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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龙简讯 -
2017年，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将学术沙龙常规化，以复旦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将学术沙龙命名为“切问近思半月谈”，举办了十三场，主讲嘉宾既有新闻传播领域的专家学者如美国南加州大学Annenberg传播学院Thomas Hollihan教授、Patricia Riley教授，英国国王学院Paolo Gerbaudo教授、华中科技大学袁艳教授等，也有来自人文社科其他领域如政治学、历史学、文学、地理学的知名学者，有深具社会文化影响力的卓越专业人士如摄影师和航海家尔冬强、电影导演郑大圣，有媒介实践创新领域的先行者，还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年轻博士研究生，每一次学术沙龙活动都反响热烈。
2018年，中心正式将“切问近思半月谈”分为“跨学科前沿”、“新时代媒体实践”、“新闻传播学教学与研究新探索”三个系列，打造公共场域、汇聚前沿新见，力图面向新闻传播学术共同体和新闻传播实践领域，打通不同学科、连接学界业界，以思想引领学术、推动实践。
2018年1月9日的“切问近思半月谈”是“新时代媒体实践”系列的第一期。秉承复旦新闻传播学科关注媒体实践、引领实务创新、推动中国媒介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史传统，“新时代媒体实践”系列旨在精选新技术环境下中国媒介改革创新实践的特色案例，探寻面向新时代的媒介创新内在机制和现实意义，搭建学界和业界的对话交流平台。
本期“切问近思半月谈·新时代媒体实践”主题为“媒介融合·市民参与·公共生活”，嘉宾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市民与社会》首席主持人、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获得者秦畅。围绕《市民与社会》这档老牌广播节目如何在新技术时代通过参与上海的城市治理而在当下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秦畅和点评嘉宾、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党委书记尹明华教授，以及对谈嘉宾《新闻记者》主编刘鹏博士和我中心副主任、新闻学院副院长孙玮教授进行了深入交流。在场的师生和热心市民也积极参与了讨论。本公号将此次学术沙龙的内容整理成文，分两期推送。
秦畅：首先谢谢主持人陆晔老师。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也做过特别多的专业分享，但是没有一次像这次这么重视。作为一个从业25年的媒体人，虽然获奖无数，有很多的好评，但是我特别期待能够进入到学界，尤其是请我尊敬的复旦大学教授们点评、批评、质疑、责难我。恳请你们千万不要有任何负担，一定要相信秦畅经得起你们各种拷问！另外，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尹明华老师是我生命当中的贵人，我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是上海交通广播的一个主持人，每天播报天气、路况，放歌，是他给我机会去做一档更重要的节目，他也许都不记得了。
陆晔：你回头看一下这个大屏幕。（照片展示）
秦畅：天，怎么找到的？
陆晔：是尹老师找到的。所以你说尹老师可能不记得了，其实他不仅找到了你们的合影，还找到了1998年《市民与社会》的一次节目现场照。
秦畅：当时是克林顿来到上海，尹书记是我们这档节目的操盘手，他负责所有的策划和组织。我从一个小主持人进阶到上海电视台一档非常重要的法律新闻节目，这是尹老师给我的第一次机会。还有一次，我们年轻播音员主持人开大会，尹老师在会上说我就是为广播而生。其实当时我已经萌生了转去做电视的想法，尹老师说了这句话，我就被他狠狠地摁在了广播这一行。最后我发现，尹老师给我的这句话恰似我人生的一个方向灯，我这么多年在广播的投入，收获的所有荣誉和成长都跟广播息息相关。所以说，今天是让我特别忐忑的一个分享。
