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1965年是老一代东德电影人无比怀念和至今仍唏嘘感叹的四年，亦是当今各国电影史学者啧啧称奇却又将信将疑的一段时期。那时的东德电影真的如美国影评人、东德电影专家Jim Morton所赞誉的那样可媲美同时代的捷克新浪潮，直追师法的法国新浪潮吗？
抑或像著名剧作家，在当时德发电影制片厂（DEFA）里负责剧本审查的Klaus Wischnewski在后来的回忆录提到的：「那是充满能量、冒险精神和自信的四年。现在看来当时我们在电影理论和实践上建树颇多，也对突如其来的创作自由持一种令人沮丧的天真烂漫的态度。」
盛世也好，荣景也罢。不管是实事求是还是夸大其词，这理应在世界电影史大书特书，添上浓墨重彩一笔的篇章却鲜有被提及。即使是在德国电影史里，大家更关心的也是1965年12月SED（统一社会党，前身为东德共产党）十一届全会后对电影乃至整个文化界开展的严厉的「整肃」运动。
确实，半年多时间里有十二部电影遭禁或被迫停拍，一大批优秀的电影人要么是被打入冷宫，要么就只能去电视台和剧院谋生，这段历史是应当写进世界电影审查史教科书的。世事难料，转瞬荣枯，同样可以概括这一时期。
不过，在详述从柏林墙建立（1961年8月13日-15日）后到SED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1965年12月16日-18日)召开之间的四年里东德电影政策的风云变幻及其产生的影响和后果之前，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从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东德电影工业之前的发展历史。
说到废墟，由苏联占领区制作的战后德国的第一批电影就被称作「废墟电影」(Trümmerfilm)。这些在战争废墟上实景拍摄的反思电影，其风格与同期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是一脉相承的。那么，为什么遭遇了同样的浩劫，在美英法占领区却几乎没有出现所谓的「废墟电影」呢？政策和制度不同使然。
就在美英法占领区的军管当局还在对是否要立即恢复德国电影产业一事犹豫不决时，视电影为宣传和教化工具的苏联迅速于1946年5月建立起了战后德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公司——德发电影制片厂，并吸引到一大批优秀的德国电影人。
德发电影制片厂Logo
用故事片的形式反思或说揭批纳粹德国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也达到了统治者想要的获得合法性的目的（而在西方占领区，电影院在放映好莱坞大片外，也安排了一批控诉纳粹罪行的纪录片，结果收效甚微）。
除了官方没有直接介入电影制作外，另一个令战后初期在美英法占领区没有出现类似的「反思电影」的原因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化电影制作体系。
由于大多数观众视电影院为休闲和放松的娱乐场所，反映当下苦难和才过去不久的集体罪行的电影在那里不收欢迎，因此私人电影公司对制作「反思电影」完全没有兴趣。
西德的「反思电影」要等到五十年代后期才陆续出现，其中包括《恶魔降临的夜晚》（Nachts wenn der Teufel kam，1957）和《最后的桥》（Die Brücke，1959）等。
而「废墟电影」的代表作是《凶手就在我们中间》（Die Mörder sind unter uns，1946）和《柏林的某处》（Irgendwo in Berlin，1946），前者被位列为最伟大的一百部德国电影的第六位。
《凶手就在我们中间》（1946）
从「反思」到「反击」——1949-1953年的东德电影
二战后的苏联视电影为冷战的「意识形态前线」，把对阶级弟兄要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要像冬天般冷酷，以及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像夏天般热情在电影里表现出来是终极和唯一的诉求。不过这一铁律在苏占区的最初几年并未施行。转变始于1948年6月到次年9月的第一次「柏林危机」。
不满西方占领区单方面决定发行新德国马克的计划，苏联切断了所有从美英法占领区进入西柏林的陆路通道，接着停止向西柏林供应食品和能源。为了配合封锁，苏联占领区当局还开动宣传机器，报纸，广播以及街道上的扩音喇叭对西方进行轮番的批判和攻击。
虽然第一次「柏林危机」最终和平落幕，但二战时期的盟友之间这时候已彻底撕破了脸皮，冷战就此展开，1949年10月成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由斯大林主义者全面接管。
