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名称: 张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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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义 | 收入分配与国家理论

张是之  · 公众号  ·  · 2017-12-03 22:08

正文

文 | 张是之

按: 本章是《经济解释》第四卷第五章的讲义,略长,真爱请看完,不爱请忽略。


大家好,这周我们进入第四卷第五章的学习,收入分配与国家理论。


经济学本身的研究定义,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应该都是和研究财富、怎么赚钱有关,收入分配这个词也几乎占据着人们对于经济学的大部分认知。


不过坦白讲,收入分配这个词,本身带有很大的误导性,非常容易引起歧义,让人误以为收入、挣钱、财富,是通过分配而来的,所以当面对贫富差距、收入不均等等看上去的社会问题的时候,总会想到去调节这个分配的手段,最终导致更坏的而不是更好的结果。


真实的收入和财富是怎么来的?不是分配而来的,而是通过交易而来。你自己不种地,但从来不缺粮食吃,那就要首先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财富,能够满足别人的需求,然后用你的财富和别人交易,交易增加财富。


欲取先予,想要得到,要先给予,可以说这是经济学的一个逻辑起点,在这个基础上衍生出变换无穷的交易规则。


人的天赋各异,机遇不同,收入不均与贫富差距的问题出现实际上是一种必然,但这种必然本身是不是意味着一定是坏事?我们学习经济学学到今天可以斩钉截铁地回答,贫富差距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因为富人的创造力增加了全球的整体财富,蛋糕做大了,看上去的贫富差距相对值在扩大,但穷人的生活水平的绝对值却同样是不断提高的。而且很多时候,穷人的收入增长率是高于富人的。


这本来并不是什么问题,但在以哈佛大学的桑德尔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白左」学者们的鼓吹下,这个问题被错误地当成了一个看似是问题的社会问题。还会发明出一个看似很高深的、需要统计计算的概念,基尼系数出来,告诉你你的贫富差距又怎么怎么大了,又要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了。


谣言传一传也就罢了,但这种裹着科学外衣的谬误,广为流传之后,就给有关部门干预市场,调节收入分配做善事提供了看上去很科学的理论依据。


实际上呢,往往是好心办坏事,打击了企业家的创造积极性,西方的遗产税、高额的税收、反垄断、最低工资、工会等等,都是破坏交易,而不是促进交易的典型。


张五常教授指出了市场经济导致贫富分化的四个原因:


第一,因为有交易费用的存在,富人借钱的利率一般比穷人借钱的利率要低。也就是说富人更容易借到钱,而穷人借钱则更难。难的原因在于信用不够,考察还钱能力和监管还钱的信息费用实际上要比富人要高。这中间的利率差一高一低,就有了套利空间,银行金融业应运而生。


第二个原因,是通货膨胀。很明显,富人的资产配置更加灵活,更加多样化,有更好的抵御通胀的能力。不说别的,单说有房子和没房子的差别,那抵御通货膨胀的能力就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一个可以山珍海味一个则可能是吃糠咽菜。


二战之后通胀远比通缩频繁,说通胀是一种间接税,对喜欢花钱的政府有利,这还真不一定,看看委内瑞拉,都21世纪了,这个原来非洲的首富,目前面临饥荒的灾难,通货膨胀的最后结果恐怕是要么大家一起玩完,要么以政变结束。我在《委内瑞拉的照妖镜》一文中写的比较详细,大家可看看。


不过另外要说,低的通货膨胀率对经济的运作有利,这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看法,从奥地利学派的角度来看,是断然不会同意这种说法的。因为从逻辑上,通货膨胀是创造了原本不存在的虚假信用,这种虚假的货币信用,只会带来虚假繁荣。虚假繁荣的泡沫终究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不过坦白讲,货币理论这块我学的还不够扎实,特别是奥地利学派的货币理论,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这是后话。


