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诺：催化式慈善和教育，人生无边界 | 凤凰卫视《领航者》专访

我在准备《领航者》采访的过程中，看了李一诺写的很多文章，感觉到与她有很大的共鸣，对很多问题有相似的困惑、思考和见解。结缘于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始人施瓦布教授来访中国，为今年新加盟的全球青年领袖举行了一个欢迎晚宴，我是今年新来报到，而李一诺在2016年当选，于是就把访问约起来了。

采访当天从化妆，到在基金会和一土学校跟拍了一天的时间，特别喜欢她直爽开朗的性格，都是走路快、说话快、高效运转、也试图兼顾事业与家庭的同路人。

在加入盖茨基金会之前，李一诺在麦肯锡已经工作了十年，她坦言，当时从未想过要换工作。但由于基金会是她当时工作的一个客户，被基金会招募，带着“到底是什么让世界首富如此专注投身于慈善”的好奇心，李一诺与比尔盖茨进行了一次严重超时了1个多小时的会面。

正是在这次不是面试的交谈中，李一诺第一次接触到，在顶尖商业的摩天丛林之外，世界的另一面，是真实赤裸的生存沙漠。他说，“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大概20亿以上的人没有洁净水。每年因为疟疾死亡的5岁以下的孩子，有50万人。”

盖茨说，在加入慈善业之前，他会假设这些重要、宏大的问题，肯定已经有人在负责做，包括联合国等多边组织。但当去研究时，才发现“在这些影响到上亿人生命的问题上，却存在巨大空隙”。他希望可以把自己的一部分资源放到解决这些大问题上。

我们看到，比尔盖茨、扎克伯格、洛克菲勒等大企业家，在经历了一定的财富积累以后，关注的不再是小我领域的事情，希望整合运用好自己的资源、技术、商业背景，着手去创造像“消除疾病”这样“痴人说梦”般的世界性重大议题。

正是这种“ 我能做什么呢？ ”的世界公民意识、积极的心态以及骑士精神的担当，打动了李一诺，使她在2015年底，决定离开麦肯锡，回到北京，全情投身慈善事业。

说到慈善，或许你会默认为就是捐钱捐物这么简单。 但盖茨基金会，将世界上最聪明的科学家、思想者，对接给世界上最严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断从技术、商业模式、以及思维的角度去创新慈善的方式。

比如在解决疟疾的传播问题上，除了捐赠蚊帐、蚊香等驱蚊设施以外，你还能想到什么办法呢？盖茨基金会研发了让蚊子自杀、绝育的高科技，让人会心一笑、豁然开朗。

例如疫苗运输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需要保持低温，先由一群科学家，想出能在没有电的情况下让冰筒保持零度一个月的方法，然后在中国找生产厂家，再运到非洲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是全球合作的典范。

同样，在提高儿童营养、母乳喂养、疫苗认证等问题上，他们都绕过原本的思路，找到创新的、也是容易操作的解决方式。

最近，疫苗成了中国人心中之“殇”，而盖茨基金会在中国，一直在支持国家药监局（原食药监总局）的改革。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要给政府钱呢？

李一诺说， 有些慈善问题，并不是慈善本身通过多捐钱，多给资源就能解决的，而应该以“催化式慈善”的角度出发，以催化、培育的方式，帮助问题的解决。

“因为当时我们在中国一个很大的目标，就是希望中国的这些质优价廉的产品，能够惠及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所以本着支持政府部门的能力建设和改革的目的，希望设立一个资助，让相关人员可以去发达国家学习。

但就像网友常说的那样“道理我都懂”，却很难与日常的每个决定相结合。所以盖茨基金会进而请到一位非常有经验的美国食药监局的退休管理者，作为首席科学家进入国家药监局，让他能坐在那教大家。

这样的引进，比单次的出去学习，效果有明显提升。一旦有了这个案例和效果，国家药监局就可以自己去申请经费，创立新的机制。就变成中国体系的一部分了。

李一诺心中衡量好的慈善的标准，“ 其实就是问题导向，你想解决什么问题，问题的阻碍在哪儿？ 我只要能把这个障碍通了，那就是做得好的慈善，没有通就不是好慈善。跟外面的道义、做的这些宣传关系不大。”

李一诺从一个精英主义的学界、商界世界里，转行到慈善业，意识到很多事情跟原来想像中差得很远， 尊重事实，重新学习 。基金会在中国做结核病防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最开始想的是，有结核病人需要治疗，那很简单，肯定是因为药费贵。那解决方案显而易见，就是让所有的结核病人免费服药，不就解决了吗？但李一诺发现，结核病的药费已经免了，为什么病人还是不吃呢？

