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693 林·亨特 | “激情的迸发”：阅读小说与想象平等

在卢梭出版了他的《社会契约论》的前一年，他以一部畅销小说《朱莉》（Julie）或称《新爱洛漪丝》（1761）吸引了世界的注意力。虽然当代的读者感觉到书信体小说情节的发展有时是令人难以忍受的缓慢，但是18世纪时的读者内心的感受正好相反。此书的副标题激起了他们的期望，因为爱洛漪丝和阿贝拉尔的爱情是中世纪著名的悲剧故事。12世纪时的一位哲学家和天主教神职人员彼得·阿贝拉尔诱奸了他的学生爱洛漪丝，因此她的叔叔让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阉割。两个相恋的人被永远地分开了，其后，他们私下里交换着那些几个世纪流传下来的令读者着迷的信件。卢梭同时期的滑稽模仿最初似乎对着极为不同的方向。这些新爱洛漪丝，朱莉，也爱上了她的家庭教师，但是为了达到她专制的父亲的要求，她放弃了一贫如洗的圣普尔的爱，嫁给了一个曾经救过她父亲生命的俄罗斯老兵——沃尔玛。她不仅超越了她对圣普尔强烈的爱，而且似乎学会了仅仅像一个朋友一样地爱他。当她在将自己溺水的小儿子救出之后，她离开了这个世界。卢梭是旨在赞扬她对父亲的顺从、还是意欲作为悲剧来描写她牺牲自己的情欲呢？

小说的情节，还有它的歧义，几乎无法解释卢梭的读者所经历的激情的迸发。小说真正打动他们的是书中的人物，特别是朱莉所引起他们的那种强烈的情感上的共鸣。自从卢梭已经享有国际声誉以来，他的小说即将出版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地传播开来，部分原因是他讲小说的段落大声地朗读给他各种不同的朋友们。尽管伏尔泰把它嘲笑为“这可怜的文字垃圾”，让·勒龙·达朗贝尔——狄德罗的《百科全书》的合编人，在给卢梭的信里面说到，他已经“如饥似渴地读完了”这本书。他警告卢梭，在“一个谈论太多的感伤和激情而对它们却所知甚少的国家里”，等待他的是公开的指责和批评。《学者杂志》承认，这部小说确有缺陷和一些甚至冗长枯燥的段落，但是它推论道，只有那些没有同情心的人能够抵制这些“如此毁灭灵魂的情感的洪流，它是那么跋扈、那么专横地榨取出如此痛苦的泪水。”

廷臣、神职人员、军官们和各种普通人都写信给卢梭来诉说他们那“强烈的情感之火”、他们那“不断升腾地涌动的激情”。一个人详细地描述道，他没有为朱莉的死而哭泣，而是相反，他“像一只动物一样地尖叫和狂吼”。当一位20世纪的评论者，对写给卢梭这些信件作出的评论是，18世纪时这部小说的读者们不是以愉悦的心情，而是带着“强烈的激情和极度的兴奋、一阵阵失控的扭动和抽泣去读的”。在法语原著出版不到两个月，就出现了英译本；从1761年到1800年的40年的时间里，英文版的《新爱洛漪丝》连续印刷了10版。在同一时期，为了满足世界上那些求知若渴的法语读者的需求，此书的法语版竟印刷了115版。

阅读《朱莉》为读者打开了移情的一种新形式。虽然卢梭使“人权”一词广为流行，但是人权几乎不是他的小说的主题，贯穿于他小说始终的是炽热的激情、爱和美德。然而，小说中的朱莉激发了书中人物强烈的情感上的共鸣，以她的这种感染力使读者们呢对跨越阶级、性别和民族界限的情感产生同情。18世纪的读者们像他们之前的人们一样，对那些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人们以及那些很明显地像他们一样的人们——他们的直系亲属、他们的亲戚、他们同一教区的人们，总的说来，与他们惯常的社会身份平等的人产生同感。可是18世纪的人们必须认识到对跨越更加广泛的限定界限去产生共鸣。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详细讲述了伏尔泰的秘书讲过的关于迪沙特莱夫人的一段故事，她脱衣服时从不顾忌她面前的仆人们，她“没有考虑到贴身的男仆是男人这一既定的事实”。当男仆也被视为男性公民时，人权才会有意义。

像描写朱莉这样的小说使它们的读者与普通的人物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这些普通任务按照释义对读者个人而言是不为人所知的。读者与书中人物的共鸣，特别是与书中男女主人公的共鸣，归之于书中叙事形式本身的表达方式。通过虚构的书信交流，换言之，书信体小说教给它们的读者们的完全是一门新出现的心理学，在此过程中，它也为一种新的社会与政治的秩序奠定了基础。这部小说使中产阶级的朱莉甚至像塞缪尔·理查逊的小说《帕梅拉》中的女主人公帕梅拉一样的仆人们平等，甚至比帕梅拉的雇主和后来诱奸她的毕先生那样的富人们更好。小说提出的观点是：由于人们内心情感的相通，所有的人基本上都是差不多，并且许多小说都特别地展示了书中人物意志自由的愿望。以此方式，阅读小说创造了一种平等的意识、通过在叙事中所展现出来的绵绵情意引起读者的共鸣，18世纪最伟大的3部心理情感小说——理查逊的《帕梅拉》（1740）和《克拉丽莎》（1747-1748）以及卢梭的《新爱洛漪丝》——全都是在“人权”的概念出现之前那一时期相继出版，这难道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吗？

