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商业资助 他运营一家只有调查记者的通讯社

在一个媒体失信的时代，香港的传真社在创业初期阶段就众筹到了60万美金。他们有个很简单的目标：做基于事实、不带个人观点、不掺杂商业或政治利益的调查报道。

创始人吴晓东想建立一个像路透社、AP和AFP一样的通讯社，让香港人读到不带偏见的调查报道，这样的报道在主流媒体中已经很少见了。

吴 打破了新闻编辑部长久以来形成的层级制度 ，只在团队中招纳记者，省去了编辑的职位， 让记者们相互点评相互编辑 。

他们要呈现的成品是一种“回归初心”的新闻报道，用最基本的原则和技能进行新闻写作，不哗众取宠。不过，这种模式下的传真社似乎很难在当下的环境中生存。

我约了吴先生见面，想搞清楚这个独一无二的通讯社是怎么运营的。

Q：为什么要创办传真社？

吴晓东（以下简称”W”）： 现在敌视媒体的情绪很普遍，我在职业生涯中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形。我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们的信誉被毁了，为什么人们不再相信记者了。我的结论是，个别媒体不再是“公正”和“独立”的了，这让公众（对媒体）有了不太好的印象。

我想，如果能做些什么来挽回（公众对媒体的）信任，那必然非创立一个媒体莫属了。 它必须是独立的，资金来源不是商业化的。

一开始我觉得这是一场难打的仗，但是几个月的运营后，99%的香港媒体，不论是网媒还是主流媒体，都订阅了我们的新闻。这令我特别惊讶。每次传真社发表了文章，99%的香港媒体都会采用。

Q：为什么起点会这么顺利？你认为填补了什么空缺？

W： 香港的媒体大多都有局限性，很多媒体不会主动去做调查新闻。所以当像我们这样的媒体做了，他们就会使用，他们可以说这是传真社做的，不是他们做的。

Q：在香港运营媒体有多难？你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什么挑战？

A： 在成本控制方面比较困难，因为我们给调查记者开的薪水都不低。另外在香港，租赁办公室也是很贵的。曾经有人提议要给我一间免费的办公室，我们拒绝了，因为我们想 保持独立性 。

迄今为止我们没有任何收入，主要的运营依靠社会捐款。

我们经营的产品不是文章，而是使命感。 大家给我们捐赠资金，不仅仅是为了阅读我们的作品，他们更想得到的，是共同为建立一个独立媒体机构出份力，把这个使命传递下去。

我们的记者之前有过一些讨论，比如我们是否应该多写些大家爱看的，关于公众利益的报道？或是我们是否该建立一个支付墙？

最后我们发现，人们给我们捐赠并不是因为文章写得有多好——在香港，如果你想读到好文章，很多平台都可以提供。因此，这种使命感才是说服他们捐款的主因。

我们目前正在尽力众筹，现在 每个月，都有252人为我们捐赠25港币 。如果这个势头变好，我们就会有稳定的资金来源，招更多的记者，写更多独立报道。到那时我们还可以发展出 不同的商业模式 ，比如说让企业订阅，或是发表新闻简报。否则的话，它就只会变成一个公共服务，依赖社会的捐款。

Q：除了调查记者，你们机构还有什么职位？

W： 我们有七个记者，一个信息搜查记者。其中两个记者是双语记者，其他则只用中文写作。我们当中没有编辑。假如有一篇报道草稿出来了，记者们就要互换职责，一个人写，另一个就帮忙编辑，再来一个做事实核查。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有编辑、校对的工作职责。我们是一个 互助式编辑部 。

Q：谁来负责领导运营？

W： 我们的新闻编辑部目前还是实验式的，记者们得自己管理自己的工作， 我们没有上下级之分 。 假如要做一些内容上的决策，他们会自主投票决定。 如果某篇报道存在特别大的争议，那就 少数服从多数 。在经营方面，他们会听取我的意见，比如说，我们需不需要更换办公室，要不要裁员。

Q：你的职责具体是什么？

W： 我在众筹时就承诺过，我不受传真社雇佣。我只是一个发言人，募捐人，一个负责面对公众的人，因为很多记者不希望把他们自己曝光在公众视线里。我不干涉编辑组的运转，但是会每个月与记者们开一个会，了解情况，他们需要我的时候我都会在。

Q：你们做调查报道时使用什么工具？

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