国营的德发电影制片厂作为东德唯一的一家电影制作机构「责无旁贷」地加入到了对敌作战的第一线：宣扬积极向上和团结就是力量的正能量；在谴责和控诉纳粹法西斯暴行的同时强调德意志民主德国也是受害者，真正要对过去负责任的是仍在重用纳粹的西德政府；无私和勇敢的无产阶级是英雄，而贪婪和堕落的资产阶级是法西斯；美帝和作为其傀儡的西德政府是世界和平的威胁，苏联以及东欧共产国家则是世界和平的捍卫者……
反映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两重天」的《本辛一家》（Familie Benthin，1950），表现集体主义战胜个人主义的《模特比安卡》（Modell Bianka，1951）和批判资产阶级的贪婪和堕落的《一对年轻夫妇的故事》（Roman einer jungen Ehe，1952）均称得上是「反击」电影的代表作。
《一对年轻夫妇的故事》（1952）
同样是遭到苏军镇压，但是比起造成2500多人死亡的1956年「匈牙利革命」和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1953年6月在东德爆发的「工人起义」几乎很少被人记得或提及。
但这却是斯大林1953年3月5日死后，在苏联的东欧卫星国里发生的第一起大规模的反苏事件，并且在东德国内产生深远的影响。以500多人死亡收场的整个事件严重动摇了东德政府的统治的合法性，党内因此产生分歧，保守的斯大林主义者的势力被削弱，东德社会迎来历史上的第一个「解冻期」。
其中媒体的思想解放运动可以归结为「去斯大林化」：一批在斯大林时代肯定会被视作「色情出版物」的杂志创刊，其中就包括东德最畅销的的杂志，以裸体照片和情色短文为特色的《Das Magazin》和由FDJ（东德共青团）主办，每期都用着装清凉的辣妹作封面，经常提醒读者谈恋爱和读书一样重要的青少年杂志《新生活》（Neues Leben）。
甚至连以宣扬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唯一目的周刊《新柏林画报》（Neue Berliner Illustrierte）的封面也从过去由领导、劳动模范和革命英雄一统天下改为了香车美女、电影明星乃至比基尼女郎。
Neue Berliner Illustrierte
1956年，思想解放进一步发展到了对身体的解放，第一片被官方许可的天体海滩在波罗的海沿岸出现，而天体海滩在当时的大多数欧洲国家均属非法。
对于东德电影人来说，虽然限制依然多多，但他们终于可以从只能表现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人物，纳粹罪行或美帝阴谋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得以描写一下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同时，电影的宣传导向也有所减弱，娱乐性逐渐增强。
「柏林电影」（Berlin-Filme）系列最能代表这一时期的电影：犯罪惊险片《马戏团里的警报》（Alarm im Zirkus，1954），青春爱情片《柏林恋曲》（Eine Berliner Romanze，1956）以及社会问题片《叛逆街头》（Berlin - Ecke Schönhauser，1957）真正做到了寓教于乐，票房和宣导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叛逆街头》（1957）
1958年7月，SED召开的电影工作会议以及同年11月爆发的第二次「柏林危机」标志着第一个「解冻期」的结束。历时三天，由500人参加的电影工作会议的主题是「近年来国内电影中出现的修正主义的倾向问题」。
主持会议的SED中央政治局委员、文化部副部长Alexander Abusch在总结中指出：最近几年的电影制作偏离了1952年中央政治局决议案的精神。电影表现的政治立场模糊，不明确。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完全不适合代表社会主义现实。
他还对多部电影提出点名批评：与瑞典合拍的东德影史上第一部宽银幕电影《赌场情事》（Spielbank-Affäre，1957）被批过于美化西方社会，然而实际上为了通过审查，明明是一部彩色电影但在东德国内只能放映黑白版本（电检委员会说彩色版本里的资本主义社会看上去太美好了故不能采用），并且在结尾处还加了一段海外版本没有的解释性质的旁白（提醒观众不要被资本主义社会表面上应有尽有的消费品和灯红酒绿的生活所迷惑，忘记其人吃人的罪恶本质）；《扎拉米市长》（Der Richter von Zalamen，1956）和《Emilia Galotti》（1958）被指责宣扬唯心主义。
《赌场情事》（1957）