（塞缪尔·理查逊著《帕梅拉》）

毋庸赘言，移情不是18世纪的首创。心灵相通的能力是普遍的，因为它植根于生理的大脑之中；它取决于一种生物学基础上的能力去理解其他人的主观性，并能够想象到他们内心的体验就如同他们自己的体验一样。例如，患有孤独症的孩子们在解读作为情感标志的面部表情时就有极大的困难，并且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在把主观状态归因于其他因素方面是有困难的。孤独症，简言之，是以不能与其他人产生同感为特征的。

通常，每一个人都是从早年时意识到移情的。虽然生物学提供了一种必不可少的禀性，但是每一种文化都以它特有的方式形成移情的表现。移情只有通过社会的相互影响才发展；因此，那种相互影响的形式以其重要的方式设定移情。在18世纪，小说的读者们学会了延伸他们移情的范围。在阅读的时候，他们跨越了贵族和平民、主人和仆人、男人和女人、甚至成人和孩子之间传统的社会界限而产生情感的共鸣。因此，他们开始看到其他人——他们自己不认识的人们——像他们一样有同类的内心情感。如果没有这个认识过程，“平等”就不会有深刻的意义，尤其不会有政治的后果。在天堂上的灵魂平等与在尘世上的平等权不是一回事。在18世纪以前，基督教徒们欣然地接受了前者而没有承认后者。

跨越社会界限产生情感共鸣的能力可能从许多途径获得，我不自认为小说是唯一的途径。不过，小说的阅读似乎与共鸣能力的获得特别相关，部分地是因为出现某一特定类别小说——书信体小说——的高潮期与人权的起源在年代上的巧合。在18世纪的60年代和80年代之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书信体小说在数量上急剧增加，其后在18世纪的90年代又相当神秘地消失了。虽然过去已经有各种各样的小说的出版，但是在18世纪它们作为一种文学形式流行起来，特别是在萨缪尔·理查逊的《帕梅拉》出版的18世纪40年代后。在法国，1701年出版恶8部新小说，1750年出版了52部，到了1789年，小说的出版量达到了112部。在英国，在18世纪的最初10年和18世纪60年代之间，新小说的数量增长了6倍；在18世纪70年代期间，每年大约有30部新小说问世；在18世纪80年代，每年有40部；到了18世纪90年代，每年有70部。此外，更多的人能够读书识字，现在小说以那些面对爱情、婚姻等日常问题的普通人作为书中的中心人物，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向前拼搏。生活在大城市里的男男女女，甚至仆人，他们熟谙文学已经达到阅读小说的程度，尽管小说的阅读在下层阶级之中在那时并不普遍，在现在也同样如此。法国的农民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80%，他们通常是不读小说的，虽然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能够阅读。

尽管读者的数量有限，18世纪小说中的普通男女主人公，从鲁宾逊·克鲁索和汤姆·琼斯到克拉丽莎·哈洛维和朱莉·岱当热，都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甚至有时对那些不识字的人也耳熟能详。像在17世纪的小说里如此显赫的唐·吉诃德和克莱芙王妃这样的贵族人物，现在也都让位于仆人、海员和中产阶级的女子（实际上，如瑞士小贵族的女儿——朱莉，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中产阶级）。在18世纪，小说显著兴起的重要地位颇受关注。多年以来，学者们已经将此现象与资本主义、蓬勃向上的中产阶级、民众阶层的发展、核心家庭的出现、性别关系的转换、甚或国家主义的出现等联系在一起。无论小说的兴起是什么原因，我关注的是它的心理作用和它们是如何与人权的出现联系到一起的。

为了弄清小说中心理共鸣的激励作用，我集中于三部尤为有影响的书信体小说：卢梭的《新爱洛漪丝》和两部由塞缪尔·理查逊——他的英国前辈并坦然承认的楷模——所著的《帕梅拉》（1740）和《克拉丽莎》（1747-1748）。我的论据可能是大体上包括了18世纪的小说，接下来会考虑到许多女性的小说作家和男主人公，如汤姆·琼斯或特里斯特拉姆·尚迪，这些小说的主人公任务肯定吸引了她们的那份注意力。我已经选择集中在《新爱洛漪丝》、《帕梅拉》和《克拉丽莎》这三部由男人所写的小说并全神贯注于女主角，因为她们那无可争辩的文化影响。在完全独自追溯至此的移情中，虽然它们没有产生既定的变化，但是进一步密切地考察她们的接受力，确实表明了新的学习移情的有效性。为了理解关于这些“小说”新在哪里——一张只有18世纪后半叶的作家们所乐于接受的标签——它帮助理解如何具体的对它们的读者产生影响的那些作品。

