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研究政治和战争，就是为了让我的孩子们能研究数学和哲学。我的孩子们应当研究数学、哲学、地理、自然、历史、造船学、航海、商业和农业，目的是让他们的孩子们能够研究绘画、诗歌、音乐、建筑、雕塑、编织和陶艺。
——约翰·亚当斯
谢谢景凯旋先生，为我们介绍了这么多被国境线和意识形态屏蔽的东欧作家：萨米亚特作家群体，南斯拉夫的米哈耶洛夫、丹尼斯·契斯，保加利亚的乔治·马尔科夫等。马尔科夫曾是保加利亚作协会员，政府豢养，奉旨写作，享受体制赐予的物质与特权。有一次他与大学生座谈，谈到社会责任，一个学生问他：“你如何使你的信念与你的特权相协调呢？”他不知该怎么回答。他问学生喜欢什么样的作家，答案都是以前的名字，马尔科夫的这些前辈，纵然穷愁潦倒，落魄江湖，却从不出卖自己的才能与尊严，时代的黑暗反被他们的纯洁和高尚照亮了。“那么你是什么样的作家，马尔科夫同志？”学生反问。最终，马尔科夫与保加利亚当局决裂，流亡国外，写作回忆录《被扼杀的真相》，被誉为“保加利亚的索尔仁尼琴”——无独有偶，米哈耶洛夫被誉为“南斯拉夫的索尔仁尼琴”，看来对一些国度的作家而言，索翁是最伟大的标杆。
1978年9月的一个黄昏，侨居伦敦的马尔科夫在公交站等车之际，遇刺身亡。此前他因批评保加利亚而屡遭暗杀威胁。多年以后，在他墓前，年轻的女儿问母亲：“如果爸爸爱我们，为什么还要写这些东西？”
这个问题曾经如春天的雷霆一般轰响在我疲乏的耳际，迫使我不得不去正视内心的自私与怯懦。我甚至为马尔科夫感到庆幸，九泉之下的他，终于避开了女儿和家人迷惘而殷切的眼神，我们却无处可逃，这是下笔之前必须化解的一道关隘。
2007年以来，我的写作，渐渐转向时政，其中对时局的批评，远多于赞美，当然我的批判性写作，始终坚持理性、渐进、守法度的本位。我喜欢托马斯·杰弗逊那句话：异议是爱国的最高形式。对此，家人纵有忧色，依然默默支持。父亲甚至对我加入作协表示不解，我至今记得他诧异的眼神，像一面悲悯的明镜，让我无地自容。
儿子出世以后，我必须直面马尔科夫式的难题。我害怕有一天，他忽然问：“爸爸，你这么爱我，为什么还要写这些可能让你失去爱我的机会的东西？”如果我不能直接回答他，我便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
爱与批判，其实并不矛盾。我爱这个国家，所以才批判它丑恶的一面。我爱我的孩子，所以才批判那些可能阻碍他自由生长的种种环境。我读冉云飞《给你爱的人以自由》，发现他对女儿的爱有多深切，对教育的批判就有多深切。用王怡的话讲，“他下笔越来越狠，目光却越发温柔”。
我的一位教师朋友，平素温文尔雅，安分守己，去年为了保护地方环境，好似换了一个人，像一头愤怒的狮子冲上了街头，走在抗议队伍的最前列。后来有缘把酒，一掬英雄泪，三杯诉衷肠。他说自己并不勇敢，上街前一刻，还在担心倘若因此失去了工作与自由，今后家里怎么办，房贷缠身，母老子幼。最终他没有退缩，理由是，他不愿女儿从此生活在粉尘与阴霾之中，更无法想见十年、二十年后，女儿上街去面对盾牌与催泪弹的那一幕。与其让下一代承担，不如我们这一代来承担，他说。他教语文，经此一役，他给学生讲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讲到“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一节，常常情不能已，泣下沾襟。
现在我们可以来回答马尔科夫女儿的问题：马尔科夫的批判性写作，旨在改变被奴役的祖国，这从大处讲，正是出于对保加利亚的爱，他不愿祖国在专制的压迫之下如一潭恶臭的死水，不愿祖国在苏联的欺凌之下沦为霸权的后花园；从小处讲，正是出于对家人尤其是女儿的爱，他不愿女儿像他一样，前半生被暴政的阴影所蒙蔽，后半生在异国他乡颠沛流离，最终暴死街头，空余田园将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