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金融法院：证券商事审判疑难问题探析

由于存托凭证是由存托人签发、以境外证券为基础在一国境内发行、代表境外基础证券权益的证券。这就涉及到境内的存托人、存托凭证持有人（投资者）和境外的基础证券发行人以及托管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而使得存托凭证法律关系中具有明显的涉外因素，并存在基础证券所在国和存托凭证发行国根据各自法律都有管辖权的问题。

以中国存托凭证(CDR)为例，原则上如果境外基础证券发行公司在财务报告中作虚假陈述、或者存在内幕交易等行为，侵害了境内投资者（存托凭证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则依据《证券法》第二条第四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及金融法院管辖的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北京、上海、成渝金融法院可以管辖。

但对于合同纠纷，比如存托人与境外基础证券发行人的存托协议、存托人与托管人的托管协议中存在管辖约定的，在不违反适当联系原则的前提下应当尊重。如果没有管辖约定的，则按照《民事诉讼法》二百七十六条及民事诉讼法相关司法解释，可以由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代表机构所在地或有其他适当联系的我国法院管辖。

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 发行、交易存在一些特殊性。 但是：

其一，从监管层面看， 2018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债券市场执法工作的意见》，2021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原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联合发布的《关于推动公司信用类债券市场改革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均明确，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的执法统一，并明确推动制度规则分类趋同。因此，银行间债券市场与股票交易市场在行政标准上正在逐步实现统一。

其二，从司法层面看， 202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强调了对具有还本付息这一共同属性的公司债券、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适用相同的法律标准。此外，新的证券虚假陈述司法解释的起草者在《人民司法》发表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一文中也提出，证券法第二条规定 的 证券包括股票、债券等多种类型，投资者受免欺诈的法定权利不因证券种类而有所不同。无论哪种类型的证券，只要信息义务披露人在证券发行、交易过程中实施了虚假陈述，人民法院在确定其民事责任时，都应当适用《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因此，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无论是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还是股票，除了因其本身特点而产生的适用差异外，原则上应适用相同的法律原则和规则。

涉诉的主要样态:

涉诉的主要样态：

融资融券是投资者向证券公司借钱或借证券；证券回购主要是投资者把自己的证券押给证券公司借钱。

融资融券交易纠纷中的利息、罚息、违约金等的总和，以年利率24%为限。

其一，前置程序取消后的取证难题。 根据新的虚假陈述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投资者起诉要有信息披露义务人实施虚假陈述的相关证据。

其二，股东查阅权扩张到会计凭证的行使条件。 《公司法》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连续持股时间180天，单独或合计持有3%以上股份的股东就可以查阅会计凭证。

其三，委托律所解决虚假陈述取证的问题。 在起诉之前律师就可以接受合计持股3%以上中小股东的委托查阅会计凭证，涉及财务造假的证券欺诈就会一目了然，解决了前置程序取消后中小投资者举证能力的薄弱问题。

其四，对全资子公司会计凭证的查阅。 有的财务造假实际上是合并会计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财务造假。甚至母公司自己都是被拉下水的受害者。此时，赋权中小股东联合起来查阅全资子公司的会计凭证非常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