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来到法大。我是带着一点好奇来到法大的，因为迄今为止来这里的机会不太多，同时法大跟我们清华关系非常密切——今天带个学生过来，路上他告诉我：我们清华女生比较少，很多清华男生的女朋友都是法大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话题，与清华和法大都有关系。
今天讲的是一本书，这本书是王世杰和钱端升两位写的。钱端升教授，很多同学都知道，是清华出身的，清华送他到美国留学，回国后在清华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北京政法学院第一任院长，这个北京政法学院其实就是中国政法大学前身，今天很荣幸与大家交流这个话题。
谈读书，没想到今天会来这么多人，很兴奋。在这么一个浮躁的时代，沉下心来，或者说有时间沉下心来读一本书，已经很困难了。对于同学们来说已经有困难了，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就更困难了，许多事情逼迫我们无法去读书，或者说有些时候书和书桌都已经安放下来了，但人——读书的主体，则安放不下来，这就是我们整个中国知识界所处的焦虑与烦躁，很多人都被不知不觉地卷入这种状态中。尽管这样，我们这些读书人，以读书为乐的人，还是要静下心来，读一读书，尤其是要读一些我们自己认为有必要读的书。那么这种有必要读的书，虽然各个领域都有，但是其实是不多的，如果我们能读到这些书，真正能沉下心来，领悟他的思想内涵，乃至思想背景，我认为对于我们思考问题，对于我们每个人的专业学习，每个人的成长，都是有很大意义的。
今天我们来谈的书就是这么一本书，是民国以来，公法学界的一本扛鼎之作。所谓扛鼎之作，也就是最出色的一本书。它是1927年第一版出版的书，最初的作者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教授王世杰，他在1927年先出的这本书，第二年就出了第二版，马上又重版，过了10年之后，到了1936年，也就是《五五宪章》起草的那一年，这本书准备出第三版，当时王世杰已经当官去了，就叫了钱端升先生一起来修订这本书，主要的修订工作是由钱端升先生来完成的。但这本书的主体部分还是王世杰写的，钱端升对这本书的贡献大概在二三成之间。
此后这本书不断地重版，一直到了1948年，在上海还出到了第十版。当然当时的重版和重刷，在概念上是混淆的，就是没有什么很大的改变，从第一版到第二版，这个修订就比较简单，略作订正，或者略作补充，没有什么重大修改。但是在第三版的时候就有很大改变，钱端升先生有比较大的修改，此后的修改就是比较简单的修改。这本书在民国时期一直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当年商务印书馆编了一套“大学丛书”，其中所编的教材，从今天来看都是不得了的教材，比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就非常著名，那是传世之作。法学有一本就是我们要讲的这本书。这本书20世纪90年代在大陆重版，由于作者有王世杰，新中国成立后王世杰就到台湾去了，而且当了大官，所以这本书一直沉默着，不提了。另外一个作者钱端升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当过北大法学院的院长，后来又当北京政法学院院长，但是1957年的时候他就被评为右派，评为右派的理由之一就是参与写这本书。在1958年，中国就出了一本书，叫《批判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很多同志当时都参与批判，这本书不久前我想找出来看一看，究竟当时是怎么批判的，谁参加批的。但这本资料已经找不到了，原来国家图书馆里有，可是此后就被神秘撤下书架。1997年，我们政法大学出版社又把《比较宪法》这本书翻出来出版，这本书在民国时期是商务印书馆的书，所以商务印书馆也不干，1999年也把这本书出版了。今年新闻出版署有一个声势浩大的工程，就是要出版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从民国以来，一百年来写得最好的书拿来出版，法学里面大家都帮着推荐，我也被邀请去做这个推荐工作，我们第一批就推荐了两本，第一本就是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第二本就是王世杰、钱端升的《比较宪法》。大家一致都通过，大家都同意，也就是说评价都很高。那么说它是扛鼎之作也有根据，1997年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时候，由范忠信、杜钢建来写一个导读，他们两个就在导读里给这本书高度评价，比较委婉地指出，这本书是当今我们宪法学界无人能企及的。于此之前，清华大学的许章润教授也写过钱端升先生的思想研究，他在一篇比较得意的文章中写到：这本论著堪称行家的大手笔，不客气地说，1949年后，中国大陆同业中能出其右者，尚未得见。这种说法虽然主观色彩比较强，但是也能表明这本书在业内评价之高，是令人高山仰止的。
