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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有的城中村一样，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地处城南一隅的机耕村也面临着拆迁改造的命运，新楼拔地而起，旧屋轰然倒塌，机耕村被四面合围。相对于附近的新房，机耕村片区的房租比较便宜，因此，这一方圆不足千米的小村子，吸引了大量的流动人口。二00六年四月，我以驻村“指导员”的身份，被下派到机耕村，协助社区鲁主任，处理社情民意工作。得益于这一职位，我平生第一次，走进了一群“陌生人”的生活。
老杜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人。“五一”劳动节那天，我正在值班，老杜走了进来，脸上的笑容堆得很厚，好象随时都会滚下来一样。“大学生，我想请你帮个忙！”他絮絮地说道。从他浓重的口音上，我听出他是山东人，他叫我“大学生”，这可能是他所认为的最合适的称呼，但在高校毕业生连年翻番的情况下，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光荣。他的要求很简单，想让我帮他找份“看更”的职事，工作时间最好是在晚上。“你怎么不找鲁主任？”我疑惑地反问道。“他是本地人，不爱管闲事，你是外地的，心肠比他们软！”老杜压低了声音。我很好奇，他凭什么说我是个软心肠的人呢？或许，这就是他的生存技巧，先入为主地给我戴了一顶高帽子，若是辜负了他，不安的反而是我。我点点头，应下了，心里却仍在疑惑，为什么他非要选择在晚上工作呢？
三天后，我在人民路的地下通道里遇到了老杜，一刹那间，我明白了他的意思。老杜戴着草帽，斜坐在台阶上，怀里抱着一把二胡，拉的是《常回家看看》，面前的不锈钢饭盆里，装满了零钱。“你是干这行的？”我诧异地瞪大了眼睛。“讨口饭吃，年龄大了，找工作不容易！”老杜脸上的笑容还是那样满。老杜是个“职业乞丐”，与其他乞丐不同的是，他以卖艺为生，严格来说，他并不是乞丐，而是个“流浪艺人”。“这是份轻松的活！”我回应道。“我跟他们不一样！”他的语调很高，似乎充满了道德上的优越感。就他口中的“他们”，我并不是太理解，我猜想，指的应是他的那些同行。
老杜住在临街的一间小屋里，房间不大，只有七八个平方，每月两百块钱的租金。一墙之隔是个杂货铺，门口摆着两辆“钢蹦板车”，整天都在放《两只黄鹂鸟》和《数鸭子》。我去杂货铺买东西时，老杜总是主动跟我打招呼，还会讲一些乞讨方面的事。比如，千万不要向农民工开口，他们是一群把钱看得比命还贵的人；又如，若是遇到城管或公安来检查，顺从是应该的，真要发生了冲突，也不必害怕，可以拨打市长热线；再如，夜总会门口不是个好去处，醉酒的年轻人最喜欢寻衅滋事……“在城里讨生活相对容易，就算是等死，也比在农村安逸！”末了，老杜还不忘补充一句。
哪些才是等死的人呢？老杜没说，我推测，阿国应该算一个。五月下旬，省建设厅要来机耕村摸底，鲁主任和我负责接待，我们一大早就守侯在了环城路旁。人影晃动，一个脸色黑瘦的年轻人走了过来。“我知道今天有领导来，我是看准了日子的！”年轻人嬉笑着，趴在了车子边。“你不要乱搞！”鲁主任的脸色刷地一下沉了下来。“我从不空手！”年轻人伸出巴掌晃了晃。“钱给你，不要在这里吸，不然别想再讨一毛！”鲁主任掏出两张百元票，嗤着鼻子丢进了路边的水沟里。年轻人抹了一把鼻涕，袖子一卷扑进了污水中。我目瞪口呆地观望着，鲁主任解释说，要想摆脱这场麻烦，只能用钱去填，否则，年轻人就会去拦车，在他的世界里，所有的规则都是空的。
这个年轻人就是阿国，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粉仔”，他以一种无可救药的姿态生活着，为了弄到毒资，会向每一个认识的人开口。他的行为和生活都异于常人，清醒时，与我们没有多大区别，而一旦毒瘾发作，则会变成一堆散发着恶臭的垃圾。“这世道，人要想过得舒坦，只有三种办法，一是靠耍赖，街上那些做小生意的，都属于这类，城管还没到，他已经躺倒了，就等着讹你呢；二是靠权力，有钱、有势、有地位，手里的权力能搞定一切；三是靠本事，你就属于这类，要养活单位里那批偷奸耍滑的人，离不开你们……”在暖阳笼罩的十字街边，阿国向我袒开了胸怀。“那你呢？”我反问道。“我……”他眼里的亮光倏忽间散去，就连脸色也蒙上了一层灰。打量着他清瘦的面容，我默默地叹了口气。