图为尹明华教授与秦畅旧时留影（尹明华教授供图）
图为1998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作客《市民与社会》活动筹备现场（尹明华教授供图）
接下来进入到复旦大学给我的这三个关键词：媒介融合、市民参与和公共生活。我把这么多年在一线的经验、误打误撞的感觉分享给大家，尤其是在媒介融合当中的一些经历铺陈给大家听，没有任何理论，也许有不当的地方，请各位尽量通过提问的方式，帮助我尽量跟大家阐述的更清晰一些。
我特别想从市民参与讲起。我第一次来到《市民与社会》这档节目是2000年1月1号，当时我发现这档节目最大的特征就是市民参与，除了这档节目的标题叫《市民与社会》，把公众作为主体放到了节目的名称里，更重要的是这档节目开通了热线，把民众的声音作为这档节目的主板。曾有一段时间我要求自己，如果把一期节目的对话转成文字有12000字的话，听众的声音应该占到6000字。我提醒自己一定记得这档节目是以市民参与作为主导的，只有市民参与，才能凸显这档节目的核心价值。
但是到后来，我慢慢地发现市民参与要有不同的层次和变化，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一阶段的渠道也在不断地变化。比如我2000年1月1日开始做《市民与社会》的时候，只能电话参与，后台编辑在导播室里一边接听电话，一边根据我们前期对于这个节目的认知输送进来他筛选过的电话。通过筛选的电话进入到直播间，然后跟我们的节目构成一台严丝合缝的直播节目。所以我一直觉得广播是最早的具有互联网特质的用户生产内容的媒介。
为什么在移动互联网鼎盛的今天，广播受到冲击似乎是最小的？一方面是因为占有市场的盘子相对较小，不像电视不像报纸断崖式的下滑就非常之明显。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广播不仅没有下滑，反而依然是保持上升的。我今天来之前也问了我们的新闻中心负责人说我们今年的广告量依然是增长的，广播作为媒体跟移动互联网的特性有契合之处，它最早地进入到了用户生产内容的时代，把市民的参与性、主动性，把市民对节目的贡献率放到最大。
当我发现这个特征的时候，就不断去寻找，是不是能让市民有更多的参与，一档节目能不能全部请市民来表达。我甚至曾经尝试过一个星期，比如星期五这一天，我们不请任何嘉宾，主持人的话也很少，不停地接进市民的电话。但这对话题的要求非常之高，因为有些话题我们还是需要有专业人士进入，告诉我们背后有些什么样的规律。
其次，我发现市民的参与应该更多，比如说，市民能不能参与议题设置。议题都是我们节目团队设置的。经常有人问我“你的团队有多大”，其实团队就两个人，去年由于我们要做活动，新进了小崔，他是95后，今年毕业的大学生。所以广播是非常小的团队。关于议题设置，说句实话，有的时候我真的有点汗颜，节目基本上是我想讨论什么就讨论什么，基本上这档节目的价值观就是我的价值观，我的认知范围有多广、有多深，我对当下时政把握的准确度和跟进的紧密度是怎样的水准，这档节目就是怎样的水准。电视、报纸有不同的环节，是共同智慧的结晶，而广播更多的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你一个人，你的能量有多大，你的智慧有多少，就呈现多少。
我发现，一个节目要往前走，光靠我们两个人根本不够。在议题设置上，既然是一档市民参与为主的节目，我们能不能有更多的市民的声音？所以在还没有这么便利的工具的时候开始，我们就请市民建议话题。谁的话题被选中，我们就送一份礼物。自从有了阿基米德社区，每天我们节目一开始，有三个话题都是由市民提供的。基本上到现在，我们节目组设置的话题和市民的需求和他所提供的话题可以有50%以上的重合度，也就是说我们想讨论的，和市民所关心的，和大家所现在共同认为是热点话题的，可以有高度的整合。
比如最近李强书记谈到了上海的新的四个品牌，虽然听众可能在话题里、在社区里不会对上海的四个品牌战略，上海购物、上海文化提出建议，但是可能他会提到今天第一百货重新开业了，我去过了，发现一点意思都没有。那么我觉得，这个小话题背后就显示出上海的购物正在转型。再比如：市民提到，说现在去政府办这个公司注销，发现比公司登记都难，小的事例是不是能够结合到李强书记所说的“上海服务”，我们作为一个媒体人，知道上情，也知道民意的时候，可以做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沟通。这样的议程设置过程就摆脱掉了所谓的精英的、专业的、圈内人的垄断。
