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规范助推公众政策遵从
——基于
可循环餐具使用意愿的实验研究
刘盼 彭薇 方晶
作者简介:
[1]
刘盼，湖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2]彭薇，湖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3]方晶，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
《中国行政管理》2023年第10期，已在中国知网上线，感谢读者推荐，同时也感谢作者授权转载。
发表时间：
2023/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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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规范助推公众政策遵从——基于可循环餐具使用意愿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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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环保政策倡导使用可循环餐具为切入点，通过三项基于在线问卷调查的行为实验考察了社会规范对环保领域公众政策遵从的助推效应，即社会规范是否以及如何提升可循环餐具使用意愿。实验一发现，描述性规范显著增强可循环餐具使用意愿，命令性规范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实验二结果显示，自然共情显著调节命令性规范对可循环餐具使用意愿的助推效应；实验三进一步发现，相较于动态描述性规范信息，静态描述性规范更能助推公众对可循环餐具的使用意愿。本研究通过考察社会规范对可循环餐具使用行为意愿的助推效应，揭示了社会规范助推公众政策遵从的过程和机制，基于助推的微观视角提供了公众政策遵从的解释框架，为优化政策干预效果提供实证支持与实践启发。
关键词：
公众政策遵从;社会规范;助推;自然共情;可循环餐具使用意愿;
一、引言
公共政策的有效性依赖于政策目标群体对公共政策的遵从，即民众、企业或其他组织响应政策号召，作出与政策期望相一致的行为，从而实现政策产出、达成政策目的。[1][2]如何促进政策遵从（Policy Compliance）以提升公共政策实际效果是社会治理过程的重要议题。[3][4]
传统社会治理通常运用“胡萝卜加大棒”策略来促进目标群体的政策遵从：“胡萝卜”是指借助物质奖励促使个人或群体进行公共政策所期望的行为（如对购置新能源汽车行为进行补贴）；“大棒”则是指运用惩罚手段使得个人或群体减少或避免公共政策不期望的行为（如对随意丢置垃圾行为处以罚款）。[5]但“胡萝卜”策略需要高经济成本作为支持，给政府财政带来考验；而“大棒”策略则具有强制性，可能引发抵触情绪甚至抵抗行为。[6]相比之下，近年来兴起的助推策略因其低成本、非强制性的特征受到学术界与实践工作者的青睐。[7]作为一类新型的行为干预工具，助推策略可帮助政府和公共组织推行公共政策，引导公众行为，正成为有效推动社会治理的第三条途径。[8]
在助推领域，既有研究发现通过将政策倡导的行为“包装”成社会规范信息传达给民众（即告知在特定行为上，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怎么做或者大多数人认为应该怎么做），可有效引导民众效仿、实现行为干预效果。[9]大量研究证明，社会规范在推动人们实施环保行为[10][11]、改变食品消费和饮食行为[12]、减少在公共场所吸烟[13]、保持社会距离以应对新冠病毒[14]等方面均可发挥积极影响，有效提升了民众的政策遵从意愿与行为。
