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出版的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发表“领域的躁动：传播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专刊，对35年前同名专刊进行回应。部分研究聚焦于政治传播、媒介效果研究等领域，传播学者考虑到数字技术对传播研究的改变，希望能将“领域的躁动”与“世界的躁动”相勾连。
引擎团队选取其中相关论文进行编译，并提供本次所摘编论文的原文PDF版本，读者可点击文末“阅读原文”下载（提取码：zalt）
编译 | 鞠文韬 曾天馨
△
Rethinking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a Time of Disrupted Public Spheres
W. Lance Bennett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USA
Barbara Pfetsch
Institute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Freie University, Berlin
W. Lance Bennett 和Barbara Pfetsch教授针对政治传播核心概念提出再思考。西方民主政治在当下正经历不同形式的合法性危机，由于全球化、社会动荡和传统社会支持流失的压力，中心政党统治逐渐变得空洞。社会面临着日趋严重的不平等、劳动市场瓦解、移民压力和公民在政治光谱上所体现的不满情绪。作者认为社交媒体的增生导致了公众异质性话语的表达；群众内部的分裂导致不同群体之间无法沟通，矛盾激化，由此产生“混乱的公共领域”一说。
基于此，作者指出应当重新思考公众、媒介系统和政治的关系：包括相关的守门员理论、框架理论、议程设置理论、媒介效果理论。
过去守门员理论认为大众媒体决定了什么政治议题和政治人物被关注，然而当今内容传播的“门”众多，信息资源和渠道变得分散和网络化，因此提出更顺应当下媒介与大众关系的“网络化守门”（Networked Gatekeeping）。传统媒介研究者可以与网络研究者合作，创造新的概念和方法。
框架理论关于主题分类和信息组织方式如何影响公众讨论；议程设置理论常常与框架理论相联结，然而当下受众不再完全遵循媒体逻辑，他们可以选择自我的认知框架；议程设置也在网络独立自由表达的环境下被推翻。因此传播学范式中的媒介效果论也被削弱。
传统媒介效果论研究媒介影响的范围，然而当下必须转向如下方面：研究媒介产生效果的理论条件；行动者内部的聚合与分歧；测量传统网络和替代网络之间信息流动的边界等等，为媒介效果理论注入新的生机。
总体来看，后民主时代危机使得上世纪90年代Blumler和Kanavagh所定义的 “第三代政治传播”已经不再有效，政治传播理论和方法的变革已在萌动。
△ Framing in a Fractured Democracy: Impacts of Digital Technology on Ideology, Power and Cascading Network Activation
Robert M. Entman
School of Media and Public Affairs, George Washington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USA
Nikki Usher
School of Media and Public Affairs, George Washington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USA
随着社会化媒体的成熟和主流新闻的衰落，学者们必须重新评估政治信息产生、传播和产生作用的过程。
文中提出在当今政治传播格局中，五种新型的数字化泵阀为：平台、受众行为分析、算法、意识形态媒体和流氓行动者（rogue actors），并对原先自上而下的网络动员模型进行了修正，提出数字化以来新的传播路径模型。如精英与公民之间更快速、有效的直接交流，公民对精英的精确的反馈。然而作者也认为政府并没有因此更负责任，政府根本上并没有给予公众在公共政策方面更多的权利。在某些方面，由于精英具备了更精准地操纵公民的能力，自上而下的控制甚至更加严峻。与此同时，平台运营商常拒绝为平台内容的质量和准确度承担责任，因此赋予流氓行动者和具有意识形态煽动性的媒体以歪曲民主的力量。作者通过对于不同路径进行完整的建模，试图阐明数字化时代下的五种特点如何影响精英、传统媒体和普通个体之间的关系，并且探究它们是否使信息控制和权力的等级制度变得更趋扁平化和民主化。
△
Moving Beyond Self-Castigation:
Let’s Reinvigorate Communication Policy Research Now!
Manuel Puppis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Research
University of Fribourg
Natascha Just
Department of Media and Informatio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传播政策研究长期面临学科焦虑，在理论立场和现实意义上自我辩论甚至自我否认。对此，Natascha Just和 Manuel Puppis教授提出了重振传播政策研究的三重可能性路径：明确研究领域的现实需求、承认其功绩，并强调需改进之处。
回顾当下的传播学路径，实证和批判研究的分岔导致了最早的学科危机。理论层次上，学者将传播学理论与更广泛的社会学理论联结，探究相关的社会基本问题。作者认为传播学实证研究方面对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上仍缺少反思，在应用大数据等新方法时也应当警惕数字实证主义的陷阱。
可喜的是，当今学者开始意识到理论和实证应当并举；放弃价值观上的相互攻讦而共同深耕理论和方法。与此同时，作者提出为稳固研究领域的地位，传播学者应当对学科发展趋势具备预判能力，结合现实开辟新主题；个案研究之外还要追踪传播与政治、经济、社会的联动关系。同时，要将研究对象推广向全球，加强对南方媒体的关注。
△ The Paradox of the Paradigm: An Important Gap in Media Effects Research
W. Russell Neuman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 Technology, Steinhardt
New York University, New York
自从klapper提出“有限效果论”后，反对者试图证明“媒介确实是有效果的”。但W. Russell Neuman认为这种争论思路过于简单。如今应关注传播的多种影响，包括误解和无效交流等，建立更为复杂的传播效果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