第三个增加贫富分化的原因,是政府贪污腐败,当然主要是外国政府,我们自己国家还是很好的,打击力度很大。


第四个贫富分化的原因,是教育问题,是读书求学的问题。穷人如果只有时间疲于生计,可能很难有时间在孩子教育上投入更大力度,也就很难实现下一代实现阶层的跨越。


张教授说,「市场经济中,贫富两极分化而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情况并不罕见。」我个人对此持保留意见,因为在一个市场环境中,并不是贫富两极分化导致的不稳定,而是贫穷到连饭都吃不上导致的暴乱。阶层固化、上升通道的关闭,这些在一个市场经济中,只要有自由,就会有流动。恰恰是不自由的环境,才导致了贫穷。总而言之,市场经济会导致贫富分化,富人更富没有错,但同时并不会使得穷人更穷,而是穷人比以前生活的更好了。


市场根植于人性,市场是无论从现实还是从逻辑上都最有利于人类生存和繁衍的,所以历史上尝试消灭市场都无一例外遭到了失败。消灭市场是逆人性而为,逆天而行。


所以,这个地方逻辑彻底一点,大范围的消灭市场行为普遍遭到了失败,人们也认识到了市场的重要性。但在小范围的不同领域内,与市场对抗,不让市场发挥作用的「有形之手」还到处可见。这两者本质上没有区别,只是轻重和范围的区别。于是,你可以看到,市场化越充分的地方,矛盾就越少,市场化越远的地方,矛盾就越多。


我们天天都在用的微信,技术难度之复杂,全国8亿多人用,你看大家谁因为微信而相互怨恨?教育、医疗、住房等等这些领域,本质上的矛盾根源,仍然还是没有坚定地朝着市场化的方向走,市场化的还不够彻底,所以才会矛盾重重。


第二节说,市场与非市场等级排列。


这里张教授开篇讲到,人类的权利可以分为两种:其一是产权,其二是人权。两者有时会有混淆,中间有灰色地带。


这里我的看法是,容易混淆,有灰色地带,那就可以不做区分,因为产权即人权,并不需要单独列一项人权出来。


人权假如没有牵涉到实物,信仰、思想什么的,不过是寄托在人的身体本身内部的一些信息,用产权的定义和角度就可以处理,为什么还要单独划分人权呢?


张教授把人权排列为「非市场的等级排列」这个说法,在他的解释体系中基本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仅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容易产生误导。


如果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是「无产」的,看上去很公平吧,但为了生存,对于资源的竞争和争夺,必定会引入其他的非市场价格的分配机制。而我们此前学过了,价格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竞争制度,因为你要欲取先予,先要创造财富才能去交换。


但消灭了私有产权,市场价格机制无从发挥,导致的租值消散一定会非常严重,足以导致国家灭亡。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是从以人作为等级配列权利的制度转到以资产排列权利那边去,实际上也是一个从不尊重私有财产权利到尊重私有财产权利的过程。


当初改革开放,提「私有财产」是大忌讳,所以用「权利界定」来代替,避开无所谓的意识形态之争,是很好的一招。所以说,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我们很注重实用,不迷信某个教派,观音菩萨、玉皇大帝、如来佛祖一起拜,哪个好使拜哪个,所以调整的也快,今天发展十分迅速。


回头说科斯对于公司的认识,科斯认为因为有交易费用的存在,个别员工的贡献无法每一件小事都用价格来衡量,于是公司就出现了,代替市场,员工获得工资,但需要在他的上级指导下进行工作。


说公司是对市场的替代,这是很多人不同意科斯的地方。在公司内部,的确是有上下级之分的,是用指令而不是价格对生产进行指导的。但这并不是说这就是代替了市场,因为管理层和员工的工资水平都由市场来决定,公司是通过市场来购买他们的管理或者工作,他们的工作本身也是通过市场来进行指导的,间接或者直接。