近年来，我国餐饮行业迅速发展，社会餐饮（即外出就餐）愈发普遍化。同时，线上食品配送平台（如美团、饿了么等）迅速兴起，在线外卖已成为中国餐饮消费者的重要消费方式。社会餐饮和在线外卖的消费方式虽提高了人们的生活便捷度，但伴随而来的是一次性餐具的大量使用（主要包括塑料盒、勺、吸管等）。已有研究表明，一次性餐具大量使用引发的塑料污染对自然环境和人类健康均带来明显危害。[15,16,17,18]因此，国家相当重视一次性餐具使用问题，已先后出台多项政策。党的二十大报告多次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减少使用一次性餐具、倡导使用可循环餐具则是响应国家政策号召、促成可持续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切实路径。2020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发布，对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餐具作出明确规定。2022年4月，《人民日报》刊文呼吁“减少使用一次性餐具”，倡导进一步推广可循环餐具的使用。但目前来看，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公众在社会餐饮和在线外卖情境中拒绝一次性餐具、选用可循环餐具的意愿普遍不高，亟需政策干预手段进行有效引导。
本研究以环保政策倡导使用可循环餐具为切入点，通过三项行为实验考察社会规范对公众政策遵从的助推效应，即社会规范是否以及如何提升可循环餐具的使用意愿。具体而言，实验一检验描述性规范对可循环餐具使用意愿的影响，同时检验命令性规范在两者关系间的中介作用；实验二则关注自然共情在命令性规范与可循环餐具使用意愿之间可能存在的调节效应；最后，实验三进一步考察和比较静态描述性规范与动态描述性规范信息在助推可循环餐具使用意愿上的效应强弱。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公众政策遵从
公众政策遵从（Citizen Policy Compliance）是指作为目标群体的公民对公共政策的遵照与服从，既包括民众在心理层面对公共政策的接纳与认同，进而有意愿根据政策导向塑造、调整或约束自身行为，同时也包括民众在行为层面作出与政策导向一致的实际表现。[19][20]
现有文献关于公众政策遵从机制的理论分析包含两大类。一种是基于无限理性（Unbounded Rationality）假设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21]主张政策目标群体基于趋利避害原则来决定是否遵从公共政策，通过理性分析与精细抉择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促进政策遵从的关键在于构建恰当的激励与惩罚机制，通过物质奖励等措施强化遵从公共政策的行为，同时通过法规威慑、行政处罚等策略来抑制不遵从公共政策的行为。Ajzen在理性选择理论基础上提出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22]主张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与感知行为控制是影响个体行为意愿的关键因素，而行为意愿和感知行为控制共同决定实际行为。其中，行为态度是个体对自身是否作出特定行为的正面或负面看法，主观规范指个体对其他人认为其是否应作出特定行为的判断，而感知行为控制则是指个体对实施特定行为之可控水平和难易程度的衡量。由此可见，三个关键因素均体现出个体在行为决策过程对自身、他人或行为本身的理性分析与精细认知。
与之不同，另一种用于解释公众政策遵从机制的理论观点强调行为决策过程中的非理性成分，主张个体是基于“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来进行判断与抉择。Kahneman和Tversky在有限理性假设基础上发展出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23]提出个体在不确定性情境中往往依赖于所谓的“启发式”（Heuristic，即经验法则）来对事件概率或事物估值进行快速判断与抉择，包括根据事件本身或同类事件过往的概率来推断事件当前的发生可能性（即代表性启发式）、依据容易记起或想到的信息来预测事件发生概率（即可得性启发式）或者参照一个相关或无关的初始值来对当前事件进行估算（即锚定启发式）等。这些“启发式”都是基于非理性分析而作出快速决策的心理捷径。同样基于有限理性假设，Thaler和Sunstein提出助推理论，[24]指出人类的信息处理能力有限，行为决策往往受到“非理性”因素（比如情绪）和认知偏误的影响，因此其最终选择不一定是理性的最佳决策。
