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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独立出品【热点时评】
文|
赵杰
读博7年未毕业的唐晓琳失踪事件在网络引大关注，关键词：抑郁症、压力、履历光环。一名博士生留言说：“一看到她的项目觉得想跳楼一点不意外。我完全可以体会那种绝望……希望如果她还活着，之后能知道想死的不止她一个，心理会好受一些。”引发近1400人点赞。
2017年10月10日，美国犹他大学物理与天文学系主任布罗姆利教授给系里所有学生发去了一封邮件，邮件中表示，根据犹他大学警方从旧金山警方处获得信息确认，系里来自中国的研究生唐晓琳已离开人世。当天，犹他大学校方也证实了这一消息。
根据网络上公开此邮件的内容，截止目前，美国有关方面均未明确提及唐晓琳的死亡原因，以及何时在何地发现了她的尸体。就唐晓琳的生前好友发出的寻人启事内容，“唐晓琳处于忧郁症中，可能会伤害自己。”大家由此推断她应该是抑郁症病发之后自杀身亡。
"末人"涌现的时代？
唐晓琳最后留给这个世界的确切信息停留在10月1日。当天凌晨，她一个人前往金门大桥南侧的迎宾中心。根据她朋友的说法，那里曾是她生前给朋友留言说要去结束生命的地方。
唐晓琳失踪事件在网络上引起极大关注，关键词有三：抑郁症、压力、履历光环。这名来自中国山东的女孩，于2004年进入北京大学就读空间物理专业，2008年本科毕业后前往美国读研究生，至今第九年尚未毕业。北大、空间物理、犹他大学博士，这些名词每一个都是令许多同龄人可望不可即的光环。
但此番事件爆发，引发了人们对光环背后压力和人性的双重反思。围绕压力，诸多留学生纷纷指出留美研究生遭受的扭曲导师制度；不合理的博士毕业机制；难以完成的论文数量，等等。
在“知乎”网站上，围绕唐晓琳事件的跟帖有371条，每一条都有数百条评论，这些跟帖和评论中重叠率最高的观点是：“感同身受的绝望”、“死循环”、“光环背后难以忍受的压力和孤独”、“年龄渐长事业无成的迷茫和压抑”等等。
这些篇幅动辄数千字的跟帖，字里行间均弥漫着深入骨髓的无奈气息。其中一名博士生留言说：“一看到她的项目，就觉得想跳楼一点不意外。我知道那个实验非常难做，做好了发的文章也不会特别好。成功率低到令人发指。完全可以体会到那种绝望……希望如果她还活着，之后能知道，想死的不止她一个，心理会好受一些。”该留言引发了近1400人的点赞。
还有一个署名“好大的风”的网友在长长的跟帖中坦言：“看到身边的同学一个个顺利毕业走人，找到了好的下家，而自己只能继续呆在那个逼仄的、暗无天日的实验室里搬着砖时，那种绝望的感觉，太能体会了。”此贴同样引发了逾七百人的赞同。
回溯近三年来的公开媒体报道，留学生自杀事件并非偶然。就在唐晓琳失踪三个多月前，2017年6月18日晚，刚刚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毕业的22岁中国留学生赵义宁，从圣地亚哥科罗拉多大桥跳海，自杀身亡。
2017年2月12日，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20岁的中国女留学生刘薇薇(Weiwei Liu，音译)被发现在宿舍内自杀身亡。
2016年12月10日，俄亥俄州立大学中国留学生刘姓同学开枪自杀身亡。
2016年1月，芝加哥大学一名陆姓中国女留学生跳进密歇根湖，结束了自己年仅28岁的生命。
2015年1月27日，耶鲁大学中国女留学生王璐畅，从金门大桥跳入旧金山湾自杀。
2016年12月，北美留学生日报曾经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参与投票的7000多名读者中，有超过一半(53%)的人投给了“有过，有动过自杀的念头”选项，还有约9%的读者投给了“身边的朋友有过”选项。而“从没有想过自杀”的读者不足40%。
整理这些信息的过程中，我的脑海中不时浮出政治学家福山眼中的“末人”（the last men），也就是他所解释的一群“没有胸膛（激情）的人”。此概念的最早提出者是尼采，其中穷途末路、丧失了内在动力的“末人”，在他所著《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序言中发问：“爱是什么？创造是什么？渴望是什么？星辰是什么？”这发问正如经典的“哲学三问”般引人深思：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一代又一代人身陷于这样的迷思中，苦苦寻找活着的意义。