那么这本书到底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写出来的，作者又是怎么样的人，还有这本书在当今来说我们为什么还要读，在当今还有什么价值，是我们今天要在这里交流的一个话题。
首先说这本书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写出来的。简单说，当时中国是在还没有宪政，没有宪法的时代，1927年，中国学者怀着立宪主义的理想必将在中国实现的愿景，从比较法的角度去描述各国的宪法规定，梳理各国的宪政思想，然后带着无奈心情去描述当时先进各国的宪政的处境，也就是眺望宪政远景，所以我们今天讲座的题目叫“眺望宪政的远景”，原因就在这。当时中国还没有宪法，看起来比现在还不如，我们现在好歹有个宪法，当时是没有宪法的，1923年，孙中山就提出了三阶段论，第三阶段才叫宪政。这个思想对中国影响很大，当时中国就按照这个思想去执行，长期不准备制定完整的宪法，而且当时很多知识分子也同意，包括钱端升这样的学者，他都认为中国不要着急去制定一部完整的宪法。他曾经说过：“我总望今之当国者，不急于宪法的完成，而着力于政治与经济的改进。”这个思想在当今来看是令人非常震惊的，也就是说当时的政治精英和学术精英是非常冷静的，比当今中国浮躁的时代许多学术精英都来得更加冷静。许多人都已经按捺不住了，所以才有了######（敏感内容，即0（9-1）宪章）。一部分，或者说一小部分知识分子，酝酿出这个宪章，力图描述中国未来的景象，但基本上是照抄西方的，即使撇开政治立场不论，连我这样在海外生活十几年的人都感到这部宪章是否适合中国是一个问题。相比之下你可以看到，民国时期的知识精英却非常冷静，认为没有宪法也不要紧，我们先在政治和经济上做准备，水到渠成的时候再来制定一部宪法，然后行宪；至于在学术上，既然眼下没有中国宪法，那就先弄明白比较宪法，而且全面研究，而不是只把美国、法国等一两个国家的宪法奉为圭臬。这本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的，其思路和行文非常冷静，这种冷静的宪政思路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王世杰在第一版的时候就写了个序，讲明这本书是陈述性的，不做批评，主要是叙述各国，描述各国的宪政图景，同时也梳理各国的宪政学说，在梳理宪政学说的时候，是按照每一个问题来叙述的，比如说，在讲到选举权的时候，肯定说怎么样否定说怎么样，罗列下来，就不再做评价了，所以说这本书写得非常从容，可以说他是透过宪法学这么一个框架，去冷静地观察当时的世界各国的宪政图景，态度是比较客观的。
王世杰、钱端升还是有一些著作的。王世杰曾经写过《妇女参政权》这本书，但是他写这本书不小心写成名了，所以有些好的书我们不要太认真去写，不要太刻意去写，在写之前就沐浴、焚香、更衣之类的，其实大可不必。王世杰就是这样去北大当教授的，他教比较宪法这门课，可能因为口才不好他就先写出底稿来，写完后去课堂上讲解，后来他修改一下就去出版了，一出版大家都觉得好。其实，在民国时期写“比较宪法”的书是非常多的，有多少？有一个数字，各国宪法研究撇开不论，光是比较宪法研究的，民国时期，根据我珍藏的一本民国时期法律图书总目录，我数了一下就有29本书，专门讲比较宪法的，其中书名和王世杰书名一样叫《比较宪法》的就有16本，但只有王世杰、钱端升这本书留下来了，当时就被列入商务印书馆图书总目录中了，所以确实有其过人之处。可以说它就是在一个特殊背景下，在不经意之中诞生的学术理论专著。
至于这本书的两个作者情况到底怎么样，这是我接下来要讲的第二点。
这两个作者很有意思，年龄相差大概九岁，王世杰是1891年出生，钱端升是1900年出生。这两个人作为这本书的共同作者，从第三版开始的共同作者，他们两个人也具有可比性，在很多地方有相近之处，比如这两个人第一个专业都不是学法律出身的，后来才搞法学。王世杰本科是学采矿、冶金，当时有个北洋大学，他在采矿冶金系，22岁那年到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学经济学，四年之后拿到硕士学位；又转去法国巴黎大学，才开始学法学。钱端升也是：钱端升清华出身，是清华用公款送到哈佛大学的，在哈佛大学学的是政治学专业，博士论文还是政治学的，叫《议会委员会》，主题是研究这个，副标题显示出他的研究专业，是从比较政治学角度的研究，他主要是做比较政府学的研究——这个专业跟我们现在北大的张千帆教授有点类似，他是从政治学、政府学的角度来研究宪法，然后做宪法学研究。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两个人都有共同的经历，先为学而后为官，这也体现出中国许多读书人走的一个路径，就是学而优则仕。