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一首是唐朝开元年间，弱冠之年的李白初游庐山，写下《望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银河落九天”从此流传千古。
另一首是唐朝元和年间，名满长安的白居易贬谪为江州司马，夜晚送客的时候，遇到同为长安流落至此的琵琶女，便写下感人肺腑的《琵琶行》。
此后千年，“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成为高超音乐技艺的形容词，“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则让中年人回忆起青春往事，产生不甘、缅怀、悔恨等情绪，瞬间破大防。
但其实在诗词的九江以外，还有地理的九江、军政的九江、经济的九江。
九江是江西省北部城市，正好处于鄱阳湖和长江的交接处，堪称江西的门户要地。
因为长江是整个南方的天险门户，武汉在长江中游雄视华南，南京在长江下游坐镇东南，那么
夹在武汉和南京之间的九江，自然也是长江重镇。
乱世的时候，一旦夺取九江，便东可进取南京、西能攻
拔武汉，向南又能扫荡江西，进而攻占大庾岭，威逼广东。
所以在地理层面上，九江是兵家必争之地。
而自从隋唐大运河开通以来，北京通过大运河可以直抵扬州，从扬州逆长江而上便到了九江，然后经鄱阳湖进入赣江，一路向南穿越江西全境，便可经大庾岭到广州，和东南亚各国联系起来。
在这条水运贸易线中，九江又处于长江、运河的十字中心位置，一旦九江有风吹草动，整个水运贸易线都要发生动荡，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正因为九江如此重要，九江便在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东晋初年，琅玡王氏的王敦出任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坐镇长江中游的重镇武昌。
凭借这样的权势和地理，王敦成为威胁东晋安全的权臣，随时准备顺江而下，取司马氏而代之。
公元322年正月，王敦终于下定决心，自武昌起兵，出师建康
（南京）
。
王敦是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但所有人都清楚，“清君侧”只是掩人耳目的旗号，在“王与马共天下”的时代背景下，只要王敦攻破建康，废除晋元帝司马睿，东晋江山到底姓什么，还不一定呢。
但王敦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还命参军桓罴联络谯王司马丞，请司马丞给他做军司，结果司马丞直接囚禁桓罴，和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王循、衡阳太守刘翼、舂陵令易雄共同起兵，讨伐王敦。
王敦要巩固大后方，就必须依靠一个人——梁州刺史甘卓，因为甘卓的治所在襄阳，处于武昌的西北方向，正好控制着武昌的命脉。
王敦对乐道融寄予大希望，但王敦没想到，乐道融也对他不满意，于是在见到甘卓之后说了一句：“为君之计，莫若伪许应命，而驰袭武昌，大将军士众闻之，必不战自溃，大勋可就矣”，劝甘卓奇袭王敦的大本营武昌。
这个建议，甘卓听了，便和巴东监军柳纯、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谭该等人起兵讨伐王敦，交州刺史陶侃听到甘卓起兵的消息，也命亲信统兵北上，准备和甘卓等人的会师，共同讨伐武昌。
然而，他们起兵的时间太晚了，3月初，王敦就攻破建康，进位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成为东晋一等一的权臣。
乐道融向甘卓提议道：“今分兵断彭泽，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众自然离散，可一战而擒也。”
乐道融的意思是，
讨伐王敦的义军放弃围攻武昌，直接奔袭寻阳
（九江）
，切断武昌和建康的联系，把王敦的生存空间挤压在建康一带，逐渐消耗王敦的实力。
实事求是的说，乐道融的提议是符合实际的，但问题是，甘卓是天性宽和的士人，起兵讨伐王敦已经很勉强了，千里奔袭决战于两军之间，根本不是甘卓的长项。
乐道融见报国志向无法施展，不久就忧愤而卒，4月，王敦回师武昌，随即命襄阳太守周虑袭击甘卓，并诛杀甘卓全族。
人的命运，都是自己争取的。
仅仅因为不能判断形势，甘卓便放弃奇袭九江，不仅丧失了名流青史的机会，也葬送了全家人的性命。
公元402年正月，经营荆州数十年的桓玄，自江陵
（荆州市）
起兵讨伐建康，准备完成其父桓温未完成的事业。
向东进军的路上，桓玄原本有些忐忑，想着一旦战事不利就返回江陵，但走到寻阳
（九江）
的时候，桓玄发现没有东晋官军驻守，不禁心情振奋，追随桓玄的荆州将士也士气大振——
“桓玄发江陵，虑事不捷，常为西还之计。及过寻阳，不见官军，意甚喜，将士之气亦振。”