在书信体小说中，在它的情节之外作者的观点并不直接地贯穿其中（正如后来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一样）；作者以书中人物在他们的书信中表达出来的看法作为自己的观点。如理查逊和卢梭，他们称自己为书信的“编辑者”，他们创造了一种准确而逼真的现实感，因为他们的作者身份在书信的交流中是被掩盖着的。这使得加强相互共鸣的情感意识成为可能，好像书中的人物是真实而非虚构。许多同时代的人对此体验加以评论，一些人带着欣喜和惊奇的感觉，另一些人则十分关注，还有的人甚至带有反感。

理查逊和卢梭小说的出版产生了即刻的反应——不仅仅只限于他们原来出版的国家。一位匿名的法国人，据知是一位神甫，他于1742年发表了一封长达42页的信，详细地述说了他对法文版的《帕梅拉》的“痴迷的”感受：“如果没有找到帕梅拉，你就无法进入房价。”虽然作者声称小说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他承认道：“我贪婪地读它。”（“贪婪地”将证明是阅读这些小说时最普遍的比喻。）他描述帕梅拉抵御她的雇主毕先生的勾引，好像他们是实实在在的人而不是小说中的虚构人物。他不知不觉地置身于小说的情节里而无力自拔。当帕梅拉处于危险时，他浑身颤抖；当像毕先生那样的贵族人物表现得卑鄙无耻时，他感到异常愤怒。他的措辞和讲话的方式不断地强化了由阅读所创生的痴迷的情感意识。

由书信构成的小说能产生这样惊人的心理影响是因为它的叙述形式促进了“人物”的成长，就是说，一位具有内心自我的人。例如，在一封帕梅拉早期的信件中，我们的女主人公对她的母亲讲述她的雇主是如何试图引诱她的：

我们与这位母亲共同阅读这封信。在我们和帕梅拉之间没有任何叙述人，实际上没有一个引号。我们不禁与帕梅拉产生共鸣，与她共同感受到对她镇静地对待威胁和潜在的社会差距的消除。

尽管所述的场面有许多戏剧性，在作品中呈现出帕梅拉的母亲，但是它又不同于剧院，因为帕梅拉能够更为详尽地写下她的内心情感。在更后面，她将对她逃跑的计划未能如愿时她自杀的念头写下大量的篇幅。相比之下，一部戏剧就无法以这种方式持续地展示一个内在的自我，那通常只能在舞台上的情节和演说中去推断和猜想。几百页的一部小说会随着时间变化引出一个人物，此外，接着同样去展现出内在自我的态度。读者不只时对帕梅拉的行动感兴趣；当她写信的时候，读者参与了她人格的健康发展过程。读者同时也成为了帕梅拉，作为一位局外的观察者，甚至将想象为她的一位朋友似的。

1741年，当理查逊是《帕梅拉》的作者的身份大白于天下的时候（他是匿名出版该书的），他就开始经常收到来信，其中大部分来自热衷于这部小说的人。他的朋友阿伦·希尔明确表示这本书体现了“宗教的典范、良好的教养、才思敏捷、谨慎严密、丰富的想象力、高尚的情操和道德”。理查逊曾经在1740年12月初将此书送给阿伦·希尔的女儿们一册，很快，希尔一气写完回信：“我只是已经将它读给其他的人听，然后其他的人再读给我听，此后这书就一直在我手上；我发现我不可能再做别的事情，只有上帝知道未来还有多久……整夜地它都控制着我的想象力。书中的每一页都在释放着魔力，那是激情和思想的魔力。”那书给读者施展了一种魔法。小说的叙述——书信的交流——出乎预料地将读者们卷入一系列新的体验之中。

有此种反应的不只是希尔和他的女儿们。英国很快地陷入到对《帕梅拉》的狂热之中。据说，在一个村子里，当居民们一听到毕先生终于与帕梅拉结婚的传闻时，他们就敲响了教堂的大钟。第二次印刷于1741年1月出版（原作只是在1740年11月6日出版），同年3月第三次印刷、5月第四次印刷、9月第5次印刷。此时，其他的人已经撰写出了嘲弄的模仿、冗长的评论、诗歌以及原著的盗印本。在后来的岁月里，它们被改编为戏剧、绘画和反映小说主要情节的图片等。1744年，法文译本“荣登”教皇禁书榜，禁书的目录上很快地也加上了卢梭的《新爱洛漪丝》，同时列入的还有许多其他启蒙著作。在此类的小说中，并非每一个人都发现了希尔声称读到的“宗教的典范”或“美德”。

当理查逊于1747难12月开始出版《克拉丽莎》的时候，人们期待的情绪高涨。该书共有7卷，每一卷长达300到400页！在1748年12月出版最后的几卷时，理查逊已经收到了大量请求他给出一个快乐结局的信件。克拉丽莎同浪荡子洛夫莱斯逃走了，逃离了她的家庭给她安排的那位令人讨厌的求婚者。接下来克拉丽莎不得不回避洛夫莱斯，他最后终于通过给她投放麻醉药的手段强奸了她。尽管洛夫莱斯为表示悔改提出了求婚，并且她自己也爱着他，但由于她的美德和她的自我意识受到奸污的攻击，她已经悲痛欲绝，克拉丽莎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多罗茜·布拉德沙伊女勋爵对理查逊叙述她在读到这一死亡情节时的反应时说道：“我的情绪不可思议地失控，我的睡眠受到干扰，在深夜里走动，我突然地发出一阵盛怒地哭喊，今天早餐时我也是这样，刚才我又一次失去了控制。”诗人托马斯·爱德华在1749年1月写道，“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未感受到那么悲伤，就像我置身于那位可爱的姑娘所处的绝境中一样”，他早期提及时称她为“那位非凡的克拉丽莎”。