所以张五常教授认为,公司或者企业的出现是源于以一些合约替代了另一些合约,不是公司替代了市场,这是更有解释力的一个说法。


简单说说美国的工会制度,通常很多人会认为美国工会为了工人利益,给工人争取权利,是正能量提供者。但学到了今天,有了经济学的基础知识之后,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工会的实质。工会是一个利益团体,而且是被美国政府授予了暴力执法权的利益团体。有些工作,必须加入工会才能获得,工会组织罢工,你不参加就会遭到报复,所以这不是一个尊重市场、尊重产权的自由出入的组织,而是一个带有胁迫性质的组织。


网上很多人认为中国工会形同虚设,不如美国那样强势,认为这对工人不好,认为中国特色,还是美国好。看到这样的评论,你就知道他们是缺乏基本的经济学素养的。正是这种形同虚设,正是原来那种工人和企业主能够自由协商的环境,才给了中国高速发展的机会。如果一开始就引入最低工资制度、引入美国的工会制度,中国的发展绝对不会有如此快的发展。


最后,简单聊一聊美国宪法问题。《独立宣言》第二段第一句是这样写的: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里需要注意到的是,那三项权利,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里是追求幸福,而不是幸福本身,经常很多人会忽略掉这个问题,二字之差,差别很大。


同样的,张教授这里做了产权和人权上的区分,认为《独立宣言》提到的平等不是产权平等而是人权平等,这种区分意义不大。甚至说张教授在原则上认为,人权平等的一个要点是一人一票的投票制度,这是有非常非常大的问题的。


在后面张教授还说了,我们不能否认一人一票的民主政治是朝着人权平等的方向走,这点从逻辑上也是无法得出这个结论的,仅仅能说明的,不过是一个投票权的平等罢了。


在权利来源以及美国独立宣言这些问题上,我个人感觉是,张五常教授以是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没有做详尽的考察和思考,整体上是比较浅的。谭叔的讲解、米塞斯、罗斯巴德、霍普这些人对权利来源的论证力道深了好几层,推荐大家有机会读读他们的书。


接下来就是这一章的后半部分,两个主要问题,一是中国旧家庭的礼教与国家的盛衰,还有就是国家理论,什么是国家?


张五常教授,还有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从经济学、金融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都是有很宽广的视野的,看了很有收获。以人来进行等级排列的中国旧家庭传统,简单来讲就是家长制,父亲或母亲作为一家之主。


这一家之主是有实权的,在子女继承或者分家之前,家庭的资产所有权和处置权都在一家之主的手上,子女本人也可以说是家长的资产,古代父亲杀子女不是犯罪。家长说了算,但也要符合整个社会形成的伦理规范,比如长子权利比次子大,儿子权利比女儿大,正妻比妾和丫鬟的大,是有一个等级排序的。


现代餐桌上的很多礼仪,大有讲究,其实也是很多传统习俗的延续。比如酒席哪里是上座,敬酒的顺序等等,处处体现着等级和秩序,在细节中体现出地位的差异和尊贵的不同,看起来更多的是心理感受,实际上背后还是在能够调动和决定的资源是什么决定的。这在古代和现代并没有发生什么本质变化。


这种等级排列的秩序,看上去是与非等级排列的市场秩序相悖,但为什么旧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有模有样,用张五常教授的话说,就是「人类历史五千年,其中四千八百年中国富甲天下」。其中原因张教授先指出了两点:


其一,和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干部等级排列不同,中国旧家庭的资产归属虽然是一家之主把持,但界定是明确的,继承权的顺序也大致上是确定的。


其二,虽然在家庭或者一个家族内部是有明确的等级划分,但在家庭之外,家庭与家庭之间,是有市场交易的。


这样一来,家庭之内的资产权利有了界定,家庭之外的产品有了交易的市场,家庭内部的权利划分也是明确的,家庭内部成员个人的贡献值具体是多少不需要知道,也不需要市场工资的指导。


换句话说,我是一家之主,我的家作为一个生产单元向市场供应商品,只要子女听我指挥,我知道他们的成本在哪里,我就按照这个成本来对内监管,对比家庭之外的市场价格指导生产,完全不需要知道子女个别贡献在市场上值多少钱,也不需要顾及个别子女的边际产值是否等于市场工资。


