是历史研究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源于19 世纪上半叶的德意志，并作为一种模式被国际上的各所大学接受。”这其中也包括1871 年建国的意大利。实证主义史学主导着这一时期的意大利史学，其核心理念是“历史是科学”。19世纪末意大利实证主义史学的基本史学主张需溯源到德国史学界。

在现代意大利史学史上，克罗齐是实证主义史学的首要对话者。围绕“历史是什么？”这一核心问题，克罗齐同实证主义者展开论辩。双方论辩的分歧在于如何界定历史在科学与艺术中的学术站位。实证主义者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历史是科学，不是艺术。德国史学理论家、历史学家德罗伊森与伯伦汉鲜明地概述了德国实证主义史学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德罗伊森1858年以大纲形式出版的《历史知识理论》阐明了历史的科学性：“科学方法可以按其研究的对象及人思考的特性，分为三类：（哲学、神学）玄思方法、物理的方法及历史的方法” ，而且“历史学的方法也必 须发展到与它同期的效力（Geltung）相配合的地步，使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一样，为人所不疑”。与此同时，德罗伊森将历史与艺术区分开来：“历史研究要成为一门学术，有它的条件；至少历史研究所追寻的要是真的（Wahr） ；因为不管是经验科学或玄思的学科，都在追求真” ，而“美与艺术，艺术的活动……是心灵感受的创作。它是意义的传达（如舞者表达对春的感受） ”。在德罗伊森看来，历史与艺术是对立的：历史求真，艺术求美；历史追求客观，艺术注重感受。

作为批判者，克罗齐并不是全盘反对实证主义史学传统，而是首先到这种传统中寻找可以汲取的学术资源，作为构建现代意大利史学文化的依据。在1883年宣读的《置于普遍艺术概念之下的历史学》一文中，可以发现克罗齐与实证主义传统之间的史学认知“交集”——历史学必须追求真实。在这个问题上，在现代意大利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史学代表者、法国的奥古斯特·孔德和德国的兰克分别从哲学和史学角度阐明了史学求真立场。在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中，求真立场体现在“实证”语词复合的五种涵义：与虚幻相反的真实；与无用相对的有用；与犹疑对立的肯定；与模糊对照的精确；与否定反义的肯定。孔德的观念影响了19世纪的历史学研究。追随孔德的实证主义史学家有亨利·托马斯·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1821—1862年） 、伊波利特·泰纳（Hippolyte Taine，1828—1893年）等。他们从地域、血缘、人种等自然因素角度解释历史，力图发现历史中的“普遍规律”。兰克史学成为实证主义史学的方法论典型，其求真观要旨为：“对事实的仔细观察、清醒的检验，力求科学的精密性”。遵循兰克观念的实证主义史学家主要从政治、外交角度解释历史，关注真实呈现历史上的“个体”，认为历史研究“只是要表明，过去究竟是怎样的”。实证主义作为一个总括性概念，具有追求真相与发现规律两重语义。实证主义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在从哲学移植到史学领域以及从法国移植到德国和意大利史学界过程中，这两重内涵经历了被选择的过程。克罗齐认为实证主义者“假设要建立全人类的规律，并从过去的生活推断出未来的生活，满足于这种无限自由的思想，将思想的秩序强加给事物的秩序，并在其中发展出一种占卜的力量”。这段文字表明克罗齐过滤掉了实证主义内涵中探索规律的维度。

但同实证主义者一样，克罗齐赞同并秉持历史学的求真追求。“历史只有一个职责：叙述事实；当我们说叙述事实时，也意味着事实必须准确地被收集和呈现，因为它们确实发生了”，保证“历史的准确性是历史学家绝对的和基本的职责”。在克罗齐命题“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中，“真”字的语义之一是，在历史研究中通过文献批判“求真”。这体现在谈到“非当代史”“过去史”转换为“当代史”的条件时，克罗齐指明：“它的条件是，历史建构的事实在历史学家脑海中震动，或者（用历史专业术语来说）历史学家可以理解自己面前的文献”。但是，克罗齐并未固守于实证主义传统中的这一合理资源，而是返本开新，以此为构建现代意大利史学文化的起点。

克罗齐的学术论证策略是，借助实证主义史学传统中居于非主流地位的因素——艺术，来解构其主流的、核心的观念——科学。克罗齐的论证顺序是由否定到肯定，即先否定“历史是科学” ，再肯定“历史是艺术”。克罗齐语境中“科学”的内涵是指自然科学。而且，“科学”这一名词需要作动词化理解，即“按照自然科学的思维”。“历史是科学”的准确语义是“按照自然科学思维理解的历史学”。在如何理解历史学问题上，这一命题体现了19世纪的实证主义者以自然科学思维置换人文主义思维的意图。在进行否证时，克罗齐并不否定历史研究的求真属性，否定的是当时德国和意大利学术界存在的“历史是科学”的史学观念。在克罗齐看来，历史探求个体性，关注个体和具体的事实，而科学追寻普遍性，关注的是在每个事实中重复出现的规律。历史与科学的任务不能置换，因此，历史不能成为科学。克罗齐以巴克尔的《英格兰文明史》为例说明了这一点：“巴克尔没有发现历史故事能满足他的科学意识，于是着手将历史变成一门科学，按照科学的要求，从大量事实中提取支配它们的规律。但巴克尔的名著现在逐渐被遗忘了”。巴克尔及其《英格兰文明史》中阐述的历史规律被史学界束之高阁。克罗齐认为，这是巴克尔错置或混淆历史与科学研究任务的结果。

