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之前节目里考研指导老师张雪峰和马丁的言语交锋后，事后马丁的微博里有这么一句话：“勇敢的孩子去就业，殷实的家庭先出国，求稳的性格公务员，学术理想去考研。”这句话说出了大学生毕业后的4种现代性的出路。于此，我在大一时极其不想考研的人最终用了2年2次考研的漫长的路程讽刺了当时自己大一时幼稚的想法。我一直反复思考我考研的意义，其实只是为了延宕就业而已，根本没有多大的所谓的“学术理想”，这话是现代大多数大学毕业生真实的想法，即使考研复试面试时说了那么多所谓追逐学术的梦。
1999年，为了缓解人口压力和经济压力，高等院校开始了大量扩招。随后大量毕业生毕业后，研究生也开始了扩招。国家在延宕着这些压力，我们大学毕业生也延宕着就业的压力。躲避就业压力，我们的心底里想的其实就是如此的直接。
于此，我已经经过了漫长的考研复习生活，漫长到几乎焦虑到崩溃的复习日子后终于——终于考上了研究生。现在上了研究生2个月了。总觉得2个月是一个告别新鲜的阶段，又有感于很多身边周遭还在坚持考研的人们，所以写个阶段性总结。那些考研的有第一次的，二战的，三战的，甚至是四战的。有考研机构的辅导老师爆料称有人为了考上北大，考了8次！我的天，考出了一个抗战终于胜利的征程，那个人考上后真的应该举办个仪式，在自己家的房顶上昭告天下：我终于他妈的考上了！
“考研的过程那么艰难，你读研的时候怎么这么轻松？”这是来自我母亲的质问。确实，研究生的课程上课的时候比本科的人数少了很多很多，基本上是8个人左右吧。老师的讲课方式与本科时其实也差不多，只是我们每个人发言的机会多了些许而已。大部分情况依然是老师念，我们记笔记而已。空暇的大量时间就是自己读书，读论文，积累研究生论文的切入点与研究方向与想法。由于我是中文系的研究生，所以读书与评书就成了主要内容。它不像理科那样类似我同学整日泡在实验室，着急了都睡在实验室了。这恐怕就是文理科研究生最大的区别了吧。理科要的是实验数据，我们要的是读书笔记。似乎轻松了不止是一点点。我有时游荡在回寝室的路上时也一直在思考我读这研究生的意义究竟他喵的是什么呢？
“你呢给妈把博士拿下，这就是妈目前的心愿了。”这是我母亲给我订的目标。我虽然嘴上表示着我一贯的反感，但是心理确实也是这么想的。延宕就业3年又3年，最好的希望是我能留在大学，当一名大学老师，与社会的接触能少则少。延宕的终极意义其实就是一辈子躲避了一件事情。但这是否真的是长久之计呢？想来也非良策。
闲来无事陪着母亲去五台山观景。结果被那里的和尚揪住算了一卦，这老和尚说我鹏程万里，学业有成，有栋梁的风骨啊。我总觉得这个老和尚印堂发黑，拉着我妈扔下几些钱离开了。在我下山吃雪糕看猴子打架的时候，一转身我妈又被揪进去被算了一卦。出来后我妈说算卦的说我是个苦命。我说：“这人生在世，哪一个人不是苦命呢？”我接着说：“以前你去北京的某个庙里买来4个玉佩说是祝福我考上清华北大的是不是现在可以砸了？”“你这孩子，那是妈请来的，得用‘请’字。另外怎么能砸了呢？卖了也还是好的嘛！”忽然被我妈如此大孩子式的幽默给笑晕了，雪糕掉在了地上，引来了刚刚打架的那两只猴子。
再说回那4种出路。我周遭的同学出国有，不几个。考公务员的，不几个。考研的与就业的应该是最多的了。一种选择了直面就业，一种选择了延宕就业。而现代性下的就业犹如魔鬼或者是幽灵一样，它使我们躲避，使我们因焦虑而被限制了手脚，总觉得横亘在我们前方的是个未知而危险的世界。但大学里难道就是个安乐窝吗？我想是你忘了马加爵事件了。我想是你忘了复旦投毒事件了。哪里都有危机，只能说谢室友不杀之恩了。
有人说我们这些选择考研而躲避就业的是一种“致命的躲避”，最终会导致我们与社会的梳理，成为文学中的多余人、零余者以及局外人的世纪病。对于此我想说的是，存在主义有一种观点是：致命的躲避是一种希望。就像希望为什么存在于潘多拉盒子里的最深处一样，所有的罪恶迅猛地逃出了盒子，希望被迟缓地落在了后面，从而被锁在了盒子里。一则是说潘多拉受宙斯的旨意故意将希望锁在盒子里；一则是说潘多拉的好奇心使她打开了盒子，一团罪恶的烟气跑了出来，慌张之中潘多拉匆忙地关上了盒子。你看的是，希望究竟是有意还是无意被锁在了盒子是一个模糊传说。而就在这迷糊之中，我们匆忙地或者慎重地四选一。选择了这其中的一个方向是否是正确的，现在不得而知。但存在主义之中所谓的存在先于本质来说，我选择了躲避就业这一理由作为我存在的方式，而这样的方式正确与否，任何人都无法给出评价，我自己也不可能。这想必也是青春的迷茫所掐中的哪一个迷离的点吧。
记忆中，我的出生与成长就伴随着这点从有意义到无意义的解构与消解。
1992年有首歌叫《what's up》曾在西方很火。首段歌词直白而简单“twenty-five years of my life and still,i'm trying to get up that great big hill of hope,for a destination.”25岁的我要去追寻希望那个高山为了一些所谓的人生意义。1999年，30岁的陶喆创作了歌曲《找自己》。歌词中有这样一段：“挤在公交车像个沙丁鱼，上班下班每天是规律。这么多的人到哪里去，每个面孔写着无奈。爸爸妈妈彼此没有爱，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理？”
我是93年生人。在新千年到来之前的青年们，在中西方的流行歌曲中都表露着一样的无奈与迷茫，到底怎么了，到哪里去找自己的呼告伴随着我的成长。无意义开始疯狂地吹撒。
我童年里的记忆有一部分是平房，巷子，街坊以及我父亲的传呼机等等。这段记忆相比与现在科技迅猛时代似乎遥远的好似几个世纪以前的记忆。这是科技与社会进步所带来的人类记忆被强行拉长和忽然断层。
比如：我出生的那一年智能手机进入中国，第二年全国性互联网建成。新千年我7岁的时候，中国三大门户网站在美国上市。03年我10岁的时候，淘宝网诞生。04年底，支付宝诞生。09年我16岁的时候，饿了吗外卖网在上海诞生。10年我17岁时，美团团购网站诞生。11年我18岁时，微信诞生。12年底我19岁的时候，滴滴打车在北京诞生。14年我21岁的时候，共享单车出现。2016年，微信的月活跃用户8.89亿人。2017年，中国网民是7.51亿，占全球网民人数的五分之一。中国手机网民7.24亿人。
从这个简单的清单，也就是我与科技一同成长的简单年历。科技日新月异，迅猛到使得人们应接不暇。科技所固化了的孤独与焦虑的囚笼愈加坚固。
如果说这样的成长能凝结出些许什么意义的话，我以为应该是我们的肉体越来越自由，精神越来越禁锢。看似我们的精神可以随着信息爆炸而任意驰骋，但就像被流放到宇宙的深处任你无处的漂泊一样的令人战栗与寒凉。
同理，如果说延宕就业可以带来什么意义的话，就像当年哈姆莱特延宕刺杀他叔叔克劳狄斯那段漫长的时间里的意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