关于公众政策遵从机制的两类理论分析（基于无限理性与有限理性假设）比较好地对应了“双系统”理论（Dual Process Theory)[25][26]提出的两种思维模式[27]：基于理性（Reasoning）的分析系统和基于直觉（Intuition）的自动系统。前者加工缓慢，对心理资源需求较高，主要表现为基于深思熟虑与理智计算的有意识反应；后者则加工迅速，不占用或占用极少心理资源，通常表现为基于直觉和情绪的自动化反应，易受到非理性因素和认知偏差的影响。在决策过程中，由于理性分析系统的低性价比（成本高、效率差），个体往往依赖基于直觉的自动系统，进而导致惯性、自制力差、损失厌恶等认知缺陷（Cognitive Deficits），难以作出完全符合自身权益的理性决策。[28]
助推的作用机理正是巧妙利用人类认知缺陷，通过合理设计和调整选择架构，在不明显改变个体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引导个体做出与特定期望一致的行为。[29][30]将助推机制应用于公众政策遵从则体现在通过不依赖于物质激励或强制惩罚的低成本方式有效引导民众遵从公共政策、提升政策有效性[31]。近年来，助推理论在英、美、澳等多个国家的政策制订与宣导过程中得到普遍应用，以较低成本大幅提高了公共政策的执行效率[32]。我国也开始尝试在一些领域等运用助推策略，以期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一项发表于《科学》（Science）、覆盖十个中国城市、涉及超20万名消费者数据的最新研究显示，[33]通过在外卖平台订单页面默认选择“无需餐具”（即基于默认选项机制的助推策略）使得消费者选择不用一次性餐具的比例提高了648%。研究者指出，如能将此绿色助推策略推广至整个中国，每年预计可减少217.5亿套一次性餐具，相当于减少326万吨塑料垃圾和节约544万棵树木，对于环保政策来说无疑是巨大成效。
（二）社会规范
助推策略包括多种形式，其中基于社会规范的助推策略在促进环保政策遵从行为上具有显著效果，受到学术界和实践领域的广泛关注。[34]
社会规范是社会成员共同理解和认可的规则与标准，在无法律管束的情况下指导和约束社会行为。[35]社会规范包括描述性规范（Descriptive Norm）和命令性规范（Injunctive Norm),[36]前者是对大多数社会成员在特定行为上怎么做的现象描述，后者则是指出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认为特定行为应该怎么做。近年来，行为科学研究发现，基于社会规范的助推策略（即通过将政策倡导的行为“包装”成社会规范信息传达给民众）可有效引导民众效仿、促进政策遵从。
关于社会规范如何改变个体行为的理论分析，规范焦点理论（Focus Theory of Normative Conduct）指出描述性规范和命令性规范对行为的作用机制不尽相同[37]：描述性规范仅告知大多数人的行为模式，并未强调行为本身的好坏，其对个体行为的影响通常是无意识的，即人们会不自觉地受到大多数人行为模式的影响，对描述性规范的遵从主要体现为从众行为；[38][39]而命令性规范往往强调特定行为的“好坏”并告知个体应该或不应该做此类行为，因此其对行为的引导效果更容易受到个体本身特征的影响，对命令性规范的遵从通常体现为道德行为；[40]规范社会行为理论（Theory of Normative Social Behavior）则提出描述性规范通过三种规范机制（命令性规范、行为结果预期与群组认同）对行为意向产生影响。[41]具体而言，当个体感知到命令性规范准许某类行为（如某大学生了解到大多数人允许大学生饮酒），预期到此类行为可带来正面结果（即该大学生认为饮酒有利于社交），并对群体具有强烈认同感（即高度认可自己属于大学生群体的一员）时，相应的描述性规范（如看到或知道很多大学生饮酒）就更可能导致该个体做出同样的行为。因此，根据规范社会行为理论，描述性规范与命令性规范的共同作用可加强社会规范对于个体行为的引导效果。