《克拉丽莎》对趣味高雅的读者比对一般的公众更有吸引力。然而，尽管如此，它在其后13年的时间里连续出版了5版，并很快地被翻译成了法语（1751年）、德语（1752年）和荷兰语（1755年）。在1740年至1760年之间，一份研究法国个人建立的图书馆的资料表明，在他们的藏书中最可能找到的3部英语小说中《帕梅拉》和《克拉丽莎》位居前列（另一部是亨利·菲尔丁的《汤姆·琼斯》）。《克拉丽莎》的篇幅之长无疑令一些读者望而生畏；甚至在30卷小说手稿付梓之前，理查逊就有顾虑并试图删节它。一份巴黎的文学通讯提供了在阅读法文版时的不同评价：“在阅读这部小说时，我体验到了极不寻常的感觉：最强烈的快乐和最令人厌倦的乏味。”然而两年以后，另一位通讯的撰稿人宣布道，理查逊因为天才地展现那么多个性化的人物，使得《克拉丽莎》“或许是出自一个男人之手的最令人惊奇的作品”。

虽然卢梭认为他自己的小说比理查逊的小说更好，尽管如此，他还是将《克拉丽莎》列于其余的最佳小说之首：“在任何语言中，还没有人写出一部能与《克拉丽莎》相媲美的作品，甚至没有一部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作品。”在《克拉丽莎》和《新爱洛漪丝》二者之间的比较，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让娜-玛丽·罗兰，法国革命期间吉伦特派的一位部长的夫人和非正式组织协调人，在1789年对她的一位朋友坦言，每一年她都把卢梭的小说再读一次，然而她仍然认为理查逊的小说达到了完美的巅峰。“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曾提供一部堪与《克拉丽莎》相媲美的小说；它堪称文学体裁和风格的杰作，令每一位模仿者感到绝望。”

男人和女人们都同样地对这些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产生了共鸣。从写给卢梭的信里，我们知道，男士们甚或军官们对朱莉都有十分强烈的反应。一名退役军官路易·弗朗索瓦在写给卢梭的信里表示：“你使我对她着了魔。那么想象一下她的死肯定迫使我留下了悲伤的泪水……我还从未流过如此奇妙无比的泪水。阅读它在我的身上产生了一种震撼的效果，于是我相信在最后的时刻，我会欣然地死去。”一些读者明确地承认他们与女主人公心灵上的公民。G.J.庞库克，后来成为了一名著名的出版商，他告诉卢梭：“通过我的内心，我已经深切地感到到朱莉纯洁的情感。”导致移情的心理共鸣跨越了性别的界限毫不含糊地发生了。卢梭的男性读者不仅仅与圣普尔——那位朱莉被迫与之断绝关系的情人——产生了共鸣，而与她的毫无情调的丈夫沃尔玛或她的专横的父亲当岱热男爵所产生的同感就少而又少了。像女性读者一样，男性的读者也与朱莉本身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她艰难地战胜了她强烈的情爱、度过了富有美德的一生，这成为他们奋斗的准则。

总之，正是通过它的形式，书信体小说能够展示取决于“心灵”（它有一个内核）品德的特性，因为书中的人物在他们的心中表达了他们的内心情感。此外，书信体小说告诉我们，所有的自我都有这样的心灵（许多的书中人物写道），结果所的自我在一定意义上是平等的，因为他们都拥有相同的心灵。例如，书信的交流使女仆帕梅拉成为一位令人自豪的独立和自尊个性的楷模，而非一个被践踏的刻板形象。像帕梅拉一样，克拉丽莎和朱莉终究代表着个性本身。读者更加意识到他们自己和每一个其他个体的心灵内在的力量。

不用说，当阅读这些小说时，每一个人体验到的感受肯定是不同的。英国的小说家和才子霍勒斯·沃波尔揶揄理查逊的“令人厌烦的悲伤”，“那是作为一个书商想象出来的上层社会灯红酒绿生活的画面，是一位会令他们心灵净化的循道宗牧师所虚构的浪漫传奇。”然而许多人很快地意识到，理查逊和卢梭已经触及到了文化神经的要害。就在《克拉丽莎》的最后几卷出版后的一个月，萨拉·菲尔丁，理查逊最强的竞争对手的妹妹，她本人也是一位成功的小说骄傲，匿名出版了一本56页的小册子为《克拉丽莎》一书辩护。在第一批模仿《帕梅拉》的作品中，尽管她的哥哥亨利也出版了一部（《为莎梅拉·安德鲁斯太太的人生辩护》——该书揭露和驳斥《帕梅拉》这本充满着许多臭名昭著的谎言和歪曲事实之书，1741年），还在她所著的一部小说交付理查逊印刷时，萨拉就已经成为了他的好朋友。她虚构的人物之一克拉克先生坚持主张，理查逊已经多么成功地将他拖入了幻觉之网，“因此对我自己而言，我对哈洛全家熟悉得就像我幼年时其就曾认识它们一样。”另一个人物，吉普森小姐，强调理查逊文学技巧的长处：“很真实的是，先生，你注意到了没有，以这种形式讲述的故事感人至深，但是它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慢慢地发生，当你认真注地注意到全部内容时，故事里的人物就这样展现在你的面前；然而作者受益的这种表达技巧是通过以一般现在时的时态来表达的，正如他自为之所定的，以第一人称来叙述，使他的笔触立即成功地打动人心，我们感受到那令他痛苦的所有不幸和悲伤；我们不仅为其哭泣，而且随着《克拉丽莎》的故事，我们伴随着她，一步一步地经历她全部的痛苦和悲伤。”

