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莉诺·塔克丨中国对非洲事务的参与不是新殖民主义

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在非洲的作为的报道，在很大程度上是冷嘲热讽的。 2018年3月，当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在埃塞俄比亚出席一个新闻发布会时，他向非洲领导人警告了中国的剥削行为，预测未来非洲国家会因为沉重的债务负担而失去国家主权。 本文旨在挑战传统的西方叙事，试图证明中国对非洲事务的参与并非完全是消极的。中国投资在过去二十年呈指数增长——中非贸易额在2000年达到约100亿美元，10年后增加到1148亿美元。贸易的增加以及投资和外交关系的加强使中国在非洲大陆上拥有相当强大的软实力。 本文的第一部分将讨论软实力与新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然后将用一章节质疑将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归类为新殖民主义的论点。通过研究支撑中国外交政策的儒家思想，本文将论证尽管中国在非洲拥有软实力，但中国并没有利用这种软实力来剥削非洲，因此中国在非洲的参与不应被视为一种新殖民主义。

新殖民主义与传统殖民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新殖民主义发生在当今世界的语境下。克劳德·阿克（Claud Ake）将殖民主义（1870年代至19世纪）定义为殖民地国家通过占领，从而对另一个国家及其人民拥有绝对权力，最终建立一套身份体系以及“创造一个经济体以及剥削它的手段”，与此同时维持“法律和秩序”。另一方面，新殖民主义相比传统殖民主义由于处于不同的背景下，因而不一定需要涉及占领；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可以通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或通过贸易来控制，以剥削自然资源和人口资源。进行这种新殖民主义的新帝国主义势力，利用“新的剥削实践[来产生]新的依赖结果，进而创造了永久不平等的循环”。本文指出，软实力可以用于两国之间互惠互利，亦或是剥削另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和人口资源，且只有当软实力用于后者时，才能将其归类为新殖民主义。

约瑟夫·奈（Joseph Nye）将软实力定义为“当一个国家得以使另一个国家想要前者所希望后者想要的东西时所发生的权力”。运用这一所述权力的能力来自“无形的权力资源，如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例如，美国拥有软实力，因为它在国际经济组织中占主导地位，因此可以引导参与国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符合其自由主义原则。一个国家可以通过“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等无形手段创造软实力。这种软实力究竟是用于两国的共同利益或剥削其软实力所触及的国家，不过是政府的选择。

西方政治家试图将中国列为追求非殖民主义的新帝国主义大国的企图，是借由中国从非洲的自然资源中获取高得不成比例的利益并通过投资剥削非洲人民的论点来实现的。这导致诸如阿德里安·哈德兰德（Adrian Hadland）这样的学者将中国的举动与欧洲对这片大陆的殖民相提并论，断言新帝国主义的中国正在非洲进行殖民。

笔者认为，尽管中国在非洲拥有软实力，但这种软实力并非旨在剥削非洲国家。中国的软实力是建立在儒家原则所发展的关系之上的，这种关系不允许剥削。因此，中国并不是追求新殖民主义动机的新帝国主义国家，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中国人正利用其在非洲的软实力来剥削人口或其自然资源。

中国的软实力是通过遵循不允许剥削的儒家原则获得的。关系是一种儒家学说，它要求关系因往复而不断改变二元性。两个参与者（或二元）之间的关系是垂直的，例如“夫妻、父子、兄弟、姐妹、友人”。这些不同个体之间通过交往回馈关系来运作，因此没有剥削的余地。非洲国家，在中国之后成为独立国家，因此可以被视为中国在第三世界家庭中的“弟弟”。中国将帮助发展非洲，直到有一天非洲发展到足以回报的程度。杰里·刘 （Jerry C. Y. Liu）称之为 “中国国家工艺的培养” （culturing Chinese state craft）并称其渗透在中国的政治中。

关系外交反映在中国与非洲的关系中，使中非关系成为一种平等的关系。中国对非洲的回报保有耐心，并为非洲的忠实而感欣慰，因为目前非洲还没有平等回报的能力。例如，中国给予非洲国家决定如何使用贷款与何时偿还贷款的自主权——这是为了证明非洲和中国是平等的第三世界“兄弟”，他们过去都是欧洲殖民主义的受害者。这些儒家文化价值观有助于中国在整个非洲大陆获得影响力（或软实力）。 非洲国家在被视为“伙伴”时显得对外接受度更高，他们也参加了2000年组建的中非合作论坛（Forum on China Africa Cooperation）等中非组织。鉴于这种不允许剥削的关系外交，非洲国家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广泛持接受态度，从而使中国在该地区拥有软实力。