在环保政策领域，大量研究证明，社会规范对民众遵从环保政策、践行环保理念发挥积极的助推效应。[42]比如，De Groot等研究显示，当一家超市的消费者被告知“来此店购物的顾客相信重复使用购物袋对保护环境很有价值”时（即传达其他消费者认为应该怎么使用购物袋的命令性规范信息），一次性塑料袋的使用频率减少了大概35%;[43]Dorigoni和Bonini则发现，当居民被告知“本地区有三分之二的人喝自来水”（即传达“大多数人选择自来水而非瓶装水”的描述性规范）时，塑料瓶装水的销量下降了12%。[44]在一篇最新综述文章中，Cialdini和Jacobson对56篇有关社会规范和气候变化领域环保行为的文献进行统计后发现，其中85.7%的研究均显示社会规范能有效助推环保政策遵从。[45]
同时，值得注意的，亦有研究表明社会规范对环保政策遵从的助推作用存在失效状况。Richter、Thøgersenh和Klöckner在德国与挪威两地进行的实地实验发现描述性规范信息的呈现并未显著促使消费者更多地选购带有可持续资源认证的海产品，在德国样本中甚至出现了反向效果；[46]Stöckli等针对减少食物浪费行为的研究则发现，通过加入同时包含描述性和命令性规范的提示信息并未有效提升餐厅顾客打包剩菜行为的比例；[47]此外，Dorn和Stöckl同样发现，社会规范信息未能显著促使消费者在点外卖时更愿意选择可重复使用的打包盒。[48]这些研究提示，社会规范对环保政策遵从的助推效应并非“放之四海皆准”，而是可能受到社会规范特征（包括规范类型、操纵方式、信息醒目度等）、行为情境特征（如行为隐蔽性）、目标群体特征（如心理逆反性）等因素的影响。比如，Richter、Thøgersenh和Klöckner指出，在顾客众多的超市购物时，人们可能感受到比较高的隐蔽性，也比较容易出现个体责任感降低的责任分散效应，进而无法有效提升人们对社会规范信息（即政策导向）的遵从。[49]
本研究基于环保政策呼吁减少一次性餐具、倡导使用可循环餐具的现实背景，关注社会餐饮和在线餐饮情境下的可循环餐具使用意愿和行为，其本质上属于环保领域的公众政策遵从。现有文献尚未有关于社会规范是否以及如何助推可循环餐具使用的实证研究，本研究旨在以可循环餐具使用为切入点，进一步探讨社会规范对环保领域公众政策遵从的助推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根据规范焦点理论与助推理论关于社会规范有效改变个体行为的观点，本研究首先针对社会规范与可循环餐具使用意愿之间的直接关系提出假设1（包含两个子假设）：
H1：社会规范正向影响民众使用可循环餐具的行为意愿，即社会规范水平越高，可循环餐具使用意愿越强。
H1.1：描述性规范正向影响可循环餐具使用意愿。
H1.2：命令性规范正向影响可循环餐具使用意愿。
描述性规范的形成并非一日之功，描述性规范的强度也并非一成不变。对此，Sparkman和Walton提出预遵从（Preconformity）概念（即当一种行为的普遍性增加时，人们会将其视为未来世界会形成的规范，并据此指导自身行动），并将描述性规范进一步划分为静态描述性规范（即对现有规范的描述）和动态描述性规范（即关于规范强度随时间变化情况的描述）[50]。有学者指出，对于一些尚未形成明晰的社会规范但普遍性正在不断增加的行为来说，动态描述性规范更能发挥推动作用，[51][52]但动态描述性规范的独特作用也可能受到行为本身特征的限制。[53]
目前，在社会餐饮和在线餐饮情境中，使用一次性餐具现象依旧普遍，拒绝一次性餐具而选用可循环餐具的行为尚属少数。可见，使用可循环餐具的描述性规范正处于动态发展的情境。由此，本研究推断，相较于传统的静态描述性规范，动态描述性规范对可循环餐具使用可能发挥更大的积极影响。因而，本研究提出假设2:
H2：相较于静态描述性规范，动态描述性规范对可循环餐具使用意愿的提升强度更大。
