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贵生一个人蹲在儿子的坟前哭泣。摄影：孙俊彬。
17岁少年曾有过自杀计划，但家人对于他的痛苦一无所知。在偏远贫困的山村，长期不良的父子代际关系、窘迫的生活支出，让他最终选择服下毒药。
一
17岁的云南镇雄少年小龙（化名）用一瓶农药，没有征兆地将自己杀死在大年初一凌晨。
在遗书里，他写道：爸爸，我死了，你就高兴了。
小龙的死并没引起太大的公众反映。但父亲付贵生（化名）的心里却埋下深深的忏悔和不解。
小龙所在的盐溪村，位于镇雄县城西北约80公里处，沿路群山万壑，云屯雾集。水泥路在盐溪村休止，再往前行至第二座山头上，三间破旧的瓦房就是小龙的家。15年来，他和爷爷奶奶三人住在这里，父母带着三个弟弟妹妹，常年在昆明打工。
农村的春节通常会来得早一些，外出务工的村民们赶在腊月24之前就陆续回家了。
大年三十这一天，小龙似乎没有什么异常。按照农村的算法，翻过年他就17岁了。他一米七的个子，上初中三年级，身体壮实，有一张与年龄不相配的成熟的脸。
早上10点洗漱完之后，他沿着山坡走了2分钟来到朋友小帅家。这一天，除了回家吃午饭，小龙都在朋友家里看电视。
小帅是他在村里最好的朋友。在遗书的最后一段，小龙嘱咐把自己的手机卡和网络钱包密码给小帅——这几乎是他生活里最重要的两件东西。但事发前一整天，小帅并没发现这个朋友有什么异样。
小龙的爷爷站在他的床前，初一凌晨，小龙躺着这张床上喝了农药自杀。摄影：孙俊彬。“他没说什么话，跟平时一样，就看电视。”小帅回忆说。
他回家已是下午6点半，家里已经很多年不贴春联了。爷爷让他去买了条鱼。回来的时候，他把买鱼的14块钱记在账上。爷爷笑着说：“一家人算得那么清楚干嘛？”
这一天，父亲早前答应给的2100块钱，通过亲戚终于到了爷爷手里。他扣除了之前小龙陆续借走的500元，将剩下的钱作为生活费给了孙子。
父亲原本说好过年回家。但直到除夕夜，他依然没有出现在儿子面前。
2016年7月，付贵生被工地老板拖欠了2万多块钱的工资，直到年三十才结清。
但儿子并不清楚这一切。
晚间的团圆饭只有祖孙三人，爷爷给他煎了3个鸡蛋。家里没有电视，吃完后，小龙径直走回房间。
整个家并不大，中间是堂屋，与两边的卧室呈“品”字型。小龙的房间大约8平米，放着一张床，屋里晾着一排腊肉，泥地上堆着红土——看上去就像是田间一个角落。
晚上8点多，住在附近的伯娘看到小龙一个人走出来，便询问他去做什么，小龙回头摆了摆手。回忆这个细节时，伯娘才恍然：那时候他就是去拿农药。
新年钟声响起，村庄平静如故，没有人放鞭炮。隔壁电视里春晚的喜庆声穿过夜色，飘进漆黑的屋中。
凌晨一刻，小龙从房内走出来。爷爷给他煎了一个火腿肠，他咬了几口便放下了，开始烧水洗澡。洗澡的地方在爷爷的卧室——家里没有澡房。
“别老是玩手机了，这个东西对你没好处。”一边躺在床上的爷爷劝他说。小龙嗯了一声。他把手机屏幕砸碎后扔在房间角落，擦干上半身之后，便匆匆回屋。
这是爷爷和孙子最后的对话。
凌晨1点刚过的时候，在隔壁房间睡觉的奶奶忽然被一阵呻吟声惊醒。她起身打开小龙的房门，发现孙子躺在床上，口吐白沫，两脚叉开，已经奄奄一息。
“很臭，肚子下面烂了一块。”奶奶回忆，她上前拉孙子的身体，孙子已毫无气息。
在他的身边，2瓶500ml的敌敌畏只剩下半瓶。
二
小龙的死事发突然。
哪怕最了解他的爷爷也觉得不解：“我这孙孙性格很倔强，但是我怎么都不会想到他会走上这条路。”
在小龙留下的遗书里，他把自己的死归因于父亲。
在这封除夕前一天写下的遗书里，小龙写道：在这十五年里，我感谢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我学会了为人处事，但是我的爸妈在（这）些年里没有一天是他们照顾我一天过，但我不恨他们，因为他们有很大的负担。
遗书被公开之后，很多人指责他的父亲逼死了孩子。
他被认为对小龙常常施以家暴。对此，他矢口否认。
“见面时间很少，有过几次冲突，但不是家暴。”付贵生说。
小龙的爷爷也为儿子辩解说：“他是怕他爸爸责怪我们才这么说的。”
但这依然没有减轻付贵生内心的自责，他说：“（儿子的死）我要负最大的责任，”
小龙事发一天后的凌晨3点，他和妻子从昆明匆匆赶回老家。
38岁的付贵生是昆明一名建筑工，育有2男2女。除了小龙，其余子女跟父母一起住在昆明，一家五口挤在一间10平米的出租屋里。靠着自己每个月3000多块钱的工资，付贵生需要养活一家，他常常感到心力交瘁。
他早年失学，早年脾气火爆，沉默寡言。小龙两岁的时候，他便带着妻子去安徽务工，儿子留给了自己父母抚养。那些年，他们在外地吃了很多苦。有一次，安徽的工地被大水淹没，工钱没有讨到，付贵生把老板打了一顿，然后回到云南。
在他的钱包里，一张村里发的《缴纳社会抚养费通知书》被保存了4年，通知书显示，付贵生必须为超生缴纳14560元的社会抚养费。
“这几年我不敢回家，就是因为没有钱交费。”付贵生说。