两个人还确实都是这样，先为学，做出一些成绩之后转去为官，特别是王世杰，很早就为官，官当的很大。1927年，就是他刚把这本书写完，刚刚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时候，他就去中央政府做法制局局长，接下去又当武汉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再接下去又当很多职务，如外交部部长，那么新中国成立后他和国民党仓皇出逃，到了台湾曾经当过“总统府”秘书长，还当过“中央研究院”院长，地位也是很高的。钱端升早年曾当过北大法学院院长，后来当北京政法学院院长，晚年官当的比较多，但是大多是虚职，比如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名誉会长这些。他们两个都先为学而后为官，为学的时候都当过校长，一校之长，而且都是各自学校的第一任校长：王世杰当过武汉大学的第一任校长；而钱端升当过政法大学，也就是当时的北京政法学院的第一任校长，这个很令人惊奇，都是第一任的。
他们的第三个共同点是：为官之后，对学术感情仍然很深，舍不得割舍，总想着有朝一日还回来，一边当官一边和学术界还有一些联系，偶尔也写一些书，编一些书，跟我们当今学术界的情况一样，多少挂一点，关系放在学术界。比如说王世杰、钱端升当官之后，还和王崇会一起编过《刑法详解》，两个人一起编，沾一点关系也好，但是还是可以看到，当官之后，两个人同样再也没有力作产生，写的东西已经无法保留下来了，几乎没有意义。而且当官之后虽然两个人都是学者当官，宪法学出身当官，可是平心而论呢，在仕途上并没有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业，也没有叱咤风云，甚至对于宪政的推动，宪政的发展也没有做出特别值得大书特书一笔的贡献，基本上也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官员。如果王世杰、钱端升没有《比较宪法》这本书，估计今天学林中的人们也不可能这么了解他，甚至怀念他。
这两个人还有个共同特点，就是两个人都活到90岁。这个也算是令人惊奇的一致了：王世杰是1891年出生的，1981年去世；钱端升是1900年出生的，到了1990年去世。活到90岁中国古人叫鲐背之年，高享鲐背之年，非常稀罕，因为两个人都能活到鲐背之年，很不简单，身为宪法学家，居然能活得这么长，这个也令人惊奇，如果按我们现在的状况，宪法学家似乎很难活这样长，这样说其实很悲哀。我们中国政法大学的蔡定剑教授刚刚去世了，蔡教授我也认识，虽然交往不多。他就是在一个浮躁的时代的一个宪法学家，他的去世跟这个时代的浮躁、焦虑或许也有一定的关系。而王世杰、钱端升曾经活在一个没有实定宪法的时代，却能活得这么久，这就奇了怪了，好像他们都不着急似的，都不为中国没有宪法而着急，这个确实值得我们吟味。
那么再说他们两个人的区别。
他们两个在性格上也是有区别的。王世杰性格非常沉稳中和，而且不苟言笑。这种人在中国社会是最适合当官的，当官口才不要太好，你口才太好一般来说做不了大官，纯粹的政治中心不需要口才太好，甚至说木讷一些都没有问题，但是他来做教授未必好，当教授口才不好，在台上过于木讷就不行，王世杰就是这样的人。他很得信任，他是武汉人，却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当了“总统府”的秘书长，说明他深得信赖，原因是与他的沉稳分不开的。沉稳到什么程度？他称呼国共两个领袖都叫先生，叫蒋先生，或者毛先生这样。这个就很不简单。从这里我们看到他的性格很沉稳，而且他具有文人的一些情怀，这也影响到这本书的行文，他在书中说，“本书只做陈述不做批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可以从性格上来看，王世杰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中立、有着君子之风、有学问的人。他当外交部部长时，曾经有一次从美国回来，他的夫人就去机场接他，夫人是个著名画家的妹妹，很漂亮，个头比王世杰还要高出一头。当他从飞机上下来，夫人去迎接他的时候，中央社记者和一些小记者就急着大叫：赶快拍，王部长下了悬梯就矮了！结果全场哄笑，可是王世杰没有笑，而且他不计较不追究这件事。这是王世杰先生的过人之处，这样一个人从政是非常适合的，可是他当官了以后仍然保持一种学者的风范。
而钱端升性格就稍微有点刚硬。这个人刚才讲过，1923年孙中山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的时候，他就提出如今的当国者不要急着提出宪政，而是要埋头发展经济，准备政治的条件。看上去性格是很沉稳的，但这个人还是有个性的，民国时期他的个性已经暴露出来了，比如说他当过国民参政院的委员，能当上参政院委员（相当于现在的全国人大代表）是蒋介石推举的。可是在国民参政院里他经常起立提问或质问，甚至有时质问蒋介石，据说蒋介石在参政院里看到他时，心里都捏一把汗。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当时在抗战时期，钱端升发表演讲支持联合政府。1947年他去美国，在哈佛大学做一年研究，1948年回国。但一回国，马上被任命为北大法学院院长，接下来又组建北京政法学院，也就是说新中国第一批自己培养政法人才的学校的校长，由他来担任。
