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这是杜甫《兵车行》中的名句，固然是老杜以汉武帝故事讽唐玄宗，但也可见“汉武开边劳民”这一历史认识在唐人心中的根深蒂固。
读完田余庆先生《论轮台诏》一文，论述汉武帝开边兴利，竭尽天下民力，导致汉朝几乎蹈暴秦灭亡之路。
但终于在死前二年颁布轮台“哀痛之诏”，实现政策上从用武到守文的转折，引动后代的“昭宣中兴”，使西汉统治得以再延续近百年之久，堪称华夏历史上的重要时刻。
轮台诏前后的史实并没有太多疑义，田先生的独到之处在于花了大量笔墨描述武帝政策转变前那桩血雨腥风的“巫蛊之祸”，以及它与形势更迭的密切联系，钩沉索隐，盘活了大片零散的史料。
汉武帝在反击匈奴的长期过程中，开边兴利，继往开来，使得草原游牧民族的兵锋不敢南下，自然是不世勋业。
但是经营西域，征伐异国，究竟要深入到哪个地步，又要在什么时候转变战略，在开边与内政之间取得良好的平衡，他的判断无疑丧失了分寸感。
战争如无底泥潭，使得海内虚耗，天下骚动，从元封的二百万流民到天汉的农民大暴动，西汉朝廷遭遇了伤及根本的大危机，很可能蹈暴秦灭亡的覆辙。
下轮台之诏罪己并改变战略，本是一次正确的决定，但从颁布的时机看，也远远不是最优解。
田余庆先生说：
“轮台之诏的颁布，不能说是及时的。
在征和以前的若干年，出现过需要转折也有可能实现转折的时机，但汉武帝丧失了这种时机，延误了转折，从而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和政局的动乱。
”迟来的轮台诏，肯定会让汉武帝想起二年前，与他兵戈相见最终自经而死的太子刘据。
刘据秉承的，正是如今汉武帝所贯彻的“守文”之略。
卫太子刘据系贤后卫子夫之子，舅舅更是威震万里异域的帝国名将卫青。
《通鉴》记载他：
“
性仁恕温谨。
上嫌其材能少，不类己。
”这样一个罕有的温和仁厚的政治人物，却在著名的巫蛊之祸中自经而死，死后被恶谥为“戾”，暴戾的戾，史称戾太子。
林峰饰演的汉武帝，和王珞丹饰演的卫子夫。
田先生对巫蛊之祸的概述如下：
汉武帝时，巫蛊作为一种迷信活动，在宫廷内外都很流行。
大规模的巫蛊之狱发生在
征和年间。其时公孙贺为丞相，贺子敬声为太仆，父子被告使巫祀诅武帝，并于武帝经行驰道埋偶人。征和二年（前91）正月，贺、敬声俱死狱中。
这时武帝卧病甘泉宫，水衡都尉江充建言巫蛊为祟，欲乘机陷害太子及皇后。武帝使江充为绣衣使者治巫蛊狱，江充率胡巫掘地求偶人，扬言得之于太子宫。太子使客诈为武帝诏捕斩江充，并发兵凡数万众以拒官军。武帝命丞相刘屈氂与太子战，并收卫皇后玺绶，卫皇后自杀。太子败走湖县（在今河南灵宝境），旋以被围自经。
后人有将巫蛊之祸归咎于江充，因为他与卫太子有旧怨，从中挑拨。
但是凭借史料推断，以卫太子的尊贵和卫家的显赫，江充充其量只能算是一枚棋子，背后的棋手是至高无上的汉武帝。
田余庆先生对此的见解非常深刻：
“江充充当了深酷用法臣僚的代表，秉承武帝意旨，凭借党与优势，用非常手段摧毁以卫太子为代表的‘守文’的政治势力，这也许就是巫蛊之狱的实质。
”
轮台诏颁布前后，汉武帝对卫太子事似有悔改，曾说：
“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
”并开始为卫太子昭雪。
巫蛊事件中以迫害卫太子得功封侯之人，在汉武帝统治的最后三两年内，全部被杀或被逼自杀。
他们之死，史籍上记有不同的罪名，但集中起来看一看，就知道都是出于为卫太子昭雪的需要。
在田余庆先生的条分缕析之下，轮台诏与巫蛊祸的关系基本廓清。
但回过头看，武帝早在征和二年大将军卫青还在世，卫太子仍然稳居太子之位的时候，就曾说过：
“
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
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
为此者不得不劳民。
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
”汉武帝雄才大略，对战争不得不战与应当适可而止，已经有了非常清醒的认识，他未必不赞同卫太子一直以来的守文之略，或许只是不觉得守文之略必须要由卫太子来完成而已。
《通鉴》记载：
“太子每谏征伐四夷，上笑曰：
‘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
’”汉武帝笑着对太子说，征伐兵戈这种脏活累活我去干，等太平的时候你来享受，有什么不好的。
看似开明通达，父慈子孝，但此时可能已经杀机深埋。
君心难测，人性幽暗，汉武帝晚年好神仙方术，唯求长生，太上无情，亲情俗缘可能都属于可抛弃的东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