此外，现有研究关于描述性规范与对个体行为作用机制的剖析，学界存在多种观点。规范焦点理论[54]指出，描述性规范不强调行为本身的“好坏”，其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是无意识、不自觉的过程。描述性规范的作用机制体现在个体通过对周围环境的捕捉作为自身行动的依据（对大多数人的行动表现进行模仿）；[55]规范社会行为理论[56]则指出描述性规范对个体行为的作用受到命令性规范的影响，当命令性规范支持描述性规范所述行为时，描述性规范更易对个体行为造成影响。比如，郭清卉等发现当描述性规范与命令性规范一致时，二者均能促进亲环境行为；但当两种社会规范冲突时，描述性规范的正向作用依然显著而命令性规范的影响不复存在。[57]
需要指出的是，描述性规范塑造或改变个体行为的现象本质上是一种从众效应，其作用机制主要包含两种：一是信息性影响，当个体将观察到的大多数人的做法视为正确反应，为了自身行为不出错而进行效仿，通常出现在个体不知道相应行为正确做法的情境中；二是社会性影响，个体之所以效仿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做法是希望得到大众喜欢、支持或接受，不管相应做法是否合理或正确。这一过程其实也意味着个体把对“大多数人都这么做”（即描述性规范）的观察转化成了“大多数人都认同这么做”（即命令性规范）。[58]系统公正理论（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提出，行为的普遍性与合理性存在联系，从而实现普遍存在的行为从“是什么”与“应该是什么”的统一。[59][60]这一过程亦被称为描述性规范的道德化。[61]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推断，描述性规范影响个体对命令性规范水平的感知，进而影响其行为意愿甚至实际行为。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
H3：命令性规范在描述性规范与可循环餐具使用意愿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即描述性规范水平越高，个体感知到的命令性规范水平也越高，进而导致其可循环餐具使用意愿越强烈。
（三）自然共情
共情（Empathy）概念最早由Rogers提出，[62]指理解和感受他人的处境，并感觉“好像自己也受到伤害或感到愉悦”，包含认知共情（认识到另一方的处境）和情感共情（与另一方共享其情绪反应）。[63]后有学者将共情应用于自然保护，提出自然共情（Empathy with Nature）概念，特指人类理解和共享自然世界情感经历的倾向。[64]自然共情强时，人们更能认知到自然环境遭受到的伤害，进而更能感受到消极情绪，也会在不经意间拉近其与自然的距离；反之，自然共情弱的人则对自然环境状况漠不关心，难以感同身受。自然共情在人类和非人类生物圈之间建立起重要的情感联系，并由此影响人类的环保行为。比如，Berenguer发现，表现出高自然共情的参与者有更高水平的亲环境行为和态度。[65]其另一项实验研究则发现，相较于低自然共情组，高自然共情组为支持环境行为给出更多道德推理论据。[66]由此可见，自然共情直接影响环保政策遵从意愿与行为。
同时，根据共情-利他假说（Empathy-Altruism Hypothesis),[67]共情激励人们遵守道德原则，并影响人们对行为的道德判断。具体而言，当人们与受害者产生共情时，无论是否有他人告知伤害行为是错误的，人们都会对施害者产生负面情绪，并认为此伤害行为是错误的，且认同责怪施害人的行为。[68]而作为人类与自然环境间的情感联系，自然共情同样将激发人们进行道德判断，使其认同“伤害自然的行为是错误的”这一观点。
根据规范焦点理论，对描述性规范的遵从属于从众行为，而对于命令性规范的遵从则属于涉及价值判断的道德行为。[69]因此，自然共情所激发的道德判断和衍生情绪将加强人们对命令性规范（而非描述性规范）信息所传达出的道德判断感知。换而言之，自然共情通过情绪共享机制提供了人们从内部自发形成个人道德判断的机会，激发出实施行为的道德动力，进而加强人们对外部命令性规范信息的感知，甚至引发人们对外部命令性规范的认可或内化。
鉴于此，本研究认为自然共情可强化命令性规范对环保领域公众政策遵从的助推效应，体现为在命令性规范和可循环餐具使用意愿之间发挥调节作用，由此提出假设4。
