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雅旧人 （三）
陈远 辑
1922年前后，有的人提倡新学，有的人要保存国粹。吴虞“打倒孔家店”的主张，就是在那一时期提出来的，当时吴宓、梅光迪等人编辑《学衡》杂志，与新派辩论抗衡。有一次梅光迪一时大意，把“乌托邦”翻译成“乌托之邦”，被吴虞抓住，把梅光迪叫做“梅光之迪”。
1925年，清华大学创办国学研究院，已在清华任教的吴宓向梁启超介绍陈寅恪，梁启超推荐陈作国学研究院导师，当时的校长曹云祥尚未听说过陈寅恪，问梁：“陈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启超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的几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誉，曹云祥听后才决定聘他来校任导师。
清华国学院聘赵元任为导师时，赵元任正在哈佛大学任教，哈佛要赵找人替代，指名最好是陈寅恪，并许以高薪。赵元任写信征求陈寅恪的意见，陈回信说：“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
胡适所着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最早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书籍。书出来之后，胡适特地送一本给章太炎，并在封面里写“太炎先生指谬”，署名“胡适敬赠”。其中“太炎”和“胡适”二词的右边都加条黑线，表示是“人名”。然而章太炎不懂新式标点符号的应用，看了自己名字旁边的黑线，就骂道：“何物胡适！敢在我名上胡抹乱画！”继而发现“胡适”两字旁边也画一黑线，这才笑说：“他名字边也有，就彼此抵消了。”
冯友兰在北大上本科时，陈介石先生讲中国哲学史，从先三皇、后五帝讲起，每周四小时，讲了一个学期才讲到周公。学生们问他如此讲法，何时能够讲完，老先生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要讲完一句话就可以讲完。要讲不完就是讲不完。”果然没有讲完，老先生就去世了。陈介石之后是陈汉章接着讲，讲的是《宋元学案》、《明儒学案》那些内容。后来胡适也到北大讲课，讲的和那些老先生截然不同。有一天陈老先生上课，拿着胡适的讲义大笑：“我说胡适不通，果然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字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大纲，现在又有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为大纲的大纲？”
梁漱溟在北大讲印度哲学和唯识论时，哲学系的彭基相、余光伟等学生都不同意梁的观点，但是他们也去听梁漱溟的课，据他们自己讲：“我是来听听他荒谬到什么程度。”
30年代的北大，学识辩论之风很盛。胡适曾写过《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还写过《白话文学史》，也只有上卷，人称“上卷博士”，甚至在学生中间还有人说他的《中国哲学史》是拿他爸爸的手稿来刊印的。这时被胡适从燕京挖过来的钱穆已经写完了《先秦诸子系年》，准备印《老子辨》。这样就涉及到两个人如何处理老子这个人和《老子》成书年代的问题。胡适按照老的说法，认为老子是春秋晚年的人，略早于孔子，而钱穆则认为老子是战国时人，略早于韩非子。胡适的书先出，所以看到钱穆的书按兵不动，钱穆起兵笔伐之，胡也不举白旗。钱于是决定口诛。有一次两人相遇于教授会，钱便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了。胡答：钱先生，你举的证据还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连我的老子也不要了。
国学大师刘师培在北大讲中古文学史时极其潇洒，上课时总是两手空空，不携带片纸只字，可以从头到尾源源本本地讲下去。声音不大，却句句都是经验之谈。但是刘大师最怕在黑板上写字，不得已写上一两个，也多是残缺不全。周作人说他的字：“……字写的实在可怕，几乎像小孩描红相似，而且不讲笔顺。——北方书房里学童写字，辄叫口号，例如‘永’字，则叫‘点、横、竖、钩、挑、劈、剔、捺。’他却是全不管这些个，只看方便有可以连写之处，就一直连起来。所以简直不成字样。当时北大文科教员里，以恶札而论，申叔要算是第一……”但是刘师培并不觉得自己的字丑，还认为很美，有时他的夫人讥笑他，他还不服，说：“我书之佳趣，惟章太炎知之。”传闻有一段时间他还想卖字，还把这个意思告诉黄侃，黄说：“你只写‘刘师培’三个字去卖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