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秋蓉丨帝国：全球化的载体和动力

图为尼尔·弗格森

Bing.com

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帝国”是一代代英国人歌颂的美德与不懈追求的价值；甚至在20世纪前半期，大多数学者笔下的大英帝国仍然是自由与正义的化身，但是随着大英帝国的分崩瓦解，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自由主义学界出现了一种广泛的共识，即所有的帝国都意味着一种民族剥夺了其他民族的权利，首先是民族自决权；而帝国主义也成为了肮脏的字眼，在当代，其从传统的殖民形式的控制一国主权转化为自由的形式，即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形成的帝国主义，二战以后的美国是其典型代表。

21世纪，随着全球化的加速，民族国家、区域之间的联系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密切，没有一个地区是孤岛，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摆脱全球化的浪潮孤立地发展，而世界仍然存在巨大的不平等、社会分裂、局部冲突。因此，“帝国”话语体系重新复兴，自从9·11事件和阿富汗战争以来，甚至出现了一些声音，宣称某种“帝国”实际上才是最重要的治理模式、现代的秩序，具有永恒的力量可以拯救世界。而曾经的大英帝国史为书写现代全球“新帝国”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框架，在这个背景下，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帝国：英国如何塑造现代世界》 （Empire : How Britain Made the Modern World） 应运而生。

早在1998年，弗格森冗长的著作《战争的悲悯》指责英国对普鲁士的误判造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且到20世纪末还悲剧性地削弱了英国对海外殖民地的控制，这其中充满了对盎格鲁-撒克逊势力衰退的惋惜以及对日不落帝国的憧憬。这部著作使得弗格森声名鹊起，也正是这一著作使弗格森超越原有的金融学研究，转变成帝国的传道者和历史学家。2001年，弗格森在著作《金钱关系》中明确表示：美国应该把更大比例巨额资源投入到为资本主义和民主建设一个安全的世界中去，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动用军事力量。2003年伊拉克行动后，弗格森在《纽约时报》上公然宣称：“我是新帝国主义团体的忠实成员”。弗格森并不以其学术贡献而闻名，他对“白人责任”的鼓吹被学术的历史学家忽视；反而是其固执己见、具有煽动性的反事实言论在政治和文化话语中的普遍右倾转变中得到了关注，并且在大众传媒中也备受欢迎，其参与制作了多部纪录片，成为英美两国著名电视台的专家学者。在美国，弗格森声望更盛，他成了“罗马人”智慧的“希腊顾问”[1]，《帝国》一书在美国出版的标题为《帝国：英国世界秩序的崛起和消亡以及全球力量的教训》（ Empire: 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British World Order and the Lessons for Global Power ），显而易见，作者意在传达英国在享受全球经济和军事霸权时努力传播其自由主义价值观，并且为世界秩序的建构和全球化的推进做出巨大贡献，美国现在应当从“抗拒帝国”中走出来，在大英帝国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承担起“世界帝国”的责任。

尼尔·弗格森无意深化对英帝国的历史研究，那么在本书中，他是如何从历史的发展中挑拣出大英帝国及其殖民地推动的全球化发展呢？又是如何将大英帝国的历史与现实的政治结合起来的呢？

左图为英国出版的封面，右图为美国出版的封面，来源于网络

《帝国》一书以时间顺序为框架，从商品市场全球化，劳动力市场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政体全球化，资本市场全球化，战争全球化这六大主题为主线记述大不列颠及其在殖民地所推进的全球化发展。

（一）商品市场全球化

“英国何以强大？”，作者描绘了后起之秀的大英帝国如何效仿以往帝国的经验，在商品消费和商业的推动下建立起全球化的商品市场。15世纪，西班牙帝国成为全世界觊觎的中心，而英国在几番海外探险失败后转而走上掠夺西班牙的道路，民间的海盗行为逐步成为英国王室默许的战略行动。以“海盗”发家，通过“消费”发展，18世纪的英国建立了世界的第一个大众消费市场，然而进口贸易面临着来自欧洲大陆的竞争。在与荷属东印度公司竞争亚洲的市场份额的英荷战争中，英国虽然失败了，但却促成了英荷政治联盟，英国引进了先进的金融制度，国家公共债务体系使得政府能够以低廉的利息借贷，发展大规模项目。另一个来自欧洲大陆的威胁是法国，不同于荷兰争夺市场份额，法国具有独霸世界的野心，试图把英国从印度驱逐出去。18世纪英法七年战争，英国人充分发挥了自己在科学技术上的优势战胜了法国，作者将这一次胜利归结于英国从荷兰那里学到的信贷模式。海上实力和金融实力的融合过程中，英国从最初的贸易诉求转向了政治权力的追逐，直接由王室任命的总督为印度文员制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二）劳动力市场全球化