今天我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太自信你的专业能力，因为你今天所有的见识、你的信息的来源也只是你一个人的。我还做过一个尝试，但这个尝试目前失败了，我曾经把我的热心听众组成了6个调查组。他们大概60岁上下，刚刚退休还觉得自己还有很多的热度可以发挥，有社会经验。我把他们组织起来，叫市民调查团，他们帮我调查。这样就不再是只我的感受，我的调查。我请了搞社会调查的，搞社工的人来做了培训，然后第一次调查也做过了，最后突然发现调查是一件相当专业的事情，我有点异想天开了。
最后，这件事情怎么能够继续行进，怎么把这部分听众继续地调动起来，我现在一直没有想到特别好的办法，但他们其中很多人的热情和积极性还是非常高的。我突然发现《市民与社会》集结了一批受过一定的教育，以前要么从事管理工作，要么从事的技术工作，要么是医生、教师、编辑等文化工作者的热心听众，这是我最活跃的群体。即使是出租车驾驶员，我把出租车驾驶员请到节目的时候会发现，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是五星四星以上的驾驶员，他们也是驾驶员里边最有社会公益心的。我一直说，我们一定要给节目的对象画一个肖像，我给他们画的像是一群极具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正义感的人。因为听这个节目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所谓的好处，他们没有一分钱的收入，也不会为他们带来任何功利和利益，但是他们就听，就愿意参与，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社会好，他们才能好，他们好，社会会更好。我的节目就集结了这样的一个群体，所以我一直觉得《市民与社会》是一个能够让市民更直接参与的平台，我不能只把它当做一档节目去打造！
可是当我在带实习生的时候，他们都会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包括社区里的一些听众也会问我：你不觉得你的生命、生活就是天天在空谈，你为什么不能学学“海波热线”，每天给我们解决一个问题，我说，对了，我们节目就是一档坐而论道的节目，节目的价值就是亮明观点，暴露矛盾，包容意见，然后再慢慢地、间接地推动社会的进步。这是一种使命，我们说中国未来要公共参与，要有公共生活空间，要有市民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进程，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市民对于公共议题的参与能力可能都是个大问题。
《城市治理的25枚绣花针》，我为什么要出这本书？因为这两年出现大量小区治理的话题，我听到了太多很有意思的声音。比如，我身边很多一些社会阶层很高的人士会告诉会我，“那天偶然听你的节目，我突然发现太有价值了。我们小区选什么物业委会成员的时候，我看到那张纸了，我看都没看，就当垃圾扔了。（听了你的节目才知道）原来填选票是一件那么重要的事！你再跟我说说看，我们小区的维修基金也不少了，我怎么才能知道他们存的是定期还是活期？我们小区的停车费是怎么分配的？物业拿了股金了，可我们维修基金的公共账户里没有！”你不断地做这样的话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了由《物权法》所保障的小区的公共治理，公众的参与度都很低。我们能不能先从关注自己的小区的建设做起，先从参与一次投票业主委员会做起。《市民与社会》可以让大家更深度地参与，因为我在教你，告诉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大家共同来讨论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发生了什么，这些具体的事件就和我们讨论国家大政方针，和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市民公共参与整合在了一起。我既可以讨论法律的修改，也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小区投票，什么样的程序才是扩大的，选票怎么印制，发放怎么回收，你填的时候应该填在哪里，为什么要留给你空格。绝大多数的市民，不仅我们普通老百姓，就是我们一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这些基本的参与手段和方法都不太了解。所以在我不断深入的时候就会发现，当我们社会从管理走向治理，市民社会最大的特征是您的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和知情权是通过社会治理来完成的。