Alexander Abusch批评的重点是反映社会现状的电影，这其中包括著名导演Kurt Maetzig的《不要忘了我的小特劳戴尔》（Vergeßt mir meine Traudel nicht，1957）、《柏林犯罪现场》（Tatort Berlin，1958）、《花季少女》（Ein Mädchen von 16 ½，1958）和《Sheriff Tedly》（1957》。
「柏林电影」系列中的后两部也被点了名：《柏林恋曲》的问题是电影里东西柏林看上与反差不够强烈，而给《叛逆街头》扣的帽子是盲目模仿意大利新现实主义那一套，表现社会阴暗面结果是让敌对势力有了可乘之机……
这次会议暂时扼杀了东德电影人尝试进一步挖掘人性，作更深层次社会批判的愿望，是1965年12月SED十一中全会的预演。但是在「去斯大林化」的大环境下，保守派妄想完全回到过去也不可能实现。这一时期的东德电影与之后1966-1970年的情况惊人的相似，即「莫谈国事，娱乐至死」。
类型片大行其道，其中值得一提是（1）音乐歌舞片：1958年的《妇唱夫随》（Meine Frau macht Musik）是东德影史上首部音乐歌舞片，在票房上大获成功后，德发制片厂在1960年又推另一部歌舞片《除夕夜的潘趣酒》（Silvesterpunsch），1958-1968年东德共完成了至少八部这一类型的电影；（2）科幻片：1960年，Kurt Maetzig拍摄了东德第一部真正意义的科幻电影《前往金星的第一艘太空飞船》（Der schweigende Stern）。
《前往金星的第一艘太空飞船》（1960）
一年后，Frank Vogel推出了一部描写未来世界的作品《会读心术的人》（Der Mann mit dem Objektiv）；（3）爱情喜剧片：代表作是资深导演Slatan Dudow最后一部作品《爱的困惑》（Verwirrung der Liebe，1959）。该片因对情欲的直白描摹遭到官方的批判，但在删除了片中的裸体镜头后影片还是有机会公开放映，并取得巨大的票房成功。
从「小阳春」到「寒冬」——1962-1966年的东德电影
1961年6月随着赫鲁晓夫再一次向西方发出最后通牒，第三次「柏林危机」爆发。历史学家根据过去的经验得出的结论是：每次危机都会让东德统治者选择开历史倒车，加强思想领域的控制，打压言论自由。
所以，当你信誓旦旦地声明，1961年以后东德进入了其历史上第二个「解冻期」，1961-1965年是1989年巨变前文艺创作获得最大自由的四年时自然会引来质疑。不过要解释清楚也不难，那就是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的建立。
这片全长156公里，被当局冠以「反法西斯保护壁垒」的隔离体主要的目的是阻止东德人大规模离开，而不仅仅是防范渗透以及对内封锁。
1952-1961年，350万（占当时总人口的五分之一）的东德公民经由柏林去到西德，其中包括大批年富力强的企业骨干和科研教育部门的专家学者，这不仅令东德官方大丢脸面，更是直接影响到其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闪耀全欧的西德经济奇迹需要补充大量低技能的年轻劳力。
能获得更高收入并且又没有语言障碍，使得几乎所有的东德年轻人都想着去西德打工。结果是东德担心的不光是高端人才流失，而是全方位的劳动力短缺（为此，大约在1963-1964年东德政府开始支持青少年的婚前性行为，以此鼓励早婚早育来弥补国家人力资源的不足）。
而柏林墙的建立，被当局视作是一劳永逸之举。统治者终于不用惴惴不安地去去操心人口流失了。恐惧感的消退带来的是自信心地骤增。曾经的禁忌不再是禁忌。有柏林墙在，谁还在乎什么批评和抱怨呢？
如果把统一前的两德电影视为一个整体的话，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德国电影」始于六十年代初期的东德而非中后期的西德。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德发电影制片厂里的一众杰出的中青年电影人成功抓住了转瞬即逝的历史机遇创作出了一批魏玛共和国以来最好的德国电影（Jim Morton语）。
这其中包括剧作家Helga Schütz、Manfred Freitag、Joachim Nestler、Ulrich Plenzdorf、Paul Wien，编剧Christel Gräf、Gerhard Wolf、Manfred Bieler、Wolfgang Kohlhaase、Klaus Poche，摄影师Roland Gräf、Peter Kraase、Claus Neumann、Günter Ost以及导演Kurt Barthel、Frank Beyer、Herrmann Zschoche、Egon Güther、Gerhard Klein、Günther Stahnke、Hans-Joachim Kasprzik、Heiner Carow、Konrad Wolf。