仅仅凭借商品贸易，建立大英帝国还远远不够，正是以寻找新家园、追求自由为口号的英国移民者在广阔的空间里建立起一个个殖民地，才使得大英帝国的领土遍布世界。然而，英国在殖民地的统治也衍生出了一系列问题：自由与奴役的悖论，帝国王权与地方自治的冲突。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的建立是依靠自由的信仰和利益的诱惑，但也给美洲的印第安人带去了灾难，疾病和战争使他们近乎灭绝了。随着殖民地的开垦，对劳动力的需求促使英国贩卖非洲黑人，他们被当作奴隶压迫，帝国自由的局限性在此凸显，一个自认为自由的民族何以奴役了广大的黑人？然而，对大英帝国发出挑战的还有在美洲大陆上的白人殖民者，伦敦的中央王权与美洲的地方议会权力处于相互竞争状态，莱克星顿打响了革命的第一枪，来自“大陆的”英国人通过独立战争建立了美国式的共和国。然而，失去美洲殖民地并没有打垮大英帝国，相反其扩张的步伐迈向了崭新的大陆——澳大利亚，在这里，“责任政府制”[2]成为了大英帝国统治与自由理论想妥协的方式，这也正是18世纪90年代美洲殖民者所呼吁的，如果美洲殖民者遂愿了，那么美利坚合众国还会产生吗？

（三）文化全球化

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大英帝国不仅梦想着统治世界，还要救赎世界，他们狂热地要将光明带给那些他们看来黑暗的大陆。打着文明教化的旗帜，他们试图将上帝的福音传播到殖民地，以此干预殖民地人民的信仰世界，各种非政府组织的传教协会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一行动却遭遇到了当地的强烈反应，对印度的“文明”的传教遭到了蔑视和狠狠地回击，反而激发了英国人的野蛮性，一场大屠杀式的报复在印度展开；戴维·利文斯顿付出了一生，在非洲传播基督教文明的行动也是一败涂地，然而其死后，基督教却在非洲留下了长远的影响。利文斯顿所期望的一切，商业，文明和基督教，依靠“暴力”，在这片土地被征服后才得以扎根下来。

（四）政体全球化

大英帝国在印度建立殖民地以后，如何进行有效统治？这主要依赖于工业革命所产生的新技术极大地便利了大英帝国对世界的统治：蒸汽船、电报、铁路网技术的产生使得世界变小了、控制变得容易了。英国对印度的统治进行了革新，它采取直接的殖民统治，派总督仿照英国政府的模式建立一个政府，精简运作、廉洁高效。此外，英国依赖印度亲英的精英阶层巩固其在殖民地的统治，通过西式教育，使他们成为英国化的精英，并通过印度文员招聘考试将他们吸纳到印度合同文员阶层。然而。中央地区的自由主义思想与印度地区的种族主义思想矛盾激化了，当英国侨民感觉到他们优越地位受到了挑战便掀起了一场“白人兵变”，这场兵变成为了印度人仇视英国统治的根源。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尾声，英国人民对于印度的幻想基本上是守旧派眼中的地主贵族统治下的传统等级社会，在1898年上任的守旧主义者印度总督的统治下，本来由大英帝国扶植起来的精英阶层却失宠了。印度，是大英帝国的核心，如果英国化的印度精英与英国人对立，那么大英帝国的统治将岌岌可危。

（五）资本市场全球化

19世纪末，英国人将目光瞄向了非洲大陆，金融力量和武力的结合使大英帝国迅速地扩张， 20世纪初，大英帝国达到了鼎盛时代。武力使得大英帝国征服了殖民地，金融能力使得大英帝国的成为了世界银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大量投资，由此扩大了它的非正式帝国领地。这一结合在罗德斯以及罗斯柴尔德公司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英国政府则坐享其成，从贸易垄断向“政治保护”的转变正是“瓜分非洲”的典型途径。然而，在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种族优越论的思想越发盛行，也显示出大英帝国屠杀最极端的时刻。布尔战争之于大英帝国，是最惨烈的痛，帝国付出了高昂的生命代价和资本成本，也导致了帝国内部关于帝国主义的批判。随着人道主义的兴起以及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学上的批判，由此产生了一场政治变动，自由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达到了最高潮，其中蕴含了大英帝国走向衰败的因子。