那么我们怎么做社会治理？我真的是一直想在这里有所突破，所以在今年25周年，《市民与社会》要出一本书的时候，我选取了这些年来在节目里边讨论得最热烈的25个热点话题，有些解决了，有些没解决，有些今天看似解决了，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推动，可能还会发生新的变化，又会出现新的解决不了的问题。我把这些案例搜集起来，把这25个案例当成培训教材。我没有想到这本书现在已经卖了一万册。今年上海将进入到基层的换届选举，今年6月份上海所有的村居都将进行选举，据我所知，50%以上的人都将被换掉，也就是说在基层将有50%新的居委会干部和所有的社工。我计划把它做成12个典型案例——小区停车难该怎么解决，治理群租该怎么办，小区公共谈判过程当中怎么谈判、妥协……有了突发事件，先在节目的线上平台充分讨论，然后让更多的人听到，让更多的人通过舆论参与，然后让这档节目总结出来的经验变成线下的成果，让这个成果最后变成推动社区治理和变革过程当中可用的经验、方法、路径、手段。
那么媒体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因为资源整合能力是我们的长项，同时媒体具有其他的任何部门所不具备的放大影响的功能，再加上下面的推动，加上今天媒体的公信力和品牌价值。只有这样，《市民与社会》才不仅仅是一档节目，还是对社会的参与。这和18年前我成为《市民与社会》主持人时的理解，已经变了。但是各位老师，以上只是我今年的尝试。
图为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获得者、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首席主持人秦畅发言
我再用一点点时间讲一下媒介的融合。
大家可能想到《市民与社会》的市民参与是因为我们的媒介的渠道发生了变化。因为今天的传统媒体不走媒介融合的道路，真的是一点影响力都没有！我就举一个例子，我每年都在做区委书记的访谈，宝山区委书记汪泓参加完节目之后，有一天突然在市委常委会议结束后给我打了个电说，劈头盖脸问我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她在我的节目里透露了她的微信名叫功夫熊猫，然后进入市委常委会现场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看着她，各种诡异的表情，说功夫熊猫来了。然后现在他们都叫她熊猫书记。她说：“我就做了一个广播节目，怎么社会上都知道我叫功夫熊猫？”今年我做区委书记访谈，访谈奉贤区委书记庄木弟，他不用微信，是一个诗人，每天晚上要读书。然后他也是做完节目之后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奇怪了，说怎么一档节目的影响力能有这么大，我不用微信，但是我太太的微信被打爆了，若干年联系不着的朋友都冒出来了”。其实各位，我的区委书记访谈做了好多年，市长热线也做了，但是这么多年来（影响力）都不如多媒体媒介融合的方式和方法。
我现在策划这档节目，就不仅仅是一档音频节目，还有图文产品。我在设计的时候就知道，这些东西是用做微信图文的，那些东西是供我做视频的。比如书记们在我的演播室里面进行访谈，一般面部表情肢体语言都很刻板，我就特意设计了一个快问快答，我问马春雷，南翔小笼包究竟有多少个，然后他就被问愣住了，说，“我吃过没数过！”现场一笑，他自己也乐了，我就是为了抓书记的表情包，他在快问快答里各种鲜活的表情，每个表情我跟焦点问题统合在一起，这样的传播量就非常好。
在今天你想做任何有影响力的传播产品，必须是多媒体。所以我们现在不仅是广播，还有各种各样的短音频，阿基米德的后台会把短音频全网推送。社区根据后台的大数据的计算，推送给经常打开新闻节目的人，这样的一个音频产品影响力就得到了放大。同时我们在做图文传播的时候不再局限于上海广播，还跟上海发布、青春上海等等公号合作。
今年今日头条又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因为今日头条可以根据大数据定点推送。同时我们跟新浪上海合作，这几年中，我们发现它的浏览量相当不错，尤其是新闻类的浏览量。这样，当我们形成一个矩阵的传播，就让一个原来只在广播里出现一个小时的单一的声音产品变成多媒体产品。这个过程当中，背后还是适应社会的特质，无论你做什么事情，都要把握谁在听，谁在看，谁怎么打开（内容）？你不去研究受众，不去研究受众的变化是不行的。
