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正林（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到农村去”：金融进村与农村经济变化研究——以1933-1945年陕西关中农村为中心（史学集刊2019年是1期）
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着农村经济凋敝和农民日益贫困化,从政府到民间,从学界到政界、金融界都提出了"到农村去"的口号,主张通过金融进村来解决农村问题。因此,从1933年起直到全面抗战时期,有大量的资金进入关中农村,部分解决了关中农村金融枯竭的问题;各种农贷和专项贷款的发放,使关中的农田水利、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运销都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全面抗战时期,现代农业知识和农业技术在关中传播,如现代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用科学方法进行农业优良品种的实验与推广等,取得了一定的绩效,使关中农村有了现代农业的气息。关中农村的变化说明,在现代金融进入关中农村社会时,国家与民间社会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但在讨论民国时期农贷、农村现代化等问题时应当持谨慎的态度,既要全面评估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应有的作用,也要看到其中的不足。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近代西北灾荒中国文献整理与研究”(16ZDA134)的阶段性成果；关键词：上海银行团; 国家行局; 金融进村; 关中农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研究的继续深化与发展方向（笔谈）（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1期）
李金铮：寻觅“他者”镜像下的中共革命史
李里峰：党史和革命史研究的旧与新
应星：“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的收集与利用:点滴体会
黄道炫：政治文化视野下的心灵史
唐小兵：“新革命史”语境下思想文化史与社会文化史的学术路径
王笛（澳门大学历史系）：“茶博士”：抗战时期成都茶馆的工人、职场文化与性（四川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摘要：茶馆是展现抗战时期成都的日常生活、城市文化、社交网络和地方政治的最好窗口,职场文化则是社会文化的一个缩影。民国时期成都茶馆工人和顾客的各种关系,男堂倌与女茶房之间的冲突,人们对茶馆工人的态度和看法以及工会怎样保护其会员和解决内部纠纷,都映射出茶馆工人们的社会形象与生存处境。对战时成都的茶馆工人和茶馆职场文化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审视当时在血腥战场背后城市贫民的生活状况和处境,并了解在这个关键时期,这些小人物们的命运是如何与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境况联系在一起的。
关键词：茶馆工人; 成都; 抗战时期; 职场文化; 工会;
侯松涛（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革命与一个乡村家族形象的历史变迁——鲁莒大店庄氏家族形象建构之研究（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2018年第1期）
摘要：在由革命叙事一家独大演变为多种叙事主体介入的多维性叙事的过程中,庄氏家族经历了由"地主恶霸庄阎王"到"地方仕宦大家族"的形象转变,这种转变隐含着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叙事主体、不同建构目的所形成的多维性叙事逻辑,也隐含着革命叙事的建构、解构与重构之间的纠杂难解。在对庄氏家族形象"各取所需"式的建构中,庄氏家族的形象实际上一直经历着各种方式的剪裁与切割,在庄氏家族貌似归位实则错位、貌似清晰实则模糊的形象变迁史中,一个乡村家族的本质形象可能已经被这种"各取所需"吞噬,中共革命与家族历史内在关系的真实面相可能已经被遮蔽,这也提示着更多值得继续深入挖掘的历史关节点。
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中共建国初期的社会舆论治理研究——以地方性档案史料为基础”(项目号:17YJA770009)阶段性成果； 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中共革命; 庄氏家族; 形象变迁;
张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全面抗战爆发后的中国驻日使领馆（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1期）
摘要：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日两国均在外交关系方面采取克制立场,不仅放弃宣战,还在各自撤回大使后保留使领馆。中国驻日使领馆奉命留驻,而日本当局虽避免公开驱逐中国使领馆,但试图迫使其主动撤退,遂以"官宪闯馆"、借侨逼迫、削减供给等办法逼迫之。在这一过程中,中日双方的外交博弈,日本当局对中国使领馆的监视与压迫,驻日使领馆的勉力维持,馆员的内部情况与对"易帜"行为的斗争,被迫附逆的在日华侨的艰难处境等,均影响着中国驻日使领馆的撤退进程。至1938年6月,中国驻日使领馆被迫停止办公,工作人员撤退回国。
关键词：抗日战争; 中国驻日使领馆; 华侨;
刘杰（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商人组织与地方市场秩序——抗战前汉口商会与区域市场的治理（湖北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摘要：民国时期汉口地方经济正常的发展秩序因政局变动时常遭到干扰与破坏。在地方社会经济治理不善的情况之下,汉口商会积极参与地方经济和社会事务,充分发挥组织及协调职能,在区域商业发展中充当了政府与工商业之间的沟通桥梁。基于集体商业利益与营商环境的诉求,汉口商会秉承"谋工商业发展及对外贸易发展,增进工商业公共之福利"的宗旨,努力维护地方经济与市场秩序的稳定发展,在整顿区域市场秩序、调查商情、降低运价、税制调整等方面发挥了其他社会组织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汉口商会维护市场秩序的历史实践充分展示了近代商人组织的经济职能以及在地方市场综合治理中的重要贡献。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资助项目:17ZDA199； 用友公益基金资助项目:2018-Y04；关键词：汉口商会; 区域经济; 市场秩序;
施愛東：建国初期的政治谣言及其治理
建國初期，政權剛剛易手，緊接著又是土地改革和朝鮮戰爭，一切社會平衡都被打破，針對新
政權的政治謠言風起雲湧，彌漫全國，因此而派生的社會問題也多且棘手。新華社將這些謠言分成三類：攻擊
時事政治的謠言、抹黑黨的政策的謠言、挑撥幹群關係的謠言。但如果依照形態差別，我們又可以將之分為神
諭及靈異謠言、末日謠言、恐嚇詛咒類謠言。這些謠言對新中國的政權和社會穩定造成了極大的衝擊，因而被
中央政府升格到“反革命活動”的高度，給予了極其嚴厲的打擊，同時，打擊措施也嚴格區分了以“講、駁、追”為
主的“宣傳模式”，以及以“殺、關、管”為主的“鎮壓模式”，後者是融合在“鎮反運動”中進行的。鎮反運動中全
國共鎮壓了大約30餘萬名謠言家，鎮反之後，謠言滿天飛的現象得到扼制。 施愛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民俗學會副會長， 《澳门理工学报》2019年第1期
胡逢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研究所、历史系）：战后台湾“去殖民化”的中国文化回归战略及其实践平议（文史哲2018年第6期）
摘要：1945年,阔别五十年的台湾重归祖国之后,国民政府随即在当地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去殖民化"的社会文化与教育举措。这一过程本是现代民族国家在收复的故土上行使自己主权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事实上也受到了当时大多数民众的拥护和理解。虽然在具体操作上不免存在一些可议处,但在消除日本殖民统治的后遗症,恢复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等方面,其积极作用不可否认。惟近三十年来,缘时移势迁,对此历史事件特别是其中涉及的一些重要环节,诸如日据时期的殖民文化、台湾光复初期的"国语运动",及两蒋主政时期官方极力提倡传统文化的认识或评价,歧见日出。因此,征诸史迹,进一步梳理和澄清其过程,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作反思,仍十分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