（六）战争全球化

进入20世纪后，大英帝国的困境愈发明显，一方面，要面对殖民地内部的民族独立运动，另一方面又要与其他对手斗争。作者认为大英帝国统治的真正威胁在于其他更邪恶的帝国，正是与这些对手抗争的高昂成本最终拖垮了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国内经济危机严重，帝国内部掀起了集体的质疑，民族主义者的反抗也带来了大英帝国的信心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面对邪恶的法西斯，英国选择了正义的道路，不惜以帝国的衰败为代价。作者在文中反复描述了德国、日本等其他帝国更加惨无人道的手段以彰显了大英帝国的道德良心。大英帝国曾经为了推进全球化作出巨大的贡献，现在，它又为了捍卫正义而倒下了，作者认为这样的牺牲难道不足以洗清其犯下的罪恶吗？随着大英帝国的衰败，权力交接到了美国手上，这个从反对大英帝国的战争中崛起“抗拒”的帝国。

图为《帝国》在中国出版的封面

来源于百度百科

《帝国》一书的出发点在于宣称大英帝国是全球化和自由主义制度传播的工具，弗格森并不试图否认大英帝国在其殖民地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然而它认为大英帝国留下的遗产恩泽世人。弗格森全书叙事的中心是大英帝国的“道德心”，每次讲述完英国残暴的行动后，其后必然跟随着英国社会内部对其进行的自由的、人道主义批评，正如V.S. Naipaul 所描述的那样：“想要黄金和奴隶, 就像其他人一样”, 但也 “想要像为奴隶做了好事的人一样, 为自己树立雕像”。[3]

对弗格森描述的光荣的大英帝国伟业已经有许多的批评，两代西方的历史学者都证实了亚洲和非洲国家对殖民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批判，无论是通过舰炮强加的——奴隶贸易、暴力征服、强迫传教等在当地都引起了强烈的道德谴责；还是通过资本渗透的——首先是军事干预，寻找解决资本过度积累的办法（例如英国通过布尔战争侵占非洲黄金、美国发起中东地区的战争，意在控制石油资源）；其次是通过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和开放资本市场来解决其自身矛盾。这两种手段的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实际上，破坏远大于建设，传统殖民帝国主义形式下，其打破了一种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进程，将殖民地人民强行拉入一个其所声称的“民主自由”世界，从而失去了掌握了自己命运的机会；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不仅带来了贫富差距的扩大，也容易使得某些地区出现大规模的反抗和社会斗争，以至于出现暴力冲突。或许恰恰是21世纪以来新形式的帝国主义的回潮才导致了全球性的危机，加剧了世界的不平等、不公正。

虽然弗格森为大英帝国辩护的论调显得有些过时，但是却有着现实的政治关怀，也包含着其不灭的帝国梦想。1989年冷战结束，强调竞争和势力均衡的国际秩序也宣告了终结，同时，一种“新形式的帝国主义”又产生了。英国著名外交家库珀将国家分为了三类：其一是在前殖民地下建立的失败的前现代国家，这里霍布斯式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正在进行中，例如索马里等国、阿富汗；其二是传统的“现代”国家，他们遵循马基雅维利的主权至上论，例如中国；其三是后现代国家，即现代西方发达国家，欧盟是其最发达的例子。在他看来，后现代世界中没有安全的威胁，不会相互侵略，但是前现代国家和现代国家，尤其是前现代国家带来的挑战是十分明显的，毒品、犯罪、恐怖主义。因此，弱者仍然需要强者，而强者也需要一个有序的世界，我们仍然需要一种新的帝国主义，一种人权和世界主义价值观都被接受的帝国主义，即“新的自由帝国主义”。[4]

弗格森基于现实政治的考量也重启了“新帝国”的思想。弗格森认为只有美国具备维护世界秩序的军事实力，如果人类注定要受一个帝国统治，那么最好是自由与民主的，每一个制度的建构都伴随着极大的苦难、剥削和流血，甚至在帝国的构建中也是如此。弗格森在《帝国》中发问：“我们是否应该另辟蹊径，找到一条不这么血腥的现代化之路？”并宣称“帝国并不可爱，但是所有的替代方案现在看来都更糟”。然而，西方的衰落和荒废无处不在，弗格森对此感到痛心，他认为真正的威胁不在于来自中国的崛起、伊斯兰教或者自然环境的威胁，而在于西方人对自己从祖先那里继承的文明丧失了信心。显然，弗格森依然保持着对新帝国主义梦想的高度忠诚，从“跨大西洋主义”（trans-Atlanticism）到“中美共同体”（Chimerica），再到“六大致命程序”（政治和经济竞争、科学革命、法治、现代医学、教育、职业道德），弗格森的帝国思想不断发生着转变，不变的是——帝国依然是全球化的动力，是世界秩序和安全的可靠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