- 嘉宾点评 -
图为点评嘉宾、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党委书记尹明华教授发言
尹明华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党委书记、教授）：离开广播大概近20年，第一次面对面地听我们曾经的同事谈对广播的感受。今天大家听了以后，觉得秦畅主持的节目的特点是流畅、敏锐、圆润，而且亲切。主持人无论得到多少荣誉，要做到这几点是非常不容易的。由于我曾经的身份，我想对她的评点还是要结合一些历史的背景。
第一，《市民与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竞争的产物。这个竞争的产物从一开始就抓住了一个非常好的主题就是市民参与、公共意识、社会需求。一个好的主题设置，可以开拓广泛的话题领域，所以它的生命力能够一直延续到今天。18年前，秦畅接过接力棒的时候，《市民与社会》进一步拓展到市民参与方面，发展到不仅是话题参与，而且是调查参与，而且还有很多调查员。
第二，平衡中的自由尺度。我们在媒体里面工作的人，常常抱怨体制内的新闻管理，但实际上新闻管理对我们来说从来就是一个机遇。我太清楚这件事情。因为在所有人都被规定不发声音的时候，你可以发什么样的声音，你发的声音能够在新闻管理允许之外，这就是你的成功。对于那些富有想象力的新闻人来说，他从来不会从内心去抱怨系统管理，因为它帮助我管理了别人，而使得我的想象力和创新得到伸展。很多好的广播节目，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今天的《市民与社会》已经广泛地参与到城市治理当中去。曾经，它在更高层次上甚至参与到一个国家外交、国家战略发展当中去。1998年克林顿总统走进《市民与社会》就是一个进步。当初克林顿访问，他们问我在上海克林顿应该进哪一个节目。我因为已经调任到上海电台工作，就推荐了《市民与社会》，美方也欣然同意。克林顿在国内参与了很多的广播节目，而在国外一次也没有，中国是他第一次。虽然中间经过了很多波折，最终克林顿还是顺利地走进了我们新闻的直播室，播了50分钟。在40分钟的时候，安全顾问伯杰被克林顿叫过去说希望能够延长时间。他来到后台商量时，被我拒绝了，因为后面有10分钟的广告，而这一天10分钟的广告价值200万，相当于这档节目当初一年的广告量。当然，这还不是最主要的，而是中美双方事先商定的原则是不能变的。事中，美联社、路透社，还有其他世界性媒体在现场无一例外对这次直播活动给予了赞扬和肯定，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他们可以允许当红的美国总统走进他们的直播间和市民进行对话，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要看到，如果《市民与社会》当初的设置不是这样，如果它不是有一个广阔的胸怀，辽阔的视野和宏大的格局的栏目，它怎么可能为国家的战略、国家的外交提供这样的服务？
第三，我特别要想强调的就是，传播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内容本身，而是应该成为城市运行的一种方式的提升和改善人民生活方式的一种力量，成为城市的一张文化名片和品牌。今天，《市民与社会》，我认为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但是还不够。因为现在媒体面临的竞争非常厉害，我们原来面对的是同行，现在是新媒体。当然我们可以通过媒体的融合来部分减少我们受到的伤害，但实际上不止于此。在媒体的竞争当中，广播是有优势的。在此我想提个建议，就是说节目应该走向社会，不应该集中在虹桥大楼里，而是应该让你的直播室走进社区，走进人民，走进基层，在那里你会看到，感受到更多的生活问题。一个主持人从来就是品牌，有时候党委书记讲话不一定管用，但是主持人可以为老百姓解决很多问题。所以节目主持人，不要仅仅沉浸于获得了多少奖，而是带着光环走到老百姓当中去。
（整理：魏文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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