H4：自然共情在命令性规范对可循环餐具使用意愿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即命令性规范对可循环餐具使用意愿的助推效应在自然共情程度不同时存在显著差异。
综上所述，基于国内外文献梳理研究，本研究提出四个理论假设并通过三项行为实验进行验证。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三项实验均通过专业在线调研数据平台（见数，www.credamo.com）进行数据收集。见数平台是ESOMAR(European Society for Opinion and Marketing Research，欧洲民意与市场研究协会）成员，样本库超过300万，能覆盖多地区、多年龄、多职业群体，在样本多样性和代表性上能提供足够保障，已被很多学者用于问卷调查研究。为尽量提升被试（即实验参与者）在阅读实验材料时的专注度，本研究对实验材料页面进行了倒计时设置，同时通过设置注意力检测题项以甄别被试的认真程度。此外，研究通过平台自带的随机板块功能对被试进行随机分组，确保研究数据质量。
根据实验研究规范，本研究各实验在收集数据前均采用G*Power软件进行所需样本量计算（取效应量=0.25，显著性水平=0.05，统计功效=0.80），计算结果显示实验一（单因素组间设计）、实验二（双因素组间设计）和实验三（单因素组间设计）理想样本量分别为128、179和159。最终三项实验实际有效样本量分别为128、175和157。
（二）实验设置与变量测量
本研究通过三项实验考察社会规范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环保领域公众政策遵从，具体检验描述性规范和命令性规范对可循环餐具使用意愿的直接效应（H1.1和H1.2），命令性规范在描述性规范和可循环餐具使用意愿间的中介效应（H3），自然共情在命令性规范对可循环餐具使用意愿影响过程中的调节效应（H4），以及比较动态描述性规范和静态描述性规范对可循环餐具使用意愿的助推效应大小（H2）。
本研究在三项实验中通过不同情境设置对描述性规范（实验一和三）、命令性规范（实验二）及自然共情（实验三）进行操纵（具体操纵细节在实验步骤部分予以阐述），通过量表方式对相应变量进行测量。以下对本研究使用到的变量测量进行说明。
1. 可循环餐具使用意愿
可循环餐具使用意愿量表根据Ajzen[70]和Halpenny[71]改编而成，共包含两组题项。其中一组（共3题）询问可循环餐具使用意愿（如“未来一个月里，我愿意在就餐时每天至少使用一次循环餐具”），另一组（同样为3题）则询问一次性餐具使用意愿（反向计分）。为避免顺序效应，两组题项在问卷中以随机顺序呈现。均采用11点Likert量表记录被试反应（1=非常不赞同，11=非常赞同）。对“一次性餐具使用意愿”题项进行反向计分后，取6个题项得分均值用以衡量被试可循环餐具使用意愿。在实验一至三中，可循环餐具使用意愿量表信度分别达到0.965、0.954和0.836。
2. 感知的描述性规范
感知的描述性规范量表旨在验证实验一和三中对描述性规范进行操纵的有效性（即用于操纵性检验），参照前人研究[72]编制而成，包含3个题项。题项示例：“我认为，大多数人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可循环餐具”。测量方式为7点Likert量表（1=非常不赞同，7=非常赞同）。取3个题项得分均值衡量被试感知到的描述性规范。在实验一和三中，感知的描述性规范量表信度分别达到0.920和0.904。
3. 感知的命令性规范
感知的命令性规范量表在实验一中用于测量中介变量（命令性规范），在实验二中则用于验证对命令性规范进行操纵的有效性（即操纵性检验）。此量表同样改编自前人研究，[73]共包含4个题项（示例：“你认为，大多数人对在餐厅使用可循环餐具的态度有多积极？”）。测量方式为7点Likert量表（四个题目选项各不相同）。取4个题项得分均值用以代表被试感知到的命令性规范强度。在实验一和二中，感知的命令性规范量表信度分别为0.938和0.956。
4. 人口统计学变量
基于现有文献梳理，[74]本研究将性别、年龄、身体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收入水平、是否从事环保行业等作为控制变量进行测量。
（三）实验步骤