著名的瑞士心理学家和文学大师阿尔布莱希特·冯·哈勒于1749年在《绅士杂志》上匿名发表了评论《克拉丽莎》的文章。冯·哈勒极其努力地着手攻克理查逊独创的难题。尽管它赏识较早时期的法国小说的许多优点，冯·哈勒还是坚持它们提供的“只不过在通常意义上描写了杰出人物的非凡行为”，而在理查逊的小说里，读者所见到的人物“和我们一样在生活中处于同样的地位”。这位瑞士作家人怎地注意到书信体小说的体裁。虽然读者可能很难相信，书中所有的人物，会喜欢把他们的时间用于写下他们一切内心深处的感情和思想，但是书信体小说能够对个人的性格提供细致入微的描述，从而唤起哈勒所称的同情：“引起同情的情感从来不会以平等的力度来显现，那是显而易见的，在成千上万位最执拗和最麻木的性情的读者中，由于克拉丽莎的不幸、痛苦和死亡，他们已经逐渐变得温和与同情，并伤感得流泪。”他得出结论：“我们所读到的不是以任何语言表达的任何作品，而差不多相当于一场情感上的角逐。”

同时代的人从他们自己的体验中知道，阅读这些小说不只影响心灵也影响到身体，但是他们对其影响的后果有分歧。天主教和新教的神职人员谴责其淫秽、诱惑和道德堕落的潜在性。早在1734年，尼古拉·朗格莱-迪弗雷努瓦，一位索邦神学院培训出来的神职人员，它认为为小说辩护而反击他的同事们是必要的，虽然他用的是笔名。他以戏弄的口吻驳斥了导致当局禁止小说“以极其生动、过于明显的描述唤起我们思想情感的诸多刺痛”的所有异议。在强调任何时期小说都是适合的同时，他承认“轻信、爱情和女人总是占据小说的主题；因此在所有的时代里，小说都被人们密切地注意和欣赏”。他表示，最好是集中全力使其有益于高尚的生活，而不是尽力去一股脑儿地查禁它们。

当小说作品在18世纪中期开始盛行的时候，对它们的攻击并没有结束。1755年，另一位天主教神职人员，神甫阿尔芒-皮埃尔·雅坎撰写了一部400页的著作来说明阅读小说会逐渐损害道德、宗教和社会秩序的全部准则。“打开这些著作，”他坚持认为，“你将会在几乎所有的书中看到：亵渎神权和未被人类的正义、蔑视家长对他们孩子的权力、破坏了婚姻和友谊的神圣纽带。”危害恰好就置于它们的吸引力这种；通过喋喋不休地谈论爱情的诱惑，他们鼓励读者按照他们最糟糕的欲望冲动来行动，他们鼓励读者拒绝接受他们的父母和教会的劝告，他们鼓励读者不理会社会群体的道德约束。雅坎所能提供的唯一安慰是，在社会上缺少终止小说的力量。读者在初次会贪婪地一字不落地读完全书，但是永远不会再去读它。“我对《帕梅拉》这部小说很快会被忘掉的预言错了吗？……三年以后，《汤姆·琼斯》和《克拉丽莎》将会同样如此。”

类似的抱怨同样来自英国新教的文人们。1779年，维塞西姆斯·诺克斯神甫概括了数十年来难以释怀的忧虑，他宣称小说作品日益衰退，使年轻的心灵从更严肃和具有教化和启迪的阅读中偏离出来，结果沉迷于负罪的享乐之中。英国小说的猛增只是满足了传播法国人放荡不羁的习惯，也是当前时代堕落的原因。理查逊的小说，诺克斯承认，是出于“最纯洁的目的”写出来的。可是作者不可避免地详细描述了生活的场面，激起了与美德不相容的情感。在对小说蔑视的人群中，神职人员并不是唯一的群体。在《淑女杂志》1771年概括综述的一首短诗中的一种观点被普遍认同：