虽然从理论上讲，东德第二代导演多数居住在大柏林地区的德发制片厂所在地巴贝斯堡，比起当时东欧其它国家的同行们，有着更多的机会观摩到法国新浪潮电影（至少在1961年8月13日以前）。但身为莫斯科、布拉格以及巴贝斯堡电影学校毕业生的他们受到影响最大的还是苏联电影。
从「赫鲁晓夫解冻」初期的《第四十一个》（1956）、《雁南飞》（1957）到六十年代初一批大师级的导演，如米哈伊尔·罗姆、米哈依尔·卡拉托佐夫、安德烈·塔科夫斯基、格利高利·丘赫莱依等人拍摄的自然主义、写实主义和彰显人性光辉的电影的精髓都被拿来发扬光大。最后还要指出的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电视的普及是促使各国电影人求新求变的一个重要原因，东德亦然。
《……还有你的爱》（...und deine Liebe auch，1962）是一部承前启后，具有指标意义的作品。1961年夏，导演Frank Vogel和剧作家Paul Wien原本打算合作拍一部新的「柏林电影」。
《还有你的爱》（1962）
当8月13日早晨两人一早醒来发现东德士兵在东西柏林交界处拉起铁丝网，并且开始修筑围墙时，马上意识到自己正处在重大历史事件的关头。Vogel立即决定不经厂里批准带着摄影师去记录下柏林墙建造的全过程。为了不惊动士兵、警察和斯塔西（东德安全部），他们采取了偷拍的方式。
就这样第一部且是实景实时的「柏林墙电影」（Mauer-Filmen）诞生了。此片不光提供了一段极其珍贵的柏林墙建造过程的影像资料，更是体现了年轻一代的东德电影人（Vogel当年三十一岁）无所畏惧的冒险精神。
事实上，十一届全会后无论是替修建柏林墙辩护，还是反对修建柏林墙，只要涉及柏林墙的电影题材都成了禁忌。1989年11月柏林墙倒掉以前总共只有三部「柏林墙电影」，均出现在第二个「解冻期」里，另外两部分别是《勾拳》（Der Kinnhaken，1962）和《周日司机》（Sonntagsfahrer，1963）。
喜剧片几乎在所有国家都是票房保障，而在专制社会这一类型更是被电影人用来偷渡社会批判。当不知道电检部门宽容的底线在哪里时，多拍些喜剧片不失为上上之选。依循此道，1962-1963年，德发电影制片厂出品了一批既叫好又叫座的当代题材的喜剧片。
《在阳光明媚的一面》（Auf der Sonnenseite，1962）真实反映了东德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状况。片中，多才多艺的Manfred Krug的表演成就了他东德影坛第一男星的地位；
《阳光明媚的一面》（1962）
《一个热闹的平安夜》（Ach, du fröhliche，1962）改编自捷克剧作家Vratislav Blažek讽刺小说《平安夜》（Und das am Heiligabend）里充满了大量对时政的批判，更打破了不能提「Republikflucht」（出走西德）的禁忌；
《一个夏天的说明》（Beschreibung eines Sommers，1963）改编自Karl-Heinz Jakobs于1961年出版的畅销小说，在制作之初就遇到麻烦。文化部副部长Hans Rodenberg指控该片「反党」。
剧本被迫做出重大修改，特别是结尾部分。这部由Manfred Krug主演的电影和他三年后的《石迹》（Spur der Steine，1966）有着颇多相似之处，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境遇。前者创下了300万人次的票房佳绩，而后者上映仅三天就被禁。
《石迹》（1966）
1962-1963年是德发电影制片厂的高产期，亦是佳作井喷的两年。空前的创作自由带来的是想象力的无远弗届。从摄影到剪辑，从叙事到构思，真的是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甚至连主旋律作品里都劲吹艺术创新之风。
讲述一个纳粹余孽故事的《二号铁轨》（Das zweite Gleis，1962）凭借其具有表现力的摄影、实验性的配乐以及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细致描写而成为战后德国电影史上最好的黑色电影之一；
东德四大名导（另外三位分别是Konrad Wolf、Kurt Maetzig和Heiner Carow）里最年轻的，当时还不满三十岁的Frank Beyer拍摄的描写一段烽火岁月里的三角恋爱的《国王的孩子》（Königskinder，1962）被影评人Jim Morton认为是最好的一部尚未正式配上英文字幕的东德电影；
不过，中国观众最有发言权的是Beyer一年后导演的《裸露在狼群》（Nackt unter Wölfen）。这部取材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一群共产党员保护一个四岁的犹太儿童的真实事件的影片于1986年在中国公映过，虽然宣传色彩较浓，但依然不失为一部「大屠杀」题材的电影佳作。