本研究三项实验均采用在线问卷调查形式进行。为确保实验程序设置及实验干预的有效性，各实验均事先进行了预测试（样本量分别为31、49和57）。根据预测试结果对问卷设计进行调整后再正式发布实验。各实验核心流程如图1所示。以下对各实验程序设置和具体步骤进行详细阐述。
1. 实验一：社会规范助推可循环餐具使用意愿的直接与中介效应
实验一旨在考察描述性规范能否以及如何影响人们使用可循环餐具或者拒绝一次性餐具的行为意愿，并检验命令性规范在该过程中是否发挥中介效应，以验证描述性规范对可循环餐具使用意愿的作用途径。
(1）实验设计
实验一采用单因素组间设计，将被试随机分成两组（高描述性规范组和低描述性规范组）。
(2）实验流程
第一步（实验指导语）：问卷开始时，在获得被试知情同意后，先向被试提供指导语，告知被试将参与一个餐厅情境体验项目。要求被试将自己想象成故事的主人公，完成相应任务。此部分旨在引导被试沉浸到实验情境，确保被试理解实验要求并保持专注度；
图1 本研究实验设计与核心流程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第二步（自变量操纵）：通过一个餐厅情境体验项目，由问卷平台系统将被试随机分到高描述性规范组或低描述性规范组。被试可通过挪动和点击鼠标完成筷子标记任务。为保证任务完成质量及保障被试的专注度，此任务页面持续展示至少15秒的时间，且标记需达到10处才能进入下一步操作；
第三步（自变量操纵检验与中介变量测量）：通过量表分别要求被试报告感知到的描述性规范和命令性规范；
第四步（因变量测量）：通过量表要求被试报告未来一个月里可循环餐具和一次性餐具餐具使用意愿；
第五步（控制变量测量）：要求被试报告性别、年龄、身体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收入水平、是否从事环保行业等信息。
(3）实验任务与材料：餐厅情境体验项目
被试将看到一段包含餐厅情境故事的图文说明，并被告知其任务是将图片中餐厅顾客正在使用的筷子进行标记操作。高描述性规范组的被试将看到正在餐厅用餐的10位顾客中有8名使用可循环餐具，另2名使用一次性餐具（即绝大多数顾客在使用可循环餐具）；在低描述性规范组则正好相反，使用可循环餐具和一次性餐具的顾客数量分别为2和8。
2. 实验二：自然共情对命令性规范助推效应的调节作用
实验二旨在考察命令性规范对可循环餐具使用意愿的助推效应及自然共情在该过程中发挥的调节作用，以验证命令性规范在影响可循环餐具使用意愿时的边际条件。
(1）实验设计
实验二采用双因素2（命令性规范：高vs.低）×2（自然共情：高vs.低）组间设计，将被试随机分成四组（高自然共情&高命令性规范组、高自然共情&低命令性规范组、低自然共情&高命令性规范组、低自然共情&低命令性规范组）。
(2）实验流程
第一步（实验指导语）：与实验一类似，在获得被试知情同意后，向被试提供指导语，告知被试将参与一项图片赏析任务，要求被试认真看图片并回答相应问题；
第二步（随机分组）：在呈现实验导语后，被试需回答一道选择题（“本题检测是否认真作答，请选第一个选项”），此题仅有两个选项（标点符号：&和^）。此题项设置有两个目的：一方面，明确让被试意识到问卷包含此类作答质量检测题，提醒被试认真作答；另一方面，实现对样本的随机分组。具体而言，两个选项的呈现顺序（上或下）由问卷平台进行随机化。因所有被试均被要求选择第一个选项，而此选项为“&”或“^”的概率为随机水平。因此，被试将被随机分至高自然共情组和低自然共情组（注：将标点符号作为选项是为了避免文字类选项的本身含义可能给被试带来不必要的暗示）；
第三步（自变量1操纵）：随后，所有被试开始图片赏析任务。为保障被试认真观看图片，每张图片呈现10秒后方可进行下一页操作；
第四步（自变量1操纵检验）：完成任务后，所有被试完成自然共情量表测量（用于后期分析验证自然共情操纵的有效性）；
第五步（自变量2操纵）：高、低自然共情组被试分别由平台系统随机分成高、低命令性规范组（即形成四个实验组别）。向所有被试呈现刚才出现过的一张野生动植物图片（如“被塑料桶套住头部的野狼”或者“正常状态下的野狼”），并向被试展示此图片源自某NGO组织在社交平台的推文，且推文下方包含一个由此NGO组织发起的关于“是否赞同使用可循环餐具”的投票结果。其中，两个高命令性规范组被试将看到投票结果显示，高达84%的网友赞同使用可循环餐具，而两个低命令性规范组被试则看到仅有22%的网友赞同使用可循环餐具；