许多道德说教者担心，小说在人们的心中、特别是在仆人和女孩子们心中播下了不满的种子。

瑞士医生萨米埃尔-奥古斯特·蒂索将小说的阅读与自淫联系在一起，因此他认为那会导致肉体、精神和道德的堕落。蒂索相信肉体往往会自然地衰退，在男人和女人的身上自淫则加速了这个过程，“我所说的是那种闲散、无所作为、长久地沉迷于自己的安乐窝，即整日醉心于舒适、富有、成绩、粗俗和美酒佳肴的享乐；靠不住的朋友和不道德的书籍是最易于导致这些放纵无度行为的主要原因。”用“不道德”来限定，蒂索不是指赤裸裸的淫秽作品；在18世纪，“不道德的”指的是任何倾向于性爱的作品，但是它与更令人讨厌的“淫秽”是有区别的。关于爱情的小说——大多数18世纪的小说都是讲述关于爱情的故事——很容易不知不觉地落入不道德的作品范畴。在英国，因为寄宿学校的女生有能力找到此类“非道德的和令人深恶痛绝的”书籍，并在床上阅读，所以似乎她们的处境尤为危险。

因此，神职人员和医生在谈及失去的时间、生命的液体、宗教和道德时，它们在小说阅读的影响方面看法一致。他们断言读者会模仿小说中那些令她极大惋惜的情节。例如，《克拉丽莎》的一位女性读者可能漠视她家人的愿望，并像克拉丽莎同意与一位如洛夫莱斯一样的浪子会带着她私奔那样，欣然地献出她的贞操。1792年，一位匿名的英国批评家仍坚持说：“小说的增加主张并导致了妓女数量的增长，导致了我们听到的在英王国各地大量的通奸和私奔事件。”这样看来，小说过分刺激了肉体，鼓励了道德上受到怀疑的自我迷恋，导致了毁灭家族、道德和宗教权威的行为。

理查逊和卢梭都声称自己是编辑的角色而非这些书信的作者，为的是他们能够回避与小说的联系。当理查逊出版《帕梅拉》的时候，他从未作为一部小说提到它。第一版的全标题是一份对过分抗议的研究； 《帕梅拉》，或者名曰《美德的回报》。出自一位年轻漂亮的少女写给她父母的一组普通信件：为了在男女青年的心灵里树立美德和宗教的原则，现首次予以出版。一篇在真理和天性方面有其基础的故事：与此同时，它通过各种各样奇特和动人的事件，是一部读来令人感到情趣盎然、娓娓动听的悦人之作，通篇故事彻底摆脱了所有那些想象的画面，其中精心安排太多的段落只是出于娱乐的目的，它往往会在那些他们应该教谕的心灵中激起强烈的激情。

理查逊的序言“通过编者”以道德的名义证明出版“下列信件的”正当理由；他们将教诲年轻人并使他们的心灵更加美好，他们将反复灌输宗教和道德，“以它合适的色彩”描绘出罪恶以及其他等等。

虽然卢梭也谈及本人是作为编者的角色，但是他显然没有考虑到这部著作是一部小说。在《新爱洛漪丝》序言中开篇的句子里，卢梭将小说与他著名的戏剧批评联系在一起：“大的城市肯定有剧院、堕落的民族以及小说。”似乎这还不足以警告世人，卢梭也提供了一篇由“在编者和一位书信作家之间关于小说的谈话”的形式所构成的序言。在这篇序言里，人户“R[卢梭]”列出了所有对小说的惯常的指责：由于小说利用了想象去引起他们在道德上不能满足的欲望：

我们听到了人们的抱怨，小说扰乱了人们的心智：我十分相信这一点。通过在读者眼前无尽的情节变幻，所谓不是他们自己的荣华美貌，财富的魅力诱骗了他们，导致他们鄙视地看待他们自身，用他们的想象交换他们要爱的诱惑对象。我们极力要成为不属于我们自己身份的那种人，我们开始相信，我们与我们自身有所区别，那是通向疯狂之路。

然而卢梭接下来继续给他的读者提供一部小说。他甚至蔑视地提出了挑战。如果任何人因为我写了它而想要批评我，卢梭表示，让他对世上的任何人随便去讲吧，只是不要对我讲。站在我的立场上，我永远不会对这样的人有什么好评。这部书可能令几乎所有的人为之侧目，卢梭高兴地承认道，但是它所提供的至少不仅仅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快乐。卢梭充分地期盼到它的读者反应强烈。

尽管理查逊和卢梭都为他们的自身的声誉感到忧虑，但是一些批评家已经开始对小说的问题形成了更为肯定的看法。在为理查逊辩护的时候，萨拉·菲尔丁和冯·哈勒已经将人们的注意力印象了由阅读《克拉丽莎》所引起的共鸣或同情。以这种新的观点，小说对读者所其的作用是使他们对其他人更予以同情，而不仅仅是专注于自我，因此它是更道德而非不道德。小说最明确的捍卫者之一是狄德罗，《百科全书》中“天赋人权”词条的执笔人，他本人亦是一位小说家。当理查逊于1761年去世时，狄德罗撰写了一篇悼文，在悼文中他将理查逊与古代最伟大的作家摩西、荷马、欧里庇得斯和索福克勒斯相提并论。不过，狄德罗详尽地就世上专注于这部小说的读者写道：“尽管全部小心戒备，一个人还是在他的著作中找到自己的角色，你被置于交谈之中，你赞同，你责怪，你羡慕，你变得恼火，你感到愤愤不平。多少次我自己感到是那么自然，就好像它发生在第一次被带到剧院里的孩子们身上一样，他们叫道：‘不要相信舞台，他正在欺骗你……如果你到了那里，就将会不知所措。’”理查逊的叙述塑造出了一个你在现场的印象，狄德罗承认，而且，这是你的世界，而不是一个远方的国家，不是一处异国的场所，不是一篇童话。“他的人物素材全部取自日常交往中的普通人物……他所刻画的激情是我本人自身感受到的那些情感。”