阿国没有违背鲁主任的要求，辖区派出所的老万能够证明。综合治理有考核指标，阿国这类人是派出所和社区的监控重点。我与老万不熟，他很忙，有事需要协助时，鲁主任会打电话给他，因此，在大半年的时间里，我们只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在六月，为了防治“禽流感”，鲁主任叫我们去村里抓鸡鸭。路过四组后巷时，我们看到两只母鸡正在闲逛，就小跑着冲了上去。此时，一个操着外地口音的胖女人奔了过来，二话不说，挥舞着羽毛球拍就朝阿芳头上打去。阿芳大叫一声蹲在了地上，女人眼珠一转，甩掉两只鞋子也跟着躺下。我从未见过这样的阵势，木呆呆地愣在了院子里。女人的老公从屋里冲出，怒不可遏地拎起了一把凳子，形势万分危急，我拽起阿芳落荒而逃。
“赔什么医药费，跟他们扯得清？算工伤，回家休息去吧！”听完我们的描述，鲁主任拨通了老万的电话。第二天下午，房东就叫来几个人，将夫妻俩的东西扔到了街上，这还不算，机耕村的所有住户都接到了通知，谁也不能再租给他们房子。这是逐客令，“恶人自有恶人磨”，对于他们的遭遇，我没有半点同情。我想，这对夫妻应该就是阿国口中的第一种人，很多时候，耍赖的确能实现利益最大化，可这并不能说明规则就不存在。这一次，虽然没见到老万，但我知道，在机耕村这片地界上，他与鲁主任一样，是一个掌握着生杀大权的“塔尖”人物。
一个月后，我们终于相逢了，不过，见面的地点有些不尴不尬。七月末正值酷暑，空气里充斥着呛鼻的热气，车子出了机耕村朝南行进了约摸一公里，在一处破败的拆迁房前停了下来。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警察，将我们领进了屋，眼前的情景惨不忍睹：一根尼龙绳斜系在窗外的防盗栏上，班驳不堪的墙面上遗留着暗红色的抓痕，绿头苍蝇成群起落，腐臭之气令人作呕……死者正是阿国，他在远离人群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一己安身之地，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位头发花白的警察就是老万，他叹了口气，神情落寞地退了出去。
“不是人人都有出路！”老杜也听说了阿国的事，这一次，他丢弃了职业性的笑容，脸上挂满了沉重。老杜的话没错，寻不到出路的人还有一个，就是租住在车棚里的珍阿婆。为了省下一百块钱的房租，珍阿婆选择蜗居在车棚里。车棚并不是个好住处，虽然租金便宜，但不舒适，冬天四面透风，夏天蚊虫肆虐，一落雨，顶上的铁皮整夜响不停。可珍阿婆还是住了下来，她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
“我想问一声，除了省长外，还能写给谁？”八月的一天，珍阿婆拦住了我。“写给谁都一样，没人会理的！”我答道。“怎么没人理，你不就是干这活的吗？”她固执地回应道。“不一样！”我摇了摇头。珍阿婆的家远在四百里外的乡下，他之所以长驻机耕村，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为儿子讨个公道。珍阿婆育有一儿一女，女儿八岁那年，在看“春戏”的路上被人杀害了，凶手迷信，认为人的瞳孔会留下影子，在逃离现场后又返回，残忍地挖去了受害人的一双眼睛。这是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痕，一说到女儿，珍阿婆就泣不成声。如果说女儿的离去给一家人带来的只是悲痛的话，那么，儿子的事则意味着委屈和愤懑。二000年村里分田时，珍阿婆家与村长家发生了冲突，儿子被打成重伤，屙尿不知，瘫痪在床，而伤人者却一直逍遥法外。从乡告到县，又从县告到市，一直没有个明确的说法。有人给她出主意说，不是要建设“和谐社会”吗，省里应该会管。于是，珍阿婆就只身一人来到了省城，一住就是两年多。
