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希尔林(Neil Shearing)
| 文
郭力群 | 编辑
全球化已经达到顶峰，现在存在一个重大但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到的风险，即未来几年世界将开始“去全球化”。
目前的这股全球化浪潮始于冷战结束之后，1990年至2009年是全球化加快的一个阶段，对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全球化推动了经济增长，尤其是新兴市场，并且帮助发达国家降低了通胀率和实际利率。
全球化还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的分配产生了深远影响。数十亿工人融入全球经济，劳动者的收入份额因此变小，而流向公司利润的份额则变大。后者为全球股市提供了重要支撑，但前者成为过去几年出现特朗普式的反对全球化心态的原因之一。
需要强调的一个关键点是，目前的全球化浪潮似乎在当前贸易争端开始之前就遇到了瓶颈。1990年至2009年间，商品和服务贸易以及跨境资本流动占全球GDP的比重曾急剧上升，但在2010年前后趋于平稳。
这种平稳趋势可能只是暂时的停顿，不可预见的技术突破可能会引发新的全球化浪潮。但出现新浪潮的可能性不大。
先不去谈贸易争端这一因素，有几个原因表明在贸易争端之前全球化就已经达到顶峰。首先，大多数经济体现在都是开放的，没有新的主要经济体需要融入全球经济。更重要的是，新技术降低了企业维持庞大复杂供应链的吸引力。此外，各国政府开始对所谓金融自由化带来的益处中的一些方面提出越来越多的质疑，而金融自由化是当前一波全球化的核心特征。特别是中国不太可能极大地敞开资本市场。
全球化达到顶峰并不一定意味着全球经济面临危险。相反，在一定程度上给这些趋势带来推动的科技发展将推动生产率上升、让消费者的选择变得更多。但是，由于最常见的发展道路始于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因此尚未在发展阶梯上站稳脚跟的最贫穷国家的生活将变得更加困难，这会加大新兴市场已经面临的结构性阻力。
此外，由政策驱动的去全球化这种有害形式似乎越来越有可能出现，在这类情况中，跨境贸易和资本流动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历史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导致全球化倒退的是政策而不是技术。
当前最有可能出现的政策倒退是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由于中美之间的贸易额仅占世界贸易总额的3%，因此贸易争端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但这是中国和西方关系愈发紧张的一个征兆。中国以一个战略竞争对手的身份崛起意味着，无论谁担任美国总统，中国都不可避免会受到美国某种形式的抗拒。
更重要的是，这场贸易争端有可能引发一场更广泛的反全球化运动，这场反全球化运动不仅仅局限在美国和中国。毕竟，全球化削弱了各国政府的权力，并被认为是不平等加剧、跨国避税和移民问题的罪魁祸首。
人们除了没有充分认识到去全球化时期可能会到来，也不清楚这种情况会以何种形式出现。一方面，我们可能会看到一种温和的区域化形式，即生产集中在邻国而不是全球各地。另一方面，世界可能会分裂成相互竞争的集团（例如一个由美国领导，另一个由中国领导）。个别国家互相提高关税的现象会越来越多。
在大多数情况下，全球经济会因此受到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可控的。一定程度的区域化不会是个大问题，因为许多贸易已经发生在邻国之间，而且这种区域化的规模可能足以支撑那些希望实现最大规模经济的公司。
同样，与人口结构、生产率增幅持续偏低以及货币政策缺乏效力所带来的更大的挑战相比，未来10年左右可能出现的贸易争端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微不足道。
然而，中国和以美国为首的经济集团之间的深刻分歧尤为令人担忧。虽然西方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及投资流似乎不太可能完全干涸，美国和前苏联之间的冷战不会重演，但对特定领域及产品的贸易实施一系列限制措施似乎是有可能的，就像对技术实施“铁幕政策”一样。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将对全球经济增长和地缘政治稳定产生更为有害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