（狄德罗像）

狄德罗虽然没有用“共鸣”或“移情”的术语，但是他确实对此提供了一种令人信服的描述。你在书中的人物中辨认出了你自己，他承认，你充满想象力地迅速进入到小说的情节之中，你感受到书中人物正在感受到的同样的情感。简而言之，你学会了与永远不会直接接触到的你的某位非自身的人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例如，不等同于你的家庭成员），然而以某种充满想象力的方式去思考，这个人也还是你自己，在心灵共鸣中此种想象力是一个关键的要素。这个过程解释了为什么庞库克在给卢梭的信中写道：“通过我的内心，我已经感受到朱莉情感的纯洁。”

移情依赖共鸣。狄德罗意识到，理查逊的叙述技巧不可避免地将他吸引到这种体验之中。它是一种情感知识的温床：“在几小时之内，我经历了跨越整个人生期间、在最漫长的人生中几乎不能提供的大量情境。……我感到我已经得到了体验。”狄德罗确实极为投入，因此在小说结尾时他感到极为失落：“我感受到了与那些曾经密切相关并共同生活很长时间、而在此时此刻却正处于分离关头的男人们同样的感受。最终，似乎突然间就留下我孤单单的独自一人了。”

狄德罗同时沉浸在小说的情节中，他在阅读中重新找回自我。与从前相比，他更为意识到他自我的分离感——他现在感受到了孤独——但是他同样更加感觉到其他人也有自我意识。换言之，他有他自己称之为对人权是必需的“内在情感”。此外，狄德罗明白小说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一个人感觉到自己以一个人没有意识到的冲动被引向善。当你面对着你所经历的受冤枉，你会产生一种不知道如何向自己解释的愤慨。”小说通过参与它的叙述过程来产生影响，而不是通过直截了当地进行道德说教。

在凯姆斯爵士亨利·霍姆的《批评的要素》（1762）一书只能够，小说的阅读得到了它最严肃的哲学讨论，这位苏格兰的法律学专家和哲学家在他的作品中没有讨论小说本身。但是他确实主张，小说总的数来创造了一种“理想的存在”或“梦幻般的经历”，在此过程中，读者想象自己被带入到描述的场景之中。凯姆斯将这种“理想的存在”描述为一种恍惚状态。读者被“抛入到一种梦幻之中”，并“正在失去自我意识及阅读的感觉，即他目前的消遣。他认为每一件小事都在他的存在中逝去，确切地说他就像是一位见证人”。对凯姆斯最重要的是，这种变化培养道德。“理想的存在”使读者开始产生增强社会纽带的情感。个人出于私人的业余爱好被吸引，激发了“慷慨和仁慈行为”的表现。“理想的存在”事实阿伦·希尔对“激情与人生目标的魅力”的另一种说法。

托马斯·杰斐逊明显地持有同样的观点。罗伯特·斯基普维斯是杰斐逊妻子的同父异母妹妹的丈夫，他于1771年在写给杰斐逊的信中，请求杰斐逊给他开列一篇书目，杰斐逊推荐了许多有关政治、宗教、法律、科学、哲学和历史等的经典著作，包括了古代和当代的作品。凯姆斯《批评的要素》位列其中，但是杰斐逊的目录是以诗歌、戏剧和小说开始的，其中有劳伦斯·斯特恩、亨利·菲尔丁、让-弗朗索瓦·马蒙泰尔、奥利弗·戈德史密斯、理查逊和卢梭的作品。在那封随同开列阅读书目的信中，就“小说的娱乐”的话题，杰斐逊的语气变得雄辩起来。如凯姆斯一样，他坚持主张，小说会使人铭记美德的原则又对美德的应用产生影响。他引用了莎士比亚、马蒙泰尔和斯特恩的名字，杰斐逊解释道，在阅读他们的著作时，我们体验到“我们自身所做的慈善和感恩行为的强烈愿望”，相反，罪恶的行径或不道德的行为是令人厌恶的。小说，他坚持认为，使人产生对道德追求的渴望甚至比阅读历史更为见效。

最终，这场胜负难分的关于小说观点的冲突，不过是对作为道德基础的普通世俗生活的评价。在阅读小说的批评家眼里，对小说的女主人公的同情鼓励了个人中最坏的追求（不正当的欲望和过度的关注个人利益），并且表现了世俗世界中不可改变的堕落。对比之下，在坚持同情道德的新观念的人看来，如此强烈的同情感恰好表明，激情的冲动会有助于概念个人的内在本性并产生一个更道德的社会。他们相信人的内在本性为社会和政治权力提供了基础。