在调查后，她了解到病人提出的新问题，路程和车费是个问题，限制了免费的药到达病人手中。所以基金会针对这个问题，又给结核病人报销车费，以及一些营养费。这回算是“送佛送到西”了吧？

可车费也报了，但结核病人还是有吃药困难。原来是容易忘记，不坚持。所以基金会需要解决的问题，变成了如何让病人每天坚持吃药？

2008年的时候，比尔盖茨到海南看望结核病人，看到他们就下决心：“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新配方，把它做成一片，哪怕变成两片”。又做了一个电子药盒，每天定时提醒病人吃药。

在世界首富创立的基金会工作，报酬怎么样？

李一诺说，基金会的薪酬和人才制度，在用类似企业的方法在运作，薪酬在国外，“跟一般的企业可比，但越高层的人，相比较他们做其他的工作，越是降薪的。” 但在中国，因为社会对慈善行业带着有色眼镜的预期，总觉得一个人好像做慈善，就应该牺牲和付出，应该过得很苦。

但她认为，这其实种是一种道德绑架。因为任何一个有前途的行业和机构，都一定需要靠吸引到好的人才，而不是靠情怀和所谓的苦难牺牲的精神，才会有所发展，所以希望提供一个跟员工的能力相匹配的待遇和好的物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来留住人才。

她认为好的管理者就是可以把团队成员的潜能发挥出来，成全他人成功，享受看见他人成功。她说，如果跟你工作的人都愿意跟你工作，都，那管理者不就是等着摘果子吗？这可真是说得容易，做起来难，是一门艺术，也是一种心态使然。而对于自我，李一诺认为很重要的是要持续学习进步。

我想她受比尔盖茨的启发很深吧。

李一诺坦言，每次和比尔盖茨在一块，都感到深受启发。一方面，盖茨的事业做得很大、很广，但另一方面，他又能钻深。他认为最能够形容自己的3个词，不是“慈善家”或“首富”，而是 “学习者”、“阅读者”和“老师” 。

她跟我分析了一下盖茨的工作方式。

第一，就是大量的阅读，给自己加油充电。第二，把公司的基础设施架设好，让合适的人来帮他做合适的事情，不用被埋没于一些日常管理的工作，让他有时间去想一些问题。第三就是往外输出，他花大量的时间在做媒体、教育相关的工作。

回国以后，李一诺不仅投身慈善业者，同时也在教育界有所发展。她认同这样一种说法：“ 经济解决今天的问题，科技解决明天的问题，而教育解决后天的问题 ”。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和丈夫华章用6个月的“神速”，在北京创立了“一土学校”。

曾经办学校都是在“神坛”上的事，但李一诺找到了着手的角度——“到底好学校需要什么？”

李一诺认为好学校由三个条件组成： 第一孩子喜欢学校。 学校需要提供孩子跟成人之间，一种被信任、被爱、安全的关系。 第二成人团队协同高效。第三，跟真实的世界是在一起的，可容入社区。

李一诺结合自己多年企业分析的经验，认为自己其实可以比现有的学校做得更好。

李一诺今年41岁，她认为自己很幸运，是时代和教育的受益者。她在国内，接受了很好的、也是免费的教育，然后出国，见了世界，有了工作。

本着这种“事在人为”、“舍我其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李一诺希望在中国的教育业做一些尝试，希望改变中国精英阶层“肯定要出国”的想法，让自己的孩子在国内接受的，也是世界上最好的教育。

李一诺分享了自己心中好的教育， 是植根中国、面向世界的，也是不只为功名去学习，而是可培养内心充盈的“全人” 。

曾经的中国，因为人口众多，资源匮乏，所以设立了以淘汰为目的的高考机制，“也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机制”，让中国学子在学知识、学技能方面，在世界上具有明显优势，但李一诺以自己在职场和教育中多年的观察，认为“这些不是你的立身之本”。

今天的中国，已经发展成一个资源不再是主要问题的国家了，所以她希望教育也能相应的改变思路， 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以教师为中心的学校，以学校为中心的社区，以成全的角度来对待学生。

“ 教师，有可能是天底下最难的行业，因为你的产品是人！ ”这是李一诺进入教育行业之后发出的感叹。在中国，教师准入门槛相对较低，薪资水平低，工作时间长，并有大量行政工作，还要面对来自于社会和家长的压力，且社会对教师提供的职业支持非常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