王世杰的晚年一直当官，据说他在晚年的时候特别喜欢苏东坡的《定风波》，在家里的园圃里就会朗读这首词，而且会落泪。《定风波》这首词写得非常好：“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读到这儿的时候王世杰就流泪了。为什么流泪？我们很难体验，可能跟他在台湾曾一度卷入政治事件差点出事有关，或许跟他一生的理想也有关系，他去世的时候是1981年，那时候台湾还没有完全实现宪政，跟他一生“壮志未酬，壮士已老”的心境也不无关系，所以会引用“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样的诗词。所以我觉得不管是王世杰还是钱端升，虽然性格不同，经历也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境，共同的悲哀，而且这种悲哀不是由他本人的智慧而产生的悲哀，不是由身体的问题产生的悲哀，而是因为他们的时代强加给他们的悲哀。这种悲哀与我们当今宪法学的悲哀一样。现在有这么多的人在研究宪法学，除了我之外，有这么多智商非常高的人在研究宪法学，这悲哀吗？我觉得有点悲哀。
最后一个大问题，这本书到底还有什么价值去研究。我觉得这个价值比较大，从大的方面上来说，我总结了三点。
第一点，这本书的学术综述的功底非常好。他遇到问题先梳理，对遇到的问题，古今中外有多少学说，能梳理得井井有条。比如，第二章“国家的概念”写得非常好，我个人觉得那可以说是整本书里写得最好的部分。关于国家的起源与根据，居然梳理了六种学说：第一种是神秘说，第二是契约说，第三是强力说，第四是有机体说，第五是群性说，第六是心理说。从这六个方面归纳下来，古今中外国家的起源与依据的理论，被梳理得清清楚楚、稳稳当当。不仅如此，其中还有进一步细化的梳理，比如说契约说，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几种学说，他就进一步细分：过渡式的契约说，洛克的契约说，卢梭的契约说。这样的梳理是最见学问功底的。今天你可以看到论文著作很少有这样的梳理——其实如果没有这样梳理就会出很大问题，它可能导致我们所写的论文只是一种随笔，很好写。比如说：法治与人治哪个重要？关于这一点，如果你不用这个学术综述，那你可以先断言人治不重要，然后可以举出很多理由；也可以断言人治很重要，法治离不开人治，然后也举出很多例证。反正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省去学术综述，你才可以毫无拘束地侃，什么样的观点你都可以先提出来，然后再论证，而无须去澄清和反驳任何先行的研究中所存在的各种与你相反的或对你不利的见解和例证。甚至很多大家就是这样“炼成”的。
而这本书的重大贡献就是学术综述，在学术综述中引用了很多名家。首先是震烁古今的学术大家，比如说博丹、霍布斯、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大家，在这本书中纷纷出现；而且同时代的各国最著名学者，也都网罗到了这本书里面，比如说当时英国的戴雪，还有差不多与他同时代的拉斯基（这个人现在很多人不知道，但在当时是一个著名的学者，也是一个著名的社会实践家）；科勒也写进去了；法国的艾斯曼是法国宪法学界的不得了的人物，是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宪法学界的集大成者，写进去了。当然，有人曾说王世杰的《比较宪法》就是艾斯曼学说的翻版，但这一点尚没有人考证。法国的狄骥也是不得了的人物，也写进去了；本书从美国也引进了很多人，比如当年很厉害的人物古德诺，写进去了。德国宪法学界方面，拉班德、耶利内克、奥托·迈耶都写进去。奥托·迈耶虽然主要是做行政法的，但是也研究过一些宪法的问题，比如“法治国”理论；还有施米特，这个人在王世杰写这本书的时候还是刚刚崭露头角，但王世杰也看到了，引用了进去，从今天看，果然如王世杰所料是个不得了的人物。这些各国的著名学者的理论都被这本书引用到了，这是我所佩服的。如果说有人说，这本书是我们当今宪法学界很难超过的，那么我们想想，到底有哪些地方我们很难超过的，我认为如果说有超不过的地方的话，估计就是在这个地方，两个人把他所处的时代里世界各国不同语种、不同国度里面最重要的学者的学说几乎都引用到了，这两个人居然能通英语、法语、德语，把他们都引用进去，这一点很厉害，这是我们当今宪法学界还没做到的。而且不仅是宪法学界，当今整个法学界估计都无人能做到，有人的话你举出来，我们纳头便拜，那是神仙。过去有一个人，我们政法大学的王名扬先生有点像，但是现在这样的人物很难看到了。