由小说施展的魔法在其效应方面就这样产生了它的深远影响。尽管小说的用户这门没有讲得那么清楚明白，但是他们懂得像理查逊和卢梭这样的作家，正有效地把他们的读者吸引到作为一种宗教体验替代品的日常生活之中。读者们学会了去领会普通人感情的强烈，学会了欣赏像他们本身一样的人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创造出一个道德世界的干练才能。人权就成长在由这些情感播下的温床。只有在人们学会把其他人看作与他们自己平等、在某种基本的态度方面把其他人看作像他们一样的前提下，人权才会发挥作用。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通过体验与似乎戏剧的出现和熟悉的普通人物产生共鸣——即是这样的人物基本上是虚构的，他们认识到了这种平等。

这里选出的三部小说，心理共鸣的中心人物是由一位女性作家构思出来的一位年轻的女主人公。不必说，同时也发生了与男性主人公的共鸣。例如，杰斐逊充满渴望地关注着斯特恩的《特里斯特拉姆·尚迪传》的命运和斯特恩的另一个自我——《一次感伤的旅行》中的主人公约里克。女性作家在男女读者中也有对她们热心痴迷的人。法国的刑罚改个价和主张废除死刑者雅克-皮埃尔·布里索不断地引用卢梭的《新爱洛漪丝》，但是他最喜欢的英语小说是范妮·伯内的《塞西莉亚》。然而，正如伯内的范例所肯定的那样，女性主人公享有最重要的地位；她所写的三部主要小说全都以它们极具特色的女主人公的名字命名。

因为她们对自己独立的寻求从未取得完全成功，女主人公们因此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兴趣。妇女们在法律上几乎没有脱离她们的父亲或丈夫支配的权利。读者们会发现，因为女主人公们一理解到像她们这样的女性不可避免地面对的限制时，她们就开始特别强烈地寻求她们的自由。在完美的结局中，帕梅拉与毕先生结了婚，默然地接受了对她自由的限制。与此相反，克拉丽莎死去了，而没有在遭到洛夫莱斯强暴后与他结婚。尽管朱莉在她父亲的威迫下似乎接受了放弃她所爱着的那位男人的要求，但是在小说最后的情节中她也死去了。

尽管当代的一些文学批评家们在这些小说中已经看到了受虐色情狂或受虐恋，但是同代人也能看到其他的特质或品德。因为女性展现了那么多的欲望和情感、那么多的人格魅力，所以男女读者们同样地与这些书中的人物产生了共鸣。读者们不只是想要拯救这些女主人公们，他们想要的是像她们一样，甚至像克拉丽莎和朱莉一样，而不在乎她们那悲剧性死亡的结局。几乎在这三部小说理的所有情节中，全部表达女性的自由意志，通常情况下的自由意志肯定是与父母或社会的束缚相忤逆的。为了维护她的美德感和她的自我保护意识，帕梅拉定然要抗拒毕先生，她的抗拒最终要把他争取过来。克拉丽莎鉴定地反对她的家庭，接着洛夫莱斯由于颇为同样的原因，最后他不顾一切地要与克拉丽莎结婚，但是他的求婚遭到了她的拒绝。朱莉必然要放弃圣-普勒克斯，并学会热爱她与沃尔玛共同的生活；这场奋争完全是她的抗争。在每一部小说中，一切都归结于女主人公追求独立的愿望。男主人公的所有行为只是起到突出这种女性意志的作用。与女主人公们产生共鸣的读者们认识到，所有的人——即使女性——都强烈地渴望更名副其实的独立，他们充满想象力地经历奋争所需要的心理方面的艰辛尝试。

18世纪的小说反映了一种在文化方面较深刻地专注于独立的现象。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坚定地认为，在18世纪，他们在这一领域内已经实现了突破。当他们谈到自由时，无论是表达意见的自由、还是信奉自己所选择的宗教、抑或遵循卢梭的教育指南《爱弥儿》中的观念对他的孩子们去进行独立的教育，他们都意味着个人独立。启蒙运动叙述对自由的征服是伊曼纽尔·康德1784年“什么是启蒙运动？”的文章中达到了巅峰。他对“启蒙运动”所下的著名的定义是：“人类从自我遭受的幼稚中的脱离。”“幼稚”，他继续道：“是指在没有其他人指导的情况下，一个人就不能利用自己的判断力。”对康德而言，启蒙运动即意味着理性的自由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启蒙运动对个人自由的强调，出自荷兰的雨果·格劳秀斯和英国的约翰·洛克，是从他们发起的17世纪的政治思想革命发展而来。他们主张，与其他同样的个人进入社会契约的自主的男性，是合法政治权力的唯一潜在基础。如果由神权、圣经和历史证明是合理的权力被自由人之间的一纸契约所取代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教育孩子们去独立思考。教育理论的形成深受洛克和卢梭的影响，因此，由强调通过惩罚强迫服从的教育转而强调作为独立的主要手段的理性的认真培养。洛克在1693年的《有关教育的一些断想》中说明了新的实践的重要意义：“当孩子们长大的时候，我们必须把他们视为我们自身一样……我们将被认为是理性的人，我们有我们的自由；在不断的非议和威逼下，我们的爱仍将从容和镇静。”正如洛克所认识到的，政治和理性的独立取决于以新的态度对后代的教育（根据他的情况，后代不仅包括男孩还包括女孩）；自由需要一种与世界的新关系，而不仅仅是新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