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哈里·德赛是哈佛大学Edmond J. Safra道德伦理中心研究员。他与合作研究员弗朗西丝卡·吉诺让受试者做了经典的心理游戏，受试者可以控制其他人赚到的钱，如果受试者说谎，自己得到的钱就更多。一半参与者所在的房间放有儿童玩具，或者需要参与儿童活动。
研究结果显示，如果身边有泰迪熊、蜡笔等让人联想到儿童的物品，成年人作弊的可能性会降低，且更加倾向于做出“亲社会”行为。两位研究员由此得出结论：在泰迪熊面前，成年人更道德。
德赛：我们从所有的实验室研究里发现，如果受试者身边有玩具，或者在进行看动画片等儿童活动，欺骗者人数会下降近20%。在几项研究中，我们让参与者玩填字游戏。受到儿童物品或活动影响的参与者，填出“纯洁”“美德”等“道德”词语的可能性大大高于对照组。另外，有儿童相关事物在身边时，受试者即使不会感到特别快乐，也会表现得更好。
HBR：我们往往觉得这种实验室里的游戏跟现实毫无关系。你怎么从这个实验推断出现实中的人也会表现得更好？
我在哈佛道德伦理中心的上司拉里·莱西希（Larry Lessig）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直接问我：“你能论证现实中也有这种效应吗？”于是我们用KLD庞大的公司信息数据库与公司位置信息进行对照，发现在公司总部方圆2英里的范围内，如果有5家以上托儿所、幼儿园等机构，公司慈善捐助的数目有明显提升。
你是怎么把慈善捐助跟附近的托儿所数目联系在一起的？影响慈善捐助的因素有很多。
我们进行了回归分析，控制了公司规模、运营时间、风险、业务表现等因素。另外我们还控制了各公司所在地的人口密度变量，因为研究显示，人口密度非常高的地区，人们较为吝啬。排除了这些因素的影响，公司所在地的托儿所和幼儿园越多，它们对慈善活动就越积极。这是个令人兴奋的发现。实验结果在现实中得到验证再好不过了。
你认为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主要的假设是纯洁。与儿童有关的事物会在不知不觉中激发我们的善念，促使我们保持纯洁状态，不想玷污这种纯洁。比如身为父母，你在孩子面前的表现会不一样，不怎么说脏话，也不希望别人说脏话。我们发现，不一定需要孩子在场，与孩子有关的概念也会让我们产生善念。
区区几支蜡笔就足以改变复杂的成年人行为，这好像不太可能吧。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灵长类生物都是这样的。雄性短尾猿利用这一点，带着幼崽在族群中鼓励互相梳毛等合作行为。神经学方面的研究显示，人在面对儿童的时候，大脑会分泌催产素，而催产素与亲社会行为有关。
在场的玩具是适合幼儿的还是大一些的儿童的，这一点有影响吗？
这个我们也费了一番功夫。我们尝试过让人联想起从婴幼儿到八九岁儿童的事物，可以保证这个范围内的事物有作用，但超过这个范围的影响，我们就不知道了。
这个研究成果有什么实际应用？我们是不是应该在会议室和工作区放上儿童玩具？
我们建议在公司区域中设立托儿所设施。这样不仅能让家长更放心，也会对员工的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形成一种更加注重道德的氛围。
而且你说的对，在办公室放上儿童图片可能会鼓励人们做得更好，也可以把电梯间里无聊的轻音乐换成儿童音乐。工作时用彩色墨水，或者用彩色字体发送工作信息，会不会让我们的行为更符合道德标准？我不确定，有这个可能。
你还打算把这项研究扩展至哪些领域？
目前我们所有的研究都关注的是金融、伦理和亲社会行为，我们还想看看非金融领域。与不同种族儿童相关的事物能否促进多元化，减少歧视和刻板印象？另一个方向是看看儿童特征是否会产生影响。
儿童有一定的外在特征：大眼睛、宽额头、小下巴、圆润体型。我们会不会下意识地认为，娃娃脸CEO领导的公司搞欺诈和污染环境的可能性较低？我觉得这是负面影响。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市场营销中。我们看到很多广告以怪异的方式展示儿童，比如婴儿喝苏打水，老香烟广告上孩子们讨论父亲抽的香烟牌子，走路摇摇晃晃的小孩子用刮胡刀。某家快餐连锁店的标志是个扎辫子的小女孩。有了这项研究，我们是不是能理解这些广告可能产生的影响？
斯里哈里·德赛 | 访 蒋荟蓉 |译 牛文静 | 校 万艳 | 编辑
原文参见《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17年8月《在泰迪熊面前 成年人更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