中国通过促进与非洲国家的“伙伴关系”和兄弟情谊来创造软实力。这种友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前殖民时代。早在1400年葡萄牙人征服非洲时，中国人也在那里，只是与葡萄牙人不同，他们交换礼物而不是奴隶和勒索原材料。这些友好关系在冷战期间得到加强。1955年，中国政府当代领导人周恩来在万隆举行的亚非峰会上发表讲话，称美国和苏联为第一世界，其他发达国家（如欧洲国家）为第二世界，发展中国家为第三世界。中国将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抵制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使第三世界国家能够独立发展。1974年，邓小平将这一政党政策官方化。这是为了表明中国没有相信西方对一个未开化的野蛮的非洲的叙述，并愿意合作和支持非洲的发展.。自1955年以来，中国采取了一项外交政策展望，致力于支持非洲第三世界的发展。

作为“兄长”国家，中国向非洲提供了广泛的援助，且并不期待非洲立即回报。例如，中国支持非殖民化运动，为非洲士兵提供游击战训练、弹药和红宝书（Little Red Book）。另外，中国与1952年领导埃及解放运动的阿卜杜勒·贾马尔·纳赛尔（Abdel Gamal Nasser）结成了坚固的联盟.。此后，中国又支持了阿尔及利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安哥拉、苏丹、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等国家的其他解放运动。中国对非洲国家的经济支持中包含基础设施建设贷款，涵盖了体育场馆、道路和水电大坝。1956年，埃及获得了470万美元的贷款。被西方认为不可行的1158英里的塔扎拉铁路是中国人在1976年竣工的，除此之外，中国人还在索马里边境铺设了一条长达550英里的公路。从1970年到1977年，中国人在非洲的基础设施和贷款上花费了20多亿美元。通过以贷款和投资基础设施的形式支持非洲解放运动和经济发展，中国人在非洲大陆越来越受欢迎，尤其是政治领导人（也有一些腐败者）并在该地区创造了软实力。

自2000年以来，中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以及贸易和外交关系的指数级增长，使西方政治家和学者感到警惕。对他们来说，中国在该地区行使过多软实力是新殖民主义的信号。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FOCAC）启动，加快了中国在非洲国家投资的步伐。在论坛2006年的峰会上，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了50亿美元的贷款和信贷，中非贸易额达到555亿美元，同比2005年增加了40％——向西方发出了中非经济联系增强的明确信号。中国的软实力已经从单纯的原材料贸易发展到国内市场的贸易。中国企业现已在非洲大陆建立起来 ——尤其是纺织业的企业 ——在某些情况下也降低了当地商品的价格。然而，中国的参与一般是通过合资企业，例如赞比亚 - 中国穆隆古希纺织合资企业有限公司（Mulungushi Textiles Joint Venture Ltd），由青岛纺织和赞比亚国防部共有66:34的所有权。 这再次证明了中国在市场中的软实力是通过与非洲人合作而不是剥削产生的。 贸易仍在继续增长。在贾庆林2012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的发言中，他承诺中非友谊只会加强，双方在全球问题、经济问题上的合作将会增加，论坛将会持续发展，中非人民的交流会不断增多。近期经济关系的快速发展加强了中非“伙伴关系”，使中国在非洲大陆上拥有越来越多的软实力。像哈德兰这样的学者却认为，这是通过剥削完成的，尽管没有什么证据支持这一点。

没有确切证据表明中国正在剥削利用非洲的人口及其资源。中国和非洲之间的贸易关系的确相较于非洲对中国更有利。到目前为止，非洲的全球经济地位并没有真正转变。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中国的增长提供了动力，截至2015年，非洲提供了中国25％的石油。来自非洲的石油出口也维持了非洲的腐败，整个大陆每年据称销售1500亿美元。北苏丹和南苏丹供应中国进口总量的十分之一，可以说是维持了两者之间的冲突。由中国人制造的运输工具，看似是为了推进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实则被用来侵占非洲的自然资源。哈德兰称这些基础设施是一种新殖民主义的努力，类似于1879年法国占领期间建造的1000万英镑的铁路。但是，除了交通基础设施外，中国人也建设了体育馆、大学和其他学校。在西方政权因腐败的体制而袖手旁观之处，中国为非洲人民的利益建立了基础设施 —— 尤其是刚果民主共和国，中国在其南部投资了60亿美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彻底改变了那里的发展。此外，许多企图侵占自然资源的中国企业是与当地的矿山或企业合作的。例如，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公司购买了谦比希85％的矿山以防止其关闭 —— 这一举措使中国的铜出口变得更加容易，但这样做仍为当地人口开辟了工作机会。尽管媒体指责中国企业家只招揽中国工人，但这些只占非洲劳动力的一小部分，这意味着非洲工人仍然受益。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来说，对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的渴望很普遍 ——例如非洲提供了美国15％的石油，美国在非洲的石油储量实际上大于中国。然而，区别在于发达国家倾向于从南非和尼日利亚（非洲两个更发达的国家）出口的石油，中国选择从安哥拉和苏丹等波动较大的国家进口石油，会导致更多风险但在当地开放了贸易。虽然中国普遍被认为从这种“伙伴关系”中获益最多，非洲人的确体会到了互惠互利，且随着其经济发展，非洲所获利益可能会增加。因此，中国的自然资源出口可以被视为征用而不是剥削，而这种剥削并不明显地符合新殖民主义的定义。

