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全球经济形势，与危机后几年有明显的不同，增长格局、政策格局、资金流向、汇率走势随之发生变化，对全球金融风险资产价格带来重大的影响。2015年，是变局之年，是变招之年。
1）增长势头分歧
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全球增长举步维艰。尽管货币宽松政策、中国的财政刺激曾经对需求有所刺激，但是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始终未能解决，银行金融中介功能弱化，令央行所制造的流动性无法渗透到实体经济中，就业和消费裹足不前，企业投资意愿低下。这种局面从2014年中开始，随着美国就业市场的复苏而被打破，汽油价格下滑更增加了美国消费者的信心，企业投资明显加快，全球增长格局由万马齐喑转为美国一枝独秀。美国经济执世界之牛耳，其货币政策不仅影响美国，更对全球流动性、资金流向带来深远的影响。
美国之外的经济，依然乏善可陈。欧洲、日本和中国不约而同地试图用进一步的货币宽松，来替代结构性调整，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有机的、可持续的增长尚未出现。新兴市场经济，则受到资金外流、商品/能源价格下跌的冲击，估计联储加息会进一步收紧新兴市场的增长空间，增加系统性危机爆发的可能。
各国的经济周期不同步，过去并不出奇。但是在金融危机后，经济周期趋同，政策周期随之趋同。全球经济在共振中前行成为新常态，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向类似，不同国家的金融市场、资产种类的升跌也呈现高度相关性。这种趋同性随着美国经济的脱颖而出而开始改变，股市趋异性比债市更大。
2）通货膨胀低迷
各国央行肆意的QE，并没有带来明显的物价上升压力，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CPI不涨资产价格涨的现象。石油价格的暴挫，更降低了物价失控的近期风险。央行的担心开始移向通缩，担心消费者持币待购，担心企业不愿投资。央行在通缩通胀问题上立场的变化，是近几个月全球经济中最大的变化。
各国所面临的通缩风险不尽相同。日本已经在通缩心理下生活了二十多年，欧洲CPI未见负值，但是心理上早已进入通缩状态。美国的核心通胀不高，但是工资上升有提速的迹象，随时可能触发服务业成本的上扬。中国的通胀前景最纠结，制造业通缩和服务业通胀同样明显金融资产价格向好，但是政府担心泡沫。尽管通胀前景不尽一致，各国央行将注意力由抗通胀转为抗通缩是不争的事实。
物价低迷，与金融资产价格高涨形成鲜明对照。各国央行大肆放水，物价上涨却不明显，其理由是银行的金融中介功能并未恢复，实体经济并未受惠于QE。相反在金融层面上流动性泛滥，其结果是金融资产的通货膨胀愈演愈烈。
3）货币政策变招
增长分布的不均匀和通胀预期的改变，导致央行在货币政策的处理手法上分道扬镳。美国经济出现了势头较强的自主性增长，但是复苏根基并不牢靠，外围环境错综复杂，在通胀环境并不明显的情况下，美国货币当局其实不愿意贸然加息，尤其在油价大跌的情况下。但是美国就业市场近期迅速改善，低端工资出现久违的上扬，而且上涨幅度颇大。过往四十年美国通胀的最大拉动因素是工资，因为工资渗透到各行各业，联储自不敢怠慢。同时新一届国会监管联储的呼声甚高，货币环境正常化对于耶伦更有政治压力。笔者认为，耶伦在加息上不会拖得太久，但是首次加息并卸掉政治包袱后，步伐可能较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