克罗齐“历史是艺术”观念体现了他对实证主义史学的批判态度。在证明“历史是艺术”过程中，克罗齐给出了两个相应的论据。第一，历史是叙事，具有求真和求美两种属性。在克罗齐看来，历史除了求“真”外，还应该求“美”。“一般而言，艺术属于对事物的审美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历史除了被准确地建构起来之外，还应该从艺术上写得很好。在所使用的史学语言上，“史学唯一可能具有的艺术属性是，任何话语都必须以良好的散文表达”。这是历史与艺术在语言表现层面的融通。在书写风格上，克罗齐诸多作品也包括历史作品的文风是科学散文式的。由此可见，历史与艺术存在契合之处。克罗齐的前提假设是，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所有科学知识门类都与艺术有关联，都存在求“美”的层面。这个观点是克罗齐美学研究带来的启发。在《自我评论》中，克罗齐自述其“在尝试学习德国美学之后，对这个主题（指历史与科学关系问题）的沉思始终萦绕在脑海中。因此在思考中将历史问题同艺术问题重新联系起来，是顺理成章的”。克罗齐在1893年之后的史学理论思考与历史研究实践都基于这种学术理念。

第二，历史与艺术都是实在的表现。在表现实在的手段及其本质上，历史与艺术呈现双向奔赴的状态，“历史学家倾向于以与艺术家相同的丰满度来表现他的对象”。除上述语言层面之外，历史与艺术的融通还体现在，非语言的艺术表现形式所具有的史学效用，“史学也可以通过我们上面提到的具象艺术来表现自己。在这方面，史学会不时地进入绘画（肖像、历史绘画）和雕塑（纪念雕塑）等领域”。以艺术形态呈现的路易·大卫的一幅罗马历史画作、围绕某个主题的一座华丽的古老建筑等，也具有“史学”价值。因此，“历史作为真实发生事件的表现，本质上也是一个艺术过程”，“历史可以被定义为：以真实发生的事件为对象的艺术创作”。另一方面，艺术同样具有史学意涵，“艺术描绘事物的观念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在这种意义上，艺术可以确证历史”。艺术表现实在的方式包括诗歌词句、音乐和弦和不同体裁的绘画、建筑等。这些艺术表现形式除了能够产生感官刺激、带来愉悦之外，本质上也是精神的表现，其中承载着不同艺术体裁蕴含的历史观念。荷马史诗、但丁喜剧、希腊寺庙、哥特式教堂等艺术形式，以美的形式表现真实事物或事件，可以看作历史的艺术表现。克罗齐1899年出版的《1799年那不勒斯革命》是这一学术理念的体现。在克罗齐早期的历史著作中，《1799年那不勒斯革命》的成文是最早的，是由克罗齐1887年至1896年期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集结出版的。在这部以意大利1799 年那不勒斯革命为主题的历史研究著作中，除了语言上的叙述与论证之外，克罗齐在其中还援引了总计174 副各种题材的艺术插图并分别注释。这里以其中第174 副插图《1799年那不勒斯革命百年纪念章模型》为例说明。克罗齐为这幅插图做的注释是：“倒下的、被困住的那不勒斯共和国用手臂靠在自由女神像上。他站在倒下 的象征树旁，带着痛苦和崇敬的神情看着挂在一排绞刑架上的那不勒斯爱国者的尸体”。这幅插图以艺术形式呈现了1799年那不勒斯资产阶级革命以失败告终的历史结果。克罗齐以艺术形式表现这一历史事件的用意在于，赞颂那不勒斯革命者为追求自由进步做出的牺牲，保存那不勒斯爱国者的历史记忆。需要明确的是，克罗齐“历史是艺术”观念并非将历史与艺术等同或混同，而是在意识到两者差异的基础上，从强调历史与艺术联系的基础上立论的。

在这一阶段，以克罗齐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史学兴起过程中，批判并解构了源于19世纪的德国并在现代意大利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史学。在这一时期，金蒂莱是克罗齐批判实证主义的学术搭档，两人1903年合作创办《批判》杂志。这一学术合作一直持续至1924年。1924年马泰奥蒂事件使克罗齐明确了批判法西斯主义的立场。意大利法西斯时期，金蒂莱担任墨索里尼内阁教育部长。1925年，克罗齐加入自由党，金蒂莱加入法西斯党。两人政治立场的对立，影响了法西斯时期意大利的史学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