“为什么一定要告倒他呢，把自己的生活也耽误进去了呀？”我说出了我的想法。“解气！”珍阿婆将胸脯拍得砰砰响。我不知道这是怎样的一种情绪，也许，在所有的情感当中，就数委屈最让人难以忍受吧。每次写信，珍阿婆都写两封，一封述说自己的委屈，另一封揭露村长的劣迹，比如盗卖学校的桌椅、砍伐集体的树木、私分村里的补贴、侵占邻居的院子等。珍阿婆原本不识字，因为要上访，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熟练掌握了三千多个常用字。为了节省开支，她一天只吃一顿饭，在城里没法迁就，所有的东西都得花钱买，眼看日子无法为继，她东问西问，找到了一份打扫厕所的工作，每周要上六天班，她选择周一休息，这样就能去省政府那边打探消息。凡事都有对错——依靠朴素的价值判断所得出的这个结论，是指引她前进的一盏明灯。“只认死理，搞出个输赢又如何？”老杜不屑一顾。老杜更现实，他不会把希望维系在某个看不见的结果上，他更注重眼前的利益。
对于老杜来说，八月是个幸福的月份，老伴儿赶了两天的火车，带着四岁的孙子来看他了，随身还背了半袋面粉。夫妻俩在门口支了张鏊子，兴高采烈地烙起了大饼，在大饼的焦香中，老杜尽情享受着亲情所带来的安宁和幸福。老杜有家庭，有依靠，也有退路，也许，他道德上的优越感就来源于此。不可否认，在大部分时间里，这种优越感都是支撑我们前行的一种重要力量。暑气尚未退去，老伴儿就返乡了，老杜将他们送到了火车站，临上车，他交给老伴一张银行卡，里面是他这半年来的全部收入，共计八千块钱。
“儿子想买辆车，他在镇上搞烟酒批发，没有车子不方便！”老杜的目标很明确。我很欣赏他的上进精神，这是草根阶层应对这个复杂世界的唯一手段，因此，在他开口相求的三个月后，我给他找了一份“值夜”的工作，月薪六百五十元。老杜很高兴，加上省下的房租，他每月能多出八百来块钱。为了表示感谢，老杜决定教我拉二胡，在这个城市里，我没有多少朋友，老杜的这一决定，帮我打发了不少的寂寞时光。
“住在车棚里的那个婆婆出事了！”国庆节还没到，鲁主任突然传来一个消息。大雨滂沱，天色昏暗，一个醉汉走错了门，对着厕所的工具间开始呕吐。正在里面休息的珍阿婆与之发生了冲突，男人将她逼到墙角，卡住脖子就是一顿猛揍，等警察赶到时，男人早已无影无踪。一场无妄之灾，几乎毁掉了珍阿婆的一条胳膊，她蜷缩在车棚里，眼神灰暗，瑟瑟发抖。110指挥中心将信息反馈到了辖区派出所，我陪老万来查看情况，珍阿婆拉着我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老万找来房东，按照原租金，帮珍阿婆讨了一间五六平方米的小房子，临走时，又给了她两百块钱。伸出援手的还有老杜，他给珍阿婆送来了饺子。
珍阿婆嫌费钱，没有去医院，而是找了家会“扶骨”的中医诊所。老师傅捋起袖子摸了摸，为珍阿婆打上了石膏。珍阿婆没法再上班，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写举报信，日落时她会到农贸市场捡菜叶，步子落得很轻，一点点地往前挪着，夕阳将她的影子拉得细长，远远望去，犹如一根随时都会折断的竹竿。
有时，她也去“听经”，讲经的是一位四十来岁的游方和尚，名叫妙心，暂住在三组的老年活动室里。我跟老杜也听过，妙心法师学识渊博，一开口就刹不住，从大乘到小乘，从少林到普陀，鞭辟入里，滔滔不绝。“生死轮回、因果报应这些，你自己信吗？”老杜喜欢“抬杠”。“佛陀无信，世人不随！”妙心法师点点头。“你靠啥生活呢？”我关注的是他的经济来源。“僧有寺庙俗有家，我有自己的打算，现在只是个过渡！”妙心法师的眼睛里闪烁着熠熠的光，这是我很久不曾看到过的一种光彩，明亮得犹如黑夜里的火炬。珍阿婆很快就成了他的信徒，空闲时开始在街边发经书，一张四方桌，一只小板凳，整齐地摆着几叠经文，若有人路过，珍阿婆会抬起头，郑重其事地问一声。她还附带卖一些蔬菜，有时是几把蒜苗，有时是几朵蘑菇，不过，上访的事她并没有忘记，每周还是要往省政府跑两趟。