部分原因是1963年SED推出的「去中央化」的经济改革。1964年德发的电影产量比上一年减少了三分之一，但这丝毫不影响一部伟大的电影——《分裂的天空》（Der geteilte Himmel）的诞生。
《分裂的天空》（1964）
改编自异议女作家Christa Wolf于1963年出版的同名畅销小说。它的导演是东德最著名的导演Konrad Wolf，他有四部作品跻身「德国电影百大」，分别是《女歌手》（Solo Sunny，1980），《分裂的天空》，《我当年19岁》（Ich war neunzehn，1968），《星》（Sterne，1959）。
《分裂的天空》不仅在技术和艺术上都达到极高的水准，更是大胆地把主题定位为「Republikflucht」。本片对最终出走西德的东德科学家作了不偏不倚的描写，并通过男主人公的嘴说出一些私底下讲都要受到处分的大实话。
一年后，《分裂的天空》在西德上映并大受好评。政治立场中间偏左的《南德意志报》甚至称之为二战后最好的德国电影。
在12月16日SED十一届全会召开前，似乎一切的迹象都表明1965年将是东德电影最辉煌的一年。8月27日Egon Günther的《洛特的妻子》（Lots Weib）上映。
《洛特的妻子》（1965）
这是一部另类的女性电影，海军军官理查德·洛特（Richard Lot）因常年在外出勤导致夫妻关系名存实亡。妻子Katrin提出离婚却被担心名声受损而致官位不保的丈夫所拒绝。离意已决的Katrin不惜去商店行窃，求刑以逼。
结果被判缓刑三个月的Katrin成了丈夫的「烫手山芋」，离婚立马办成。虽然因为有犯罪记录而失去了教师的工作，但Katrin得到的是更珍贵的尊严和自由。
10月26日众所瞩目的《我是兔子》（Das Kaninchen bin ich）试映。这部改编自Manfred Bieler的舞台剧《Zaza》的电影是陷入创作瓶颈期的大导演Kurt Maetzig苦心孤诣，意欲重整雄风之作。事实上，正是得益于Kurt Maetzig在电影界江湖地位。
《我是兔子》（1965）
这部批判不公正的司法制度，表现领导干部婚外恋的影片才能得以获准拍摄。故事讲述了十九岁的女大学生Maria Morzeck与一位四十多岁的已婚法官Paul Deister的恋情。
就是这位法官把Maria因父母早亡，从小相依为命的哥哥以涉嫌反对国家罪判刑三年。本片等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才有机会公开放映，后来也名列「德国电影百大」。
11月26日首映的是Günter Stahnke的作品，《春天需要时间》（Der Frühling braucht Zeit）。该片揭露了一件重大的煤气管道泄漏事件背后的黑幕，并成功刻画了不畏强权，勇于抗争的年轻工程师Heinz Solter；
此外，还有多部电影佳作处在即将完成后期制作或者试映的阶段，其中包括Frank Vogel描写一个直言不讳，敢于挑战权威的高中生的电影《别认为我会哭》（Denk bloß nicht, ich heule）；
Herrmann Zschoche讲述一位敢于讲真话的年轻女教师Karla的影片《Karla》，值得一提的是《别认为我会哭》和《Karla》这两部片子掌镜者均为天才的摄影师Günter Ost。
导演Gerhard Klein和剧作家Wolfgang Kohlhaase合作的第四部「柏林电影」《街角的柏林》（Berlin um die Ecke）反映了青年工人遇到的不公正待遇。Egon Günther的另一部作品，新奇特的儿童片《当你长大的时候，亲爱的亚当》（Wenn du groß bist, lieber Adam）。
《街角的柏林》（1965）
为期三天半，原本是讨论经济改革问题的SED第十一届全会最终演变成对文化艺术领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大会是当时任何人都想不到的。主持会议的第一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的会议总结是：「创作自由不是反革命的自由。让我们瞧瞧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里到底谁说了算！」
现在看来这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反革命」是乌布利希为了保住其经济改革成果和想在权力斗争中占据上风的结果，当时他面临1964年上台的保守的苏联勃列日涅夫当局的压力和党内保守派埃里希·昂纳克的竞争。