第六步（自变量2操纵检验）：被试通过感知的命令性规范量表报告他们认为大多数人对于在餐厅使用可循环餐具的支持态度（用于后期分析验证命令性规范操纵的有效性）。随后，被试需报告此前所看到的网络投票结果中“赞同使用可循环餐具”的比例（选项为22%、50%、84%和90%），高命令性规范组选择“84%”或低命令性规范组选择“22%”则视为通过注意力检测。此题项的设置旨在确保被试认真观看了实验材料；
第七步（因变量测量）及第八步（控制变量测量）：同实验一。
(3）实验任务及材料：摄影图片赏析任务
自变量1任务：参照以往学者的自然共情操纵方法，[64]高自然共情组的被试被告知，在观看图片时需“想象图片主体对所发生的事情的感受以及图片主体受到的影响。试着从图片主体的角度感受图片主体经历的全部影响以及主体的感受”，而低自然共情组的被试则被告知，在观看图片时“试着保持客观，试着不要代入图片主体的感觉，仅仅保持客观和独立”。随后，高自然共情组被试依次看到4张关于野生动植物的摄影图片（图片主体分别是被吸管插入鼻子的海龟、被塑料套住头部的绿头鸭、被砍伐倒成一片的树林、被塑料桶套住头部的野狼）；低自然共情组被试同样依次看到4张摄影图片（图片主体分别是正常状态下的海龟、绿头鸭、树林和野狼）。
自变量2任务：向所有被试呈现刚才出现过的一张野生动植物图片（如“被塑料桶套住头部的野狼”或“正常状态下的野狼”），并向被试展示此图片源自某NGO组织在社交平台的推文，且推文下方包含一个由此NGO组织发起的关于“是否赞同使用可循环餐具”的投票结果。其中，两个高命令性规范组被试将看到投票结果显示，高达84%的网友赞同使用可循环餐具，而两个低命令性规范组被试则看到仅有22%的网友赞同使用可循环餐具。
3. 实验三：静态与动态描述性规范助推效应的比较
实验三旨在比较两种类型描述性规范（静态和动态）相较于传统的环保宣导方式在助推可循环餐具使用意愿上可能存在的效应差异，以确定最恰当的社会规范助推类型。
(1）实验设计
实验三采用单因素组间设计，将被试随机分成三组：助力组、描述性规范组、态描述性规范组。每组被试都需完成实验任务并填答相关问卷。
(2）实验流程
第一步（实验指导语）：与实验一、二类似，在获得被试知情同意后，向被试提供指导语，告知被试近期某市委宣传办拟推出系列公益海报，希望征集市民意见与反馈以确定最佳设计方案，并邀请被试对其中三个备选方案进行评分；
第二步（自变量操纵）：问卷平台系统将被试随机分到传统助力组、描述性规范组、动态描述性规范组，所有被试将被要求完成公益海报评选任务，为保证被试认真完成任务，每个页面呈现至少15秒后方可由被试点击下一页按钮；
第三步（注意力检测）：要求被试完成一个检测题。此题项旨在确保被试认真完成了前述海报评选任务，正确接收到了相应信息。未正确回答者将被视为无效数据，在数据分析阶段予以剔除；
第四步（因变量测量）及第五步（控制变量测量）：同实验一、二。
(3）实验任务及材料：公益海报评选任务
所有被试将依次看到三张海报（分别描绘餐厅打包场景、餐厅就餐场景、奶茶店自带可循环使用吸管场景）。海报下方有两道评分题，要求被试对海报设计方案的专业性和吸引力分别进行评分（0-10分）。
其中，传统助力组将在三张海报中分别看到“使用循环餐具，环保从我做起”“倡导可循环餐具，促进餐桌文明”“让可循环餐具成为新食尚”等文字信息；静态描述性规范组将在海报中额外看到“据调查，72.4%的人使用可循环餐具”字样；而动态描述性规范组将在海报中额外看到“据调查，过去5年中，使用可循环餐具的人增加了30%”字样。
四、数据分析与结果报告
（一）样本特征分析
本研究三项实验最终样本特征分析结果汇总于表1。由表1可见，三项实验的样本中，女性较多（58.9%-69.5%），绝大部分被试受过大专或本科以上高等教育（94.6%-97.7%），职业类型分布比较多样，大部分被试的职业与环保无关（75.4%-81.7%），收入处于5001到10000元之间的被试较多（33.4%-42.2%。绝大部分被试自述身体健康状况为一般或以上（95.3%-99.4%）。此外，各样本平均年龄均在30岁左右（29.1-32.0岁），年龄分布基本在18-60岁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