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家言说〡王蒙：我为什么喜爱契弗

我为什么喜爱契弗

王蒙

1979 年，我陆续读到约翰·契弗的《再见吧，弟弟》《绿荫山强盗》，此后又读到《世界文学》上译载的他的《巨型收音机》等短篇。我感到了他的小说的特殊的魅力，还来不及想一想“为什么”，我已经是他的忠实的读者了。

80 年代初期，几次回答外国与香港记者的提问：“你最喜欢的当代外国作家是谁”时，我提到了约翰·契弗的名字。我解释说：“他的小说写得非常干净。每个段落，每一句话，每个字都像是经过水洗过，清爽、利索、闪闪发光。”

约翰·契弗

在访美期间与美国一些作家的交谈当中，我也提到契弗的名字。他们告诉我说：“他在生病，是癌症。恐怕没有可能安排你们见面。”果然， 1982 年初夏，在我访问完墨西哥城返回旧金山的飞行途中，在波音 727 长体客机上，我从报纸上读到了约翰·契弗去世的消息，不禁哑然若失。

我喜爱契弗的小说是因为他的迷人的叙述方式与叙述语言。他的小说的构成明确地奠基于故事的述说。基本上没有粘粘连连与精雕细琢的描写，没有唠唠叨叨与解释疑难的分析，也没有咋咋唬唬乃至装模作样的表演与煽动。他有的只是聪明的、行云流水般的、亲切而又含蓄的述说。在他的所有小说中，不论小说的题材、人物、情调与氛围有怎样的不同，你都会感知到一个共同的叙述者，一个故事的诉说者。这位诉说者相当幽默，不无俏皮，但无意逗弄；这位诉说者风度优雅，适可而止，而绝不炫耀；这位诉说者在讲述极其生动乃至妙趣自见的故事；仅止于讲述故事而已，他绝不把分析故事、解答故事、表演故事、总结故事的沉重负担置于自己的肩上，置于自己与读者的阅读胃口之间，不会以自己的高明去充塞读者的口腔与肠胃，去引发过食的不快乃至厌烦，像一些咱们的小说写作者（包括笔者自己）所做的那样。

所以干净洗练，这里的洗练不仅是一种技巧、风格，更是一种教养，一种对于社会、对于读者的智力与时间的尊重。确实，饶舌是冒犯也是掠夺，社会确实应对哓舌者课以重税，收以罚金，洗练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严格的要求，每个字（词）都必须是最重要与最准确的。所以说，洗练也是一种真行家的信心。

洗练的前提是一种有礼貌的节制。一个人的尴尬与不幸，一件事物的纠缠与稀罕，战争爆发了又结束了，天气突然变化又风平浪静了，一个乡下人上了当，一个姑娘被情人抛弃了，一个男人幻想着外遇，一个人离开了又回到了纽约……如此等等，在契弗的小说里往往是点到为止，不滥于情，不滥于刻划（所谓一根头发分七瓣的刻划），不滥于凸现和夸张。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契诃夫还是莫泊桑，郁达夫还是茅盾，都不像他这样纯净从容。说他是一种俯瞰式的居高临下的大原谅吧，他明明又在你的身边，用并不响亮的声音娓娓道来，亲切随意，举重若轻。说他是你的邻居、你的朋友吧，他似乎对你的遭遇、你的歇斯底里无动于衷，只剩下了一个故事，一个生活的自自然然而又难以捉摸的过程，一抹平静的微笑。当他把一切告诉给你以后，你又觉得他并没有说什么。他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从不像例如托尔斯泰那样去“侵略”你的思想，不像雨果那样去震撼你的情感，像例如狄更斯那样去激起你的同情和担忧，把你的心吊到嗓子眼里……

当然，看得太多了也会感受到另一种沉闷和单调。纽约，庸常人物，爱了又不爱了，不爱了又爱了，会见了又分别了，分别了又会见了；不知缘故地愉快了，又不知缘故地痛苦万分，乃至不知缘故地病了，痊愈了，死了……这是沉重还是轻松呢？是饥渴还是“吃饱了撑的”？是生活的滋滋味味还是百无聊赖？是“现代感”还是眼界的狭隘与保守？

初学乍练，靠字典和朋友的帮助，译下了《矫治》与《恋歌》两篇。《矫治》比较写实，读之忍俊不禁。自由结合、自由离异的婚姻与爱情也许是令人向往的；然而人毕竟不是房顶上的猫，自由的心理代价仍然是难以承受的。本篇小说写妻子出走后丈夫的失衡心态其实十分细致，只是他不负责解答诸如：“这一对夫妻究竟为何吵闹乃至准备离异？”“他们从事何种职业，政治态度如何？”以及“他们的婚姻究竟属于有爱有道德的婚姻还是无爱无道德的婚姻”之类的大问题。也许可以从中看出一些文学观念上的差异来。

至于《恋歌》，写得楚楚动人。初看，似乎是写一个爱情以外的男女的友情的故事。杰克与琼很熟悉，很友好，彼此惦念和关切，但又经常不在一起，而且似乎从来没有萌发过类似爱情的相互吸引。匆匆的邂逅，长远的分离与互相不通消息，这样的一种距离感与亲切感的糅合，这样一种岁月更迭，年华老去，万事沧桑而他们的淡淡的友情不变的故事，似乎颇给人们一点慰藉和温暖。琼的性格也很有趣，初看，她简直像契诃夫笔下的“宝贝儿”，善良、软弱，却因为充盈忘我的爱心而显出另一面的坚强。谁知道，写着写着，她的身上出现了一种神秘乃至邪恶的东西。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契弗是不会回答的了。

去夏住医院的时候结结巴巴地读了契弗的女儿苏珊·契弗写的回忆她父亲的作品《黄昏纪事》 ( 《 Fall in Dark 》，我可不想把它译成“落入黑暗” ) 。她说，在她幼小的时候，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父亲（即契弗）劝告她做一点祈祷，念过一些祷文以后，她会自觉轻松一些。大些了，父亲则建议她把这不愉快的经验写下来，写下来后，果然也自觉轻松一些了。呜呼，写作与祈祷之间，竟有某种共同的质与“用”么？约翰·契弗稳稳当当地写下了大量的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讽而不刺的短篇故事的背后，又有作者多少惨痛烦恼的内心历程，我们能看得出一些来吗？

原载于《世界文学》199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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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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