在赫鲁晓夫当政时期颇受好评也确实卓有成效的东德经济改革这时候面对来自莫斯科「姓资还是姓社」的质疑。为了表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的决心，给国内和国外的保守势力吃定心丸，乌布利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拿思想和文艺界开刀。
会议发言人，也是接下去「整肃」运动的总负责人昂纳克严词批判了持不同政见的创作型歌手Wolf Biermann、科学家Robert Havemann和作家Stefan Heym，又对《我是兔子》和《别认为我会哭》这两部电影大加挞伐。结果是半个月内上面提到的七部电影，除了已经下线的《洛特的妻子》外全部被禁。
另外Egon Schlegel毕业作品《雨中武士 Ritter des Regens》也被迫停拍。年后，又有五部电影遭禁（喜剧片《举起手来，不然我开枪》（Hände hoch oder ich schieße），爱情片《生于一九四五年》（Jahrgang '45），儿童片《蝴蝶小姐》（Fräulein Schmetterling），超现实主义电影《失去的天使》（Der verlorene Enge）以及大名鼎鼎的《石迹》（Spur der Steine）。而且被禁的理由越来越荒唐可笑，足可见当时政治氛围的肃杀和文化官员的歇斯底里。
《石迹》（1966）
最终，1966年全年德发只发行了九部电影，其中还包括上映三天就被禁的《石迹》，创下了1948以来的最低记录。说到《石迹》，这部改编自Erik Neutsch同名畅销小说的电影在十一届全会后没有停拍就已经算是个奇迹，拍完还能上映则更是奇迹中的奇迹。原因可能有三：
首先，展现当代工人风貌的原小说出版后曾经得到过党中央的表扬。其次，德发对这部重点片的竭力呵护。最后则是Frank Beyer、Manfred Krug和Eberhard Esche等主创人员的人望。
诚然，《石迹》的主旨是要体现「工人阶级有力量」，但Manfred Krug饰演的男主角工头Hannes Balla却是个反英雄的人物，而已婚的支部书记Werner Horrath则被描写的唯唯诺诺还跟新来的女工程师发生关系，导致其怀孕。
Manfred Krug在本片里奉献了一生中最出色的表演，再次奠定了他东德第一男星的地位。不过对导演Frank Beyer来说，这部后来被视为最伟大的德国电影之一的作品（「德国电影百大」的第23名）却差点毁了他接下去的整个导演生涯。
Manfred Krug在《石迹》中
第十一届全会后，由于被指管理不力，文化部长Hans Bentzien、电影部长 Günter Wit、德发厂厂长Jochen Mückenberger、德发厂党委书记Werner Kühn和剧本审查官Klaus Wischnewski均遭解职。而拍过「反党反社会主义」电影《石迹》的Frank Beyer则被打发到电视台工作。
眼看着一代英才就要被永远埋没下去，1974年，当时求贤若渴的德发厂领导冒着触犯禁令的风险，让Frank Beyer以电视台导演的身份拍摄了《撒谎者雅各布》（Jakob, der Lügner）（此片为德发和电视台的合拍片，Beyer理论上仍然没有被召回）。Beyer没有辜负大家对他厚望，《撒谎者雅各布》成为了唯一一部获得奥斯卡外语片提名的东德电影，也是德发出品中最具国际知名度的一部。
然而，其他受惩罚的电影人可就没有Beyer那么幸运了。Günter Stahnke（《春天需要时间》）同样只能在电视台和剧院混迹就再也没有机会去拍摄电影。Jürgen Böttcher（《生于一九四五年》和摄影师Günter Ost（《别认为我会哭》和《Karla》）亦只能接受Stahnke一样的命运。
面对整肃，Kurt Maetzig在党报《新德意志报》上作了公开的自我批评。采取对抗态度的Christa Wolf在此后二十多年一直受到斯塔西的严密监视。更多受害者则默默地承受着。不过对于希冀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他们来说，德意志民主德国已死，它的死期不是1990年10月2日而是1965年12月16日。
东德电影的第二个春天要等到1971年昂纳克上台后的第三个「解冻期」（又是一个千古之谜！），而大多数禁片（昂纳克当然不会解开此前自己亲自签署的禁令）最终同世人见面就要等到柏林墙倒塌之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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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这本书是和卫西谛一起看电影，也是与他一同品味人生百态。
《我们都是人生的学徒》
卫西谛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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