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咏双橡园诗| 微思客

李海默| 休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生

近读钱复先生所撰《钱复回忆录（卷二）：华府路崎岖》（台北：天下远见，2005年），收获极丰。书中载有胡适先生抗战时期驻美大使任上（1938-1942）咏双橡园诗，甚值一记。

1988年，刘锴先生影印此诗赠钱复，并指出“胡先生迄未发表，但是能显示他对双橡园的怀念”，双橡园者，Twin Oaks，即当时的中国驻美大使官邸。

钱复说刘锴赠此诗给他时讲明是“迄未发表”，我手头没有足够的相关资料去做考证，不过《书屋》2009年第10期所刊姜异新先生《橡园深深》一文有提到此诗，并说明是：“胡适偶作于1943年10月27日，他寄给杨联陞指正，说是受到了康桥诸诗人的恶影响”。姜先生所引版本，与钱复所录有两处不同，一作“终让他们来梦中”，一作“藤花豆荚爆开了”。想来此诗是作于43年前，后来作过一点改动，再以私信的形式寄给杨联陞，我估计是因为原诗“到”、“剥”皆出现两次，故作出改动为“来”和“爆”。

照片来源：goo.gl/QVH5AL 

“康桥诸诗人的恶影响”此语甚值玩味，所谓“康桥红叶”者想来与此有关。如无意外，这里的康桥即是指哈佛大学所在地，今通译剑桥者，而非英国剑桥大学，这也合乎杨联陞的身份，且哈佛确有红叶之景（参阅http://harvardforest.fas.harvard.edu/leaves/leaf_readings）。正如余英时先生在《论学谈诗二十年——序〈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一文中所写：“1944年10月到1945年5月，胡适正式接受哈佛远东系的邀请，教八个月的中国思想史，长期住在康桥，他和杨的关系便益发亲密了”，这是诗中“康桥”典故的后续发展。

进而，我疑心所谓“康桥诸诗人”就是美国的Poets of Cambridge群，如E. E. Cummings，Henry Adams，A．Bronson Alcott，Philip Henry Savage，Oliver Wendell Holmes, Sr.（其子Oliver Wendell Holmes, Jr.曾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等人，而其间最著者，当为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无疑。胡适早年旅美求学时游记曾称：“爱麦生为此邦最大思想家，其哲学大旨，以为天地万物，皆备于我，善恶皆由我起，苟自得于中，何求于外物？人但求自知足矣，天（上帝）即在人人心中，何待外求？”。激扬之辞，溢于言表。那何以又要说“恶影响”呢？一来这是调笑话，不可十足当真，二者哈佛学派历来重人文主义，并试图以人文主义阻遏过度的科学主义，此取向与胡适大略相同，然而揆诸当时世界局势，人文主义实有日渐“失语”的无力感；三者，尽管尽人皆知爱默生象征着积极进取的美国精神，但这个哈佛诗派同时又以“哈佛悲观主义者”群（the Harvard Pessimists）而知名，胡适想来是说自己诗中流露着一种淡淡的“悲观”吧？

题外话：谁是皮特？谁是那思？

 胡适1914年《波士顿游记》讲到美国开国史时有如此一段记述：“余以为尔时英国政府暗于美洲民气之盛，其达识之士如褒克（Edmund Burke），如皮特（Catham）欲力为挽救,而当局者乔治第三及那思（North）皆不之听，其分裂之势已不可终日”（此处用范桥等编《胡适散文》（第三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115页）。

这里的皮特，笔者查阅了几种不同版本胡适文集资料，有的写做“Cal Ham”,有的写做”Chatham”, 有的写做“Cal_ham”, 莫衷一是，且此C字头名字明显不读为“皮特”。然则皮特究竟是谁？

笔者认为，此“皮特”即是生活在1708至1778年间，并曾在1766–1768年间担任英国首相的 William Pitt, 1st Earl of Chatham ，此公的中文全译名当为威廉·皮特，第一代查塔姆伯爵，在英语文献里又经常被称为William Pitt, the Elder。胡适附注里写的Chatham正是其头衔“查塔姆伯爵“里的“查塔姆”三字。 他在美国革命一事上的立场正是以“欲力为挽救”而著称，他与本杰明·富兰克林关系甚好，在1775年美国革命战争爆发后，他曾力主英国政府从波士顿尽速撤军，并曾经郑重警告英国国会：“如果想要美利坚殖民地重回英国怀抱，我们不能仅仅只是废除一些现行的规章，我们必须要努力打消美利坚土地上生存的人们的种种不满与怨怒”（参阅Thomas Fleming：Liberty!: The American Revolution，Viking，1997）。

William Pitt, 1st Earl of Chatham（照片来源：维基百科goo.gl/nqFuAk）

那么这里的“那思”又是谁呢？笔者检阅不同版本，有写为“娜思”者，有写为“娜恩”者。据笔者推断，这里的“那思”指的是生活在1732-1792年间，并于1770-1782年间担任首相的诺斯爵士，英文全名是Frederick North, 2nd Earl of Guilford，现在的中文通译是第二代吉尔福德伯爵腓特烈·诺斯，他的政治立场也正是对于Burke等人的“欲力为挽救”采取“不之听”的态度。据说，当英军在北美落败的消息传回到英国本土的时候，他曾拍案惊呼到：「天啊！完了！完了！」（Oh God! It's all over! It's all over!）。

Frederick North, 2nd Earl of Guilford(照片来源：维基百科goo.gl/uxrWWx)

附注：此稿写成于2016夏间，当时以为此问题学界并无人指出过。最近读到厦门大学历史系盛嘉教授（康奈尔博士）2006年所作《胡适与美国政治文化》一文，方知已然指明此问题，且判断与笔者完全一致，佩服不已！

编辑：敏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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