这本书还有一个大优点，或者说有一些奇特的是，这本书的很多见解现在已经过时了，但是有些见解在当今仍然还有意义，甚至有些见解即使到当今还没有过时。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讲到主权之所在的时候，这本书告诉我们，卢梭的主权理论，即人民主权说是比较激进的，带有危险性。这个理论到当今仍然是许多主流立宪国家政法学界的通说，是主流学说，可是他在民国时期就看到这一点了，而且当今我们中国现在许多人还没有看到这一点，仍然把卢梭的理论奉为圭臬，比如说北大的陈端洪教授就是卢梭的粉丝，可是卢梭这个人，在国际主流学术界很多人已经认识到：他的思想是带有危险性的，与其认同卢梭的观点不如去看洛克的观点。这也是当今世界的主流见解，而当时王世杰已经看到这一点了，甚至王世杰已经看到主权原理这个公法理论所具有的局限性，认为是比较空洞的理论，这个就很不简单！因为大致是战后才出现一些对主权进行批判的学说，而王世杰那个时代，虽然国际学术界也有开始批判，但还没有形成势头，而他却敏锐地看到了。这个到现在都还没过时。
当然，有一些见解是过时了，但迄今还有意义。比如说王世杰讲到选举权的理论，涉及选举权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这是我们法律人才会研究的问题，关于这一点他就梳理了三种学说：第一种叫固有权利说，即认为选举权是一种人的固有权利，这是第一种学说，是卢梭他们提出来的；第二种是德国的拉班德提出来的社会职务说，认为去参加选举不是你的权利，而是你的公务，这是第二种有关选举权性质的学说，如果能够确立的话，就可以像澳大利亚等国家那样建立强制投票制度，而如果你要是放弃投票权，那就放弃你的公务了；第三种是两性说，即认为选举权兼具有固有权利和公务这两种性质。梳理完后他认为第三种学说，即两性说可以采纳。这到现在已经过时了。现在我们知道，关于选举权性质的通说是什么呢？是基本权利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要全面了解选举权性质及其理论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看王世杰钱端升对这个理论的梳理以及他们个人的见解。
第三点，这本书在当今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意义就是方法和立场还是值得我们肯定的，比如说没有政治上的偏见，在学术上保持公允的立场。王世杰是一个非常纯正的国民党党员，当然，钱端升在国民党时期也是偏向于拥护国民党的，可是在这本书中可以看到许多社会主义的观点，甚至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仅被梳理了进去，而且这本书的作者对此还表示赞同。比如国家的起源说，这本书的作者就认同强力说，就是认为阶级斗争导致国家的产生。这个理论就跟马恩的思想，特别是跟恩格斯有关国家私有制家庭的起源那篇文章中所提出的国家产生的理论如出一辙。当然，王世杰钱端升的过人之处是：他们认同了国家虽然起源于强力，起源于阶级斗争，但是又指出国家的起源不等于国家的依据，也就是说国家是由暴力产生的，那么这之后国家存在的合理性依据何在呢？就认为不是暴力了，即暴力不能再作为国家存在的合理依据了，而应该另外寻求伦理上的依据，这就是国家的目的；而国家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为了公共利益。这个理论就比我们一般理解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超越了许多。再比如说平等这个理论。这本书就表明，社会主义既讲法律上的平等，又讲实际意义上的平等。当时讲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可能就是形式上的平等，而实际意义上的平等，比如说男女平等，民族平等，对于弱势群体应当给予适当的救济，合理差别的保障，这样的一些理论，他明确指出，这是社会主义的观点，是社会主义者的观点，但是他认为这些观点是比较公允的，是可以接受的，这是不简单的。大家要注意了，这本书诞生时的特殊的时代背景决定了一个国民党员如此公开地采纳社会主义者的观点，是不容易的，这应该说是体现了非常中立的学术立场，这点仍然值得我们当今予以关注和学习。
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这本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从头开始呢？因为我们完全可以接续一些旧的学术传统，虽然在法统上我们已无法接续国民党时代的法统，因为法统已经在政治上被废止了，但是正像许多学人已经关注到的那样，我们可以去追溯民国时期的一些学术传统，从学术传统中来把握我们中国整个法学发展的脉搏，乃至我们整个时代的脉搏，然后去推动我们宪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