这样一来,如果我们把一家一户作为一个生产单元来看,不管其中的成员有多少,也不管他们的非市场等级怎样排列,只要引进市场有不同产品的选择,产品有市价,中国旧家庭的产出安排会使该户的市场边际产值等于该户的市场边际成本,从而遵循边际产量下降定律带来的变化。


传统的分析是生产要素要有市场价格,也就是劳动力要有工资。争取利益最大化,均衡点是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或者工资要等于该要素的边际产值,从而得出产品的边际成本等于产品价格的均衡分析。


这里张五常教授指出的是,只要资产权利有界定,家庭或企业成员的非市场等级排列也有了界定,这个一家之主或者企业主不需要知道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或者成员的具体工资。只要按照不同产品的市场价格指导与成员管理的代价,就可以同样地达到产品的边际成本等于产品市价的均衡。


所以中国旧家庭其实是跟现代企业有着类似的效果,只是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农业社会,只能局限于小家庭作坊的生产,而无法扩大化和规模化。但这都足以使得中国经济长期领跑世界,不过有利有弊,好处是长期领跑,坏处是领跑之后就自以为是,觉得全世界都不如自己厉害,拒绝新事物了。所以工业革命短短两百年,中国就被世界拉开了距离。


好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又迎头赶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干部等级排列背后是没有明确的资产界定的,另外中国整个大环境是不欢迎市场和价格的。


工业革命之后中国被西方世界迅速拉开距离,主要还是因为工业上的分工和细化,效率成百上千倍的提升。一个参与工厂工作的人,他的产出会远高于在家里边的小作坊生产。在乾隆拒绝英国大使提出的贸易开放要求之后,他们在分工合作下快马加鞭带来了大炮,我们还停留在小农作坊中织布更衣,后面被打得落花流水也就并不稀奇了。


最后来讲讲国家理论,也就是什么是国家?为什么会有国家?


巴泽尔给出的定义有两个方面:第一,国家由多个成员组合,但受到第三者以武力监管。其二,成员在一个地域界限之内居住,而这界限是监管者的武力鞭长可及的。


对于这个定义,张五常教授并不是十分认可。张教授从合约结构的角度看国家,认为有三项特征:其一是处理收入分配与再分配;其二是处理产权与人权的界定;其三是人民要共享一个共同的文化。


张五常教授是从合约的角度来看国家的概念的,他说没有这三者的同时存在,一个公司组织不能在历史上记载成为国家。任何公司或者家庭组织都有上述三者的同时存在,而历史上有记载的国家这三项条件同时存在的情况最为强烈。


张教授论述他关于国家的第一个特征,是说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指出市场经济会导致贫富分化,过于极端可以灭国,于是收入再分配因而往往需要。


这个地方不客气的讲,提笔就错。正如我们此前讲过的,市场经济导致贫富分化是必然的,因为人们天赋各异,成长环境不同,必然会导致分化,而且还有可能越来越大。


但这个分化不是什么坏事,因为更有能力的企业家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做大了蛋糕,差距虽然大了,但大家拥有财富的绝对值,以及生活水平的绝对提高也是必然的。


张教授错误地认为贫富分化必然导致绝对贫穷,穷凶极恶,吃不上饭了人们才会造反,才会灭国,谁见过日子越过越好还想着造反的?


商业无法抵达的地方,士兵就会抵达。有了商业有了贸易,现代人口几十倍几百倍以前的人口规模,市场发展好的地方根本不会有大饥荒的出现。


再者,以前也说过,市场交易本身就是互惠互利的,并不是什么分配,也不需要什么再分配。分配与再分配,这两个概念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问题,好像天然必须存在一个能够主宰如何分配的主体来操作分配这件事。实际上,一切非自愿交易实现的所谓再分配,不过是变相掠夺罢了。


所以这里提出「处理收入分配与再分配」这个理论和观点,从逻辑上来讲,是讲不通的,是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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