机耕村注定是我生命中最难忘的一站，在微寒的北风里，我恋爱了。对于那日的出手相救，阿芳无以为报，决定以身相许。用妙心法师的话来说，这就叫“有因必有果，事事皆菩提”。我们坐在食品厂破旧的露台上，喃喃地倾诉着衷肠，金黄的日头洒满了全身。珍阿婆从街上走过，她一直未能痊愈，胳膊肘有些错位，她去找那位“扶骨”师傅，师傅说是她活动太早，导致骨头在愈合期里偏了位，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敲断重接。珍阿婆摇摇头，拒绝了，她的胳膊就那样拐着，一天到晚艰难地拐着。我们居高临下地打量着珍阿婆，心头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忧伤。我不再去找老杜，拉弦子的事半途而废；也不再去听经，妙心法师说要随缘，我想，我与他的缘分已尽。
“你是好样的，有了小媳妇就要以她为中心！”老杜对我的做法表示理解，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他端起面前的酒杯一饮而尽。这是一场聚会，在北半球最长的这个夜晚，我们围坐在老杜的小屋里，津津有味地吃着火锅。“这有酒有肉的，你……”我望了一眼妙心法师。“没关系，我只捞素的！”妙心法师摇摇头。窗外寒风呼啸，屋内烛影摇红，来自五湖四海的一群人，热情地拉着话，没有隔阂，也无尊卑。一股前所未有的情愫向我袭来，在氤氲的雾气中，我似乎看到了最真实的自己。
两天后，妙心法师失踪了。我们去了他的房子，雪白的墙壁上写满了《法华经》，笔力雄厚，字迹端庄，每一撇、每一捺都透露着灵气。“他比我们自在，不服世俗管教！”鲁主任的语气里流露着羡慕。同时失踪的还有珍阿婆，她连被褥都没来得及收拾，就被架上了一辆面包车。临近春节，各地都在“截访”，珍阿婆的举报信泄露了她的行踪。“缺乏防范意识，不适合做地下工作！”问明情况后，老万嘀咕了一句。对于珍阿婆来说，这应该是个最好的结局，只有故土，才是她的根，才能容得下她的灵魂。
“来来去去，人世之常！”老杜看得很开。老独是个值得尊敬的人，虽然他的人生之路有些艰辛，但所呈现出的事实，却饱满而充盈。他的可敬，还表现在另一件事上。正月十七的晚上，有人到机电厂行窃，正在值班的老杜无所畏惧，将其中一人牢牢抱住，对方狗急跳墙，对他又抓又挠，却始终无法挣脱。警方顺藤摸瓜，三名疑犯全部落网。机电厂奖励老杜一千块钱，还给他放了半个月假，派出所的老万，亲自给老杜颁了奖。“这叫‘食君之禄，担君之忧’！”老杜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时间过得飞快，两年的下派期限已满，在汹涌的“5.12”抗震救灾浪潮中，我回到了原单位。随后，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开幕，盛世欢歌之下，我渐渐将机耕村抛在了脑后。
国庆节那天，我带阿芳到三十里外的东青山游玩，在修缮一新的“常照寺”里，遇到了一位熟人——妙心法师。他被聘为了“常照寺”的住持，这里成了他的通灵之地。他告诉我说，那天之所以匆匆忙忙地离开机耕村，是因为温州的一个老板来了电话，要他去商谈修缮“常照寺”的事，能有个吃斋念佛的地儿，是他多年的夙愿，于是，就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其实，都是生意，人家愿意投资也是为了赚钱，民政局的批文是我拿回来的，楼台殿阁的修葺费用由他出，管理一座寺院，并不比当‘指导员’轻松！”妙心法师一语道破了天机。我点点头，表示赞同，无论生意与否，只要信仰尚在，就不至于沉沦和迷失。在回来的路上，我接到一个电话，是鲁主任打来的，他语气低沉地说，老杜去世了，有人往机电厂的门房里泼了半桶汽油，随后放了一把火，老杜被困在了屋里，没能逃出来，万警官带人收的尸，老杜的身子下面，压着一把烧焦的胡琴……
在某个看不见的节点，我与一群“陌生人”不期而遇，并有幸目睹了他们的人生故事，虽然并不精彩，甚至还有些悲伤，但白描般的真实。两年后，机耕村棚户区拆迁改造工程正式启动，所有的一切，都被隆隆的机器声化为了灰烬。“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感谢他们，感谢那些曾经的风雨同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