在非洲的中国矿山和工厂工作的非洲工人所受到的待遇提供了一些中国在进行剥削和中国利用其软实力施予外交压力的证据。在中国矿山工作的非洲劳工经常不得不忍受危险的工作条件。2005年，谦比希铜矿爆炸，造成49名工人死亡，一度使局势非常紧张。两年后，抗议的非洲工人遭受中国雇主枪击。2008年，赞比亚工人在工作后袭击了铜冶炼厂的中国经理，因为他们的工作条件实在难以忍受。然而，即使工人的工作条件具有剥削性，这也是中国企业家在该地区自主行动的结果，不能说是新帝国主义中国的系统目标。 事实上，作为对抗议活动的回应，赞比亚开始实施要求改善工作条件的立法。这表明了赞比亚政府的自治权，他们能够通过立法保护家庭工人的权利——这与殖民主义有明显的区别。 尽管如此，监管并不总是成功的。 2010年，当两名中国监管人员开枪射杀13名在科蓝煤矿抗议的非洲工人时，监管人员被捕，但很快被释放。这是否是由于中国政府的政治压力或赞比亚官员是否已被收买，目前尚不清楚。非洲许多人普遍认为中国企业家能够“在法律之外行事”。这表明中国政府的政治影响达到何种程度尚不清楚，而且在赞比亚等某些腐败盛行的非洲国家，这种情况更为恶化。 中国在非洲的政治影响可能最好被视为外交交换，就像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只是由于仅仅在非洲，它能够借由腐败的政权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而不是因为中国以其软实力压迫和剥削政府。

针对非洲政治的过度权力会是新殖民主义的有力论据，但只有少数中国影响非洲政治的案例与涉及中国的国际问题有关。中国对台湾问题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马拉维，当他们在2007年与台湾断绝关系时，他们获得了2.6亿美元特许贷款，贸易也从此大幅增加。通过向联合国投票支持中国的国家发放贷款，中国人能够在联合国的大多数国家中发挥影响力，这意味着更少的非洲国家承认台湾的独立主权—— 埃斯瓦蒂尼是唯一一个继续这样做的非洲国家。 通过以贸易和投资向非洲国家施压，中国由此能影响国际共识来支持他们的“一个中国”政策。这可能被视为新殖民主义的一个例子，中国间接控制着非洲的外交政策，但非洲国家仍然拥有政治自治权。中国没有强迫非洲领导人拒绝与台湾结盟，而是以贸易前景诱惑他们。这是一个明确的例子，说明中国的所作所为是软实力的运用，而不是强迫或剥削性的新殖民主义行为。

为了与第三世界协助中东自主发展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中国的外交政策观主张不干涉他国内政。例如，与基督教十字军不同，中国没有对非洲人口强制执行其意识形态或语言，尽管这可能会缓解贸易关系。2011年，当中国外交官在埃塞俄比亚开设非洲联盟总部时，发言的内容明确承认非洲“重视其伙伴关系中的选择自由”。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对解放运动的协助是为了使非洲国家摆脱殖民主义压迫，而不是为了使中国获得影响力。中国持续在南苏丹和达尔富尔进行贸易，尽管这些政权本身就是腐败的。这表明，即使良好的治理符合中国企业的长期利益，中国也没有试图改变政权。中国促进非洲“兄弟”的独立，支持而不是干预其发展。

然而，基于不同的观点，西方可能会将中国政府解释为在与南苏丹谈判时干涉其他国家事务并协助制定2005年“全面和平协定”（ 2005 Comprehensive Peace Agreement）。当中国派遣特使刘贵今到达尔富尔时，他在减少达尔富尔的暴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可以说是为了支持非洲的和平发展，但它表明中国可能正在脱离其不干涉内政的政策。这表明，与欧洲殖民列强的扩张主义政策不同，中国在非洲的意图是模糊的，使得新殖民主义的论断难以证明。

通过援助、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与非洲领导人建立“无附加条件”关系而获得的软实力是基于第三世界理论和关系外交策略而成的。杰里刘将此描述为“西方的‘普遍价值观’，如自由、民主和人权，[被]儒家的兄弟情谊、仁义、仁政、关系、和谐、忠诚和互惠的价值观所取代。”

中国的软实力所依照的这些思想原则并非基于剥削。这并不是说中国总是遵守其儒家思想。中国推动非洲国家拒绝承认台湾主权的行为可以被视为干涉而非培养。 这表明儒家原则和中国文化影响了而不是决定了中国人对非洲的外交政策。儒家思想并不强迫中国采取无私的行动，它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利己主义的国家，但中国不是寻求通过剥削非洲来取得进步，而是希望提升非洲的利益，以便在此过程中推进自己的利益。以这种方式使用软实力比剥削非洲资源、削弱中非友谊所产生的软实力更具可持续性。因此，利用软实力发展第三世界而非剥削非洲国家符合中国的最佳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