没有东晋官军驻守，说明寻阳是一座空城，桓玄轻松控制寻阳，便拥有进可攻退可守的余地，再不济也能挤压东晋的生存空间。
而东晋的直属精锐北府兵，因为其统帅刘牢之害怕狡兔死走狗烹，决定养寇自重，不愿意和桓玄决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桓玄既得地利又得人和，同年3月便攻破建康，进位总百揆、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扬州牧、领徐荆江三州刺史，假黄钺，随即逼死刘牢之，次年12月登基称帝，改国号为楚。
公元404年正月，即桓玄称帝的一个月后，刘牢之的亲信大将刘裕和刘毅、何无忌、诸葛长民等北府旧将结盟，在京口起兵讨伐桓玄，并一战击破桓玄的精锐军队，逼的桓玄逃回江陵，而刘裕进位使持节、都督扬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诸军事、徐州刺史，成为东晋最大的权臣。
随后，刘裕命刘毅、何无忌统兵追桓玄，桓玄命武卫将军庾稚祖、江夏太守桓道恭迎战，两军在寻阳遭遇，爆发了一场大战，桓玄军大败而回。
刘裕占据寻阳
，便拥有攻取江陵的前进基地，
桓玄失败的命运已注定了，而刘裕在这样的基础上代晋称帝，建立起南宋政权。
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上，自西向东沿江而下，经寻阳攻克建康改朝换代的，萧衍是难得一见的成功案例。
南齐末年，皇帝萧宝卷荒淫无道，朝野人心离散，于是在公元501年正月，镇守襄阳的雍州刺史萧衍联合南康王萧宝融、西中郎长史萧颍胄、冠军将军杨公则，共同起兵讨伐建康。
起兵以后，南康王萧宝融登基称帝，萧颍胄以尚书令的身份留在江陵辅政，萧衍则统帅大军东征，用数月时间攻克武昌，8月就到了寻阳。
萧衍非常清楚寻阳的重要地位，便命骁骑将军郑绍叔留守寻阳，专门叮嘱道：“卿，吾之萧何、寇恂也。前塗不捷，我当其咎。粮运不继，卿任其责。”
可见，
萧衍给郑绍叔的任务就是固守寻阳，确保大后方的安全，以及粮食兵员的运输畅通。
有了郑绍叔的后勤保障，11月，萧衍便攻破建康，威震江南。差不多同一时间，和萧衍地位相等的萧颍胄去世，萧宝融又无功无才，于是萧衍成为江南威望最高的人。
寻阳
（九江）
，就这样不断改变着魏晋南北朝的历史。
元朝末年，各路义军大都集中在淮河、长江一带，
九江成为真正能决定天下兴亡的战略重镇。
公元1358年，天完政权的平章政事陈友谅攻克安庆、龙兴
（南昌）
、邵武、吉安、抚州等地，几乎占领了湖广、江西全境，号称“江以南惟友谅兵最强。”
为了统治这么庞大的地盘，
陈友谅还把治所迁到江州，亲自坐镇这个战略重镇。
不久后，天完皇帝徐寿辉准备迁都龙兴，结果走到江州的时候，陈友谅扣留徐寿辉，决定以江州为天完政权的都城，随即自江州出发，讨伐应天
（南京）
的朱元璋，并在采石矶诛杀徐寿辉，登基称帝，改国号为汉。
朱元璋见陈友谅的军威雄壮，不能硬拼，便命康茂才以故交的身份给陈友谅写信，把陈友谅引诱到龙湾，两军爆发“龙湾大战”，陈友谅大败而回。
随后，朱元璋发挥出“
趁你病
要你命”
的风
格
，亲自统兵逆江而上追击陈友谅，直到攻克江州才停下脚步，然后命大军四面出击，接连夺取南康、建昌、饶州、蕲州、黄州、抚州。
陈友谅在江西无法立足，被迫逃往武昌。
朱元璋夺取江州，意味着陈友谅在江南争霸中失去战略主动权，处于守势，前途非常不明朗。
于是在公元1362年正月，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带着龙兴投降朱元璋，朱元璋改龙兴为洪都，命朱文正、邓愈镇守。
而随着江州、洪都被朱元璋收入囊中，江西门户大开，地方州县已经没有坚守的必要，袁州、瑞州、临江、吉安便纷纷脱离陈友谅，归附朱元璋。
公元1363年4月，陈友谅统帅全部精兵强将包围洪都，准备以此为突破口，打一场翻身仗，重新夺取江西，控制朱元璋的上游。
结果，朱文正坚守洪都将近3个月，7月，朱元璋亲自统兵营救洪都，然后和陈友谅爆发了“鄱阳湖大战”，陈友谅战死，朱元璋取得江南争霸的决定性胜利。
次年2月，朱元璋亲征武昌，陈友谅之子陈理出城投降，朱元璋把湖广纳入麾下，成为江南最强者。
回顾元朝末年的这段历史，可以说，
陈友谅占据江州的时候，就是长江以南实力最强的枭雄，一旦失去江州，便失去和朱元璋争锋的资本，而朱元璋攻克江州，一举赢得整个战争的主动权。
实事求是的说，鄱阳湖大战以前，如果陈友谅重点进攻江州，说不定还有翻盘的机会，但他舍弃江州跑去围攻洪都，即便打赢了，也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格局态势。
就这种抓不住主要矛盾，想到哪里打到哪里的人，输给朱元璋并
不冤。
明清时期，大一统的社会生态深入人心，和平发展成为主流，于是九江的军事地位逐渐褪色，经济地位逐渐巩固。
尤其是清朝实行广州一口通商的政策，
彻底奠定了
京杭大运河—长江
—赣江
—大庾岭—广州
贸易路线的独尊地位，
九江处于这条南北贸易线和长江东西贸易线的交接处
，便
拥有了
货物中转站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