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市化”背景下的城市更新——以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老街为例
Urban Regene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New Urbanisation’: the Case of Xietang Old Street, Suzhou Industrial Park, China
源自：
Town Planning Review
, 2020, 91(2):179-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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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锐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email protected]
本文以苏州的斜塘老街改造为例，对中国近期“模范”更新实践的路径、策略和结果进行分析，旨在探讨一个问题，即旧模式的新自由主义方法是否已被符合“新城市化”原则、尊重以人为本且可持续的方式所取代？换言之，中国城市是否在更新中变得更具综合性与包容性？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深入访谈、重点群体观察和文献研究等方法，发现尽管社会福利在城市更新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它并未将城市更新实践转变为符合“以人为本”原则的新模式。地方政府在住房和福利供给方面虽取得了一定成就，但近年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纳入社会福利的努力，以及在表面“自下而上参与”情况下的物质激励措施，在推动中国未来发展方面的效果并不显著。若通过非透明渠道的高额支出促使利益相关者服从更新实践，甚至将损害社区凝聚力。从长远来看，这无益于培育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亦不利于发展可持续、包容的城市参与文化。为了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城市化”目标，中国的城市需要采取一种人性化而非金融化的方式进行更新。
技术移民是否能够提升城市创新能力？——来自加拿大城市的证据
Can Skilled Immigration Raise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anadian Cities
源自：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 2020, 20(4): 879-901
作者：Joel Blit, Mikal Skuterud, Jue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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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静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副教授
加拿大移民政策通过积分系统筛选预期移民，因此被看作提升移民平均技能水平的移民政策典范，从而也为评估潜在的移民选择政策对提升创新能力影响研究提供典型案例。这篇论文采用专利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选取加拿大人口数排名靠前的98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运用一阶差分加权最小二乘法和工具变量点评估方法，测算有技能移民人口比例的变化对人均专利的影响。结果表明，大学学历移民份额的增加对专利率的影响充其量只是略有改善，且明显小于美国的水平。同时，研究也发现加拿大科学、机械、技术和数学（简称STEM）专业学历的移民人数较大地影响STEM专业岗位就业人数，但是这种影响是有限的，因为只有1/3的加拿大STEM专业移民受聘在STEM专业岗位工作，而这一比重在加拿大本地出生STEM专业人士中是2/5，在美国STEM专业移民中是1/2。因此，这篇文章认为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引进有技能的移民不是提升本地创新能力的万灵药。但是美国的经验是一个例外，因为美国拥有世界知名大学、技术领先的公司、雇主驱动的移民选择程序以及面向技能的劳动力市场等其他条件，有助于吸引国外高级技术人才。
步行者、自动驾驶汽车和城市
Pedestrians, Autonomous Vehicles, and Cities
源自：
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 2018, 38(1):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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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磊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与管理系，教授。[email protected]
自动驾驶汽车可能会改变交通行为，但是已有研究往往只是关注自动驾驶汽车，而忽略了这种新型交通工具使用者与其他道路使用者的行为互动。本研究运用博弈论分析了步行者和自动驾驶汽车在人行横道位置的互动行为特征。研究发现，自动驾驶汽车由于能够更加灵敏地辨识和避让行人，所以会强化行人在道路使用上的优先权，从而加剧交通拥堵。为此可能需要改变20世纪后期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机动车、行人共享道路模式，通过设置道路栏杆等手段，强化人车分流。此外，自动驾驶汽车可能也不像人工驾驶汽车那样，可以根据其他车辆的行驶方式灵活进行调整，而是受制于其汽车制造商所设定的行驶模式，最后导致同一品牌的无人驾驶汽车可以很好地避让，但是不同品牌之间则可能难以有效协同。自动驾驶汽车要求不同类型交通行为之间要增加合作与协同，而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新技术、新发明，还需要完善法律法规来规范无人驾驶汽车和行人的交通行为，从而防止由于小部分人群的自私行为而影响交通体系的整体运行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