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黎人源
（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拙文《
追寻“正统”：华南岛屿社会的主体化实践
》（发表于《开放时代》2024年第6期），脱胎于本人的博士论文。今借撰写“作者札记”之机，补缀该文的思考轨迹与未尽之意。
大抵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就像摊千层饼，每次调研都是对既往田野经验的反思性叠加。论文的写作，则是不断往返于理论思考和田野调查之间的行行重行行。正是这般研究历程，使得这篇论文背后的故事，如四季般漫长。
一、主体性抑或主体化
2018年夏，在导师麻国庆教授的带领下，我与同门刘玺鸿前往黑河的某俄罗斯族村庄调研，针对当地的亲属关系与家户情况进行访谈。麻老师要求我们必须入户调查，收集一手资料，并据此分析和总结当地家庭与社会结构的特点。
这次调研对我影响很大。当时我印象最深之处，是当地家屋的空间结构与阎云翔在其作品中的描述非常相似，甚至能够直观地理解其所谓的“私人空间转型”。然而，这种直觉性联想恰恰表明，我正陷入以经验材料附会既有理论的危险中，以至于当地特有的“垧”制土地观及其耕作模式等更有意义的田野素材均被遮蔽。因此，我开始有意识地探究经验材料与理论之间的关联性，反思各种论述背后的理论与立场投射。正是基于这一方法论反思，我进入到关于华南岛屿社会的研究当中。
在此后有限的民族志阅读中，我逐渐发现，西方人类学悠久的岛屿研究传统，实际上蕴含着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深刻反思。那些被反复书写的太平洋岛屿，成为西方人类学者反观自身的“他者”，展现出与西方文明截然不同的“主体性”。显然，这种岛屿社会主体性的背后，是一套特定的知识论体系。受福柯“主体化”理论的启发，我尝试超越对这种主体性“真假”或“有无”的争论，转而关注其得以形成的“知识权力”体系，以及岛屿社会在这一体系下积极确立自身主体性的实践过程。
认识论的转变拓展了我对华南岛屿社会研究的视角。这不仅涉及岛民自明清以来从水上流寓到岛屿，形成庙宇和宗族的“历史结构过程”，更涉及他们如何在当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中，对延宕数百年的知识权力体系进行创造性转化。基于这些思考，我开始系统深入地阅读“华南学派”的相关研究，尝试将科大卫与刘志伟教授提出的“正统化”理论作为华南岛屿社会主体化实践的核心机制。在此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华南岛屿的特殊性并不在于其形成某种独特的“岛屿性”社会形态，而在于其始终深植于中国文明与区域发展脉络之中，并且持续参照多样化的“正统”观念，在不同领域进行主体化实践。
二、“争祖”之族与“忘祖”之民
在进行上述文献阅读与理论思考的同时，我的田野也在反思中不断推进。
2020年秋，我正式进入Y岛的陈村开展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此前两个月，我本在岛上的另一个村庄进行调研，因缘际会，我被卷入当地陈氏宗族围绕其始祖身份的激烈争论与冲突当中。考量再三，我最终决定把田野点转移至陈村，尝试对这一被当地人追溯至晚清民国时期的始祖身份争议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以弄清楚其来龙去脉。
陈村的陈氏宗祠
数月后，我基本理清了争论双方的观点、立场、证据和推理逻辑，却更感困惑了。在我看来，“始祖是谁”应当只是一个关于历史考证的问题，理论上可以通过各自的文献证据来明确辨析，为何却引发势成水火的族内矛盾？对此，我在文献阅读的基础上，认为双方之所以争论始祖的身份，实际上是为了强调自身“正统”，以争取在宗族内部的“话语权”以及在当地社会中的“发展权”。
然而，随着调研深入，我发现争论双方均指责对方见利忘祖，自己的坚持则是在尊祖行孝。在他们看来，“始祖是谁”在这个问题从根本上关涉着“孝以成人”“敬宗收族”等伦理命题，因此要“一争到底”。这使我意识到，当我进行上述理论阐释的同时，也忽略了许多具有本体论意涵的内容，正是在这一本体论的层面上，通过“争祖”追寻“正统”，是他们主体化实践的重要方式。
就在我自认为已经理清“争祖”的内在逻辑，并准备结束在陈村的调研时，与村民的交流又把我拉回复杂的岛屿生活中。
2020年冬，某天傍晚，我和几位年轻村民在小卖部闲聊，谈及此前因“争祖”而险些引发的村族械斗。当我问起他们对于其始祖身份的看法时，他们语焉不详，并且不耐烦地打断我：“别说几百年前的始祖了，我连爷爷的爷爷是谁都不知道。”由此，我突然意识到，在这场看似牵涉甚广的“争祖”事件背后，还有众多被动参与的村民与宗亲。他们并不关心始祖的具体身份，甚至对宗族的历史与纷争亦茫然无知。这不禁让我反思，追寻“正统”为核心的主体化实践是否仅限于那些积极参与“争祖”的族人？而那些看似“忘祖”的村民，是否也在其他方面进行自身的主体化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