父母远在他方，小龙仍备感压力。15年来，小龙与父母聚少离多，母亲忙着照顾其他三个孩子，几乎没有有时间关心他。而父亲每次回家，总因为他糟糕的学习成绩而迁怒于他。
父子俩也曾和睦共处过。小龙读六年级的时候，暑假到昆明，央求父亲让他出来打工。付贵生带他到工地一起干活。那天，两个人从中午一直干到晚上10点。完工之后，父亲带他去吃烧烤。席间，父亲问他今天有什么感想，小龙抬头愣着说，什么意思。父亲问，打工好还是读书好。小龙低下头说，读书好。
小龙的几本语文课本的扉页上写着跟同学借的钱。摄影：孙俊彬。然而，升上初中之后，小龙的成绩一路从前十名跌到后十名。在小龙的抽屉里，他一张初二的数学试卷只得了7分。
在小龙的班主任文老师印象里，小龙跟班上其他同学并无太大不同。“话不是很多，有一点就是沉迷手机，玩qq。”
腊月17放寒假前，小龙有一次上课玩手机被发现之后，手机被没收了。文老师打电话告诉付贵生，父亲在电话中把儿子狠狠教训了一顿。
学习的挫败让他开始拒绝父亲的来电，哪怕身上的钱花完，他也不会向父亲开口，而是先跟爷爷借。
父子俩之间隔阂越来越大，偶尔还会引发激烈对抗。
上一年的除夕夜，付贵生从昆明回家。跟往常一样，除夕年夜饭之后，父亲开始询问儿子的学习和生活账目。不幸的是，刚刚过去的期末考，小龙7科只考了152分。
父亲的质问越来越严厉，小龙蹲在墙角，突然大声叫喊起来：为什么你要把我生在这个世上，让我活得这么累？”
这句话彻底激怒了付贵生。他拎起一只鞋，准备过去教训儿子，被旁边的亲戚拉住。在亲戚们的劝阻下，过了不久，小龙哭着在父亲面前跪下认错。
虽然在父亲的回忆，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冲突，但小龙却一直耿耿于怀。
小龙就读的盐源中学距离家里超过40公里，每个星期回家一次。走路回家一般要4个多小时。如果坐车，他需要花15元。他平均每周的生活费只有30元——这刚好够来回车费。
或许是过惯了苦日子，父亲从小就教他，每个支出都要记得清清楚楚。年底的时候，他把账目给父亲核对，通过了才能领到下一年的生活费。
在一个小记事本上，小龙清晰地记着3年来的每次花销，甚至包括1块钱的香肠。
几本语文课本的扉页则是另一个隐秘的账本。这三年，他详细记录着每一笔跟同学借的钱，多则20元，少则2元。
这记账的习惯或许来自那贫穷的父亲。在外漂泊多年，付贵生不得不处处量入为出。对于他来说，靠着每年4万多块钱的收入养一个家庭并不简单。
他没有办法理解父亲的艰难。小龙的遗书里，有一段写道：“人人过年，欢声笑语，高高兴兴，但我去年、今年，没有得到好日子过，去年打骂、逼问账目，只因为一点小事情，我哭过年。”
这并非是小龙第一次计划自杀。
“喝农药事件”预演发生在2016年4月。有一天，奶奶无意间在小龙的房间里发现了一瓶农药。
她拿着农药问孙子。小龙说，感觉压力很大，不想活了。
奶奶将这个事情告诉了爷爷，两个老人慢慢地开导他。
“那次跟他说了很多话，他听了之后说，我不想死了。等我大了能赚钱，我养你们，给你们送终。”爷爷含着泪诉说了这段往事。
对此，父亲一直被蒙在鼓里。
三
小龙之死只是极端个案。但在当地，因代际关系不良引发的事件多次出现。
据《2016年云南省农村留守儿童人数调查》的调查显示，有不少留守儿童表现出内心封闭、情感冷漠、行为孤僻等个性特征，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性格缺陷和心理障碍。
在昭通，有超过140万的留守儿童，其中，镇雄县就超过10万人。
付贵生站在家门口望着村庄。摄影：孙俊彬。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镇雄全县总人口达152万多人。这个云南省人口最多的县，是全国597个扶贫攻坚县之一。
大量年轻的父母外出务工，造成诸多问题。镇雄县的一个派出所统计，2005年至2007年6月，该镇就发生了15起留守儿童杀人或被杀的案件，5起留守女童被强奸案、1起吸毒案。
和镇雄县的许多村庄一样，盐溪村也是典型的贫困乡。据村支书王廷欢介绍，全村400多户为贫困户（人均收入不足2800元），占全村人口的三分之一。同时，全村留守儿童人数接近200人。
每周五，付贵生都会收到一条学校的短信，提醒家长到学校接孩子，以免路上发生意外。然而，初中三年以来，他因在外务工，从未参加过儿子的家长会。
在小龙的一条qq状态里，他写道：活着就是受罪。
似乎很少人了解这个孩子内心的痛苦和挣扎，哪怕在村里跟他最要好的小帅，也从来没有听他提起过对生活的抱怨。
3年前，小龙通过了父亲的qq好友申请，不久之后又把他删除了。
“我也试过在qq上跟他聊天，他都很少回复。”付贵生说。
大年初九的下午，料理完后事之后，付贵生一个人蹲在儿子的坟前哭泣。
细雨凄凄，远山被云雾缭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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