“人类不会因为过度疲劳而死，但却会死于浪费和忧虑。”美国心理学家卡耐基的观点，总结了“末人”的生命光景，但《圣经》中的描述更直接：“人心忧虑，屈而不伸”；“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不刻意行恶，但不愿意担当责任和使命
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对唐晓琳等逝去的灵魂，心存最大的怜悯，而绝非批评、责备甚至羞辱。不过，在这“末人”涌现的时代，在基督徒的末世观里，是否应提醒这一趋势？除了迫切不住地祷告，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如果我们的观察和思考仅仅止于唐晓琳们的死亡事件本身，难免囿于这个世界的视角和逻辑，而非站在“日光之下”，从一个更宽阔的角度来审视以后必再有的“已有之事”。以我目前有限的思考，这个更宽阔的角度应该是“祂的国度”背景下的“这个世代”。
我们的信仰支持我们，打开属灵的心眼看待周遭，以信心站立在基督救恩的磐石上，相信凡事上神的主权。但我们的信仰同样支持我们，不可疏远我们所处的并不可爱的世代，反而要比不信的人更进入其中。
如此，我们来看待唐晓琳事件，就要将之置于当下的世代，就是一个主流并不信仰上帝的世代。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为这个世代的定名是“世俗时代”（a secular age），其中最大的特征在于一种“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的勃兴。
在这样一个世代里，“让混沌有一席之地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交替，而是没有必要的一个让步，是对恶的妥协，因为所要让步的东西，正是我们试图要清除的。”泰勒在代表作《世俗时代》一书中，试图用混沌、虚无的侵入，来解释人们对恶的妥协和让步。
当日益甚嚣尘上的“丧文化”，开始成为年轻人的口头流行语时，我们可以更直观感受到泰勒的观点。这种文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们，并不刻意行恶，但同样并不担当责任和使命，“在现实生活中，失去目标和希望，陷入颓废和绝望的泥沼，难以自拔地活着。”
这种现象在拉美特利（La Mettrie）笔下显得更生动可怖：“这些必有一死但镇定自若的人们，不会再听到任何其他的声音，只听从他们自身存在的自发指令，这仅有的命令……会带领我们走向幸福。”他在代表作《人是机器》（L’Homme Machine）一书中的这段话，给我们展示了失去思考能力的人们，正在一步步走向自认为幸福的死亡境地。
如今撒旦对灵魂的俘虏和吞噬，使用的不是刀枪和战争，而是混沌和虚无。一边是人们愈加强烈的“无求于外的”自我；一边是漫无边际的空虚感。这一切恰恰与信心、盼望和爱心主导的基督信仰背道而驰。
泰勒认为，在这样的世俗时代，“人类已经丧失了与关键的灵性实在的接触。”换言之，基督徒正在面对一个人类普遍漠视灵性的世代。那么，我们如何站在救恩当中，以苏醒的灵魂进入这世代？我想，最切实的答案在于几个字：行公义的“行”，好怜悯的“好”，存谦卑之心的“存”。然后将这几个字置于“与神同行”的前提之下，陪伴身边有需要的灵魂群体走一里路、二里路，以及无数里路。
广泛流行的冷漠病毒
泰勒在《世俗时代》一书中引用了布鲁斯对这世代的一个描述：“广泛流行的冷漠。”我的心被这句话深深扎中。
“至此，我们简直就没有能力去决定什么是好的和对的。”泰勒总结说。冷漠正在埋没神创造人之初放在里面的“明明可见的神性”。
我的一个博士朋友就曾坐在我面前，哭诉她的研究环境如何恶劣，周围的人如何冷漠，导师如何绝情。她口中那种令人窒息的人际关系的冷漠，曾激发我持续为她祷告，直至她走入教会的大门。
其实，我不用举出太多现实的例证，来证明像病菌一样在这世代迅速蔓延的冷漠，因为相信每个人都深有同感，但我的内心迫使我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接受了上帝救恩的基督徒们，我们冷漠吗？
如果这个答案是否定的，我想我们可以成功推翻布鲁斯“广泛流行”这一定语。但我必须诚实地回答，我并未成功抵挡这种冷漠，奉基督之名聚集的教会，同样也或多或少在感染这一病毒。广泛流行的冷漠，使我们已经并且正在失去一个又一个亟需福音的阵地，先是同性恋群体，然后是穷人群体，接着是富人群体，继而是年轻人群体和儿童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