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詹大年校长在领教工坊10周年年会上发表演讲

肖知兴： 近年来，应试教育愈加内卷，甚至将高考机制移植到出国考试上，出国变得复杂。您作为教育工作者，有何感受？应试教育为何演变至此？

詹大年： 我讲一个故事。前年博鳌教育论坛，一位专家说97%的人智商大致相同，只有3%有显著差异。但即便97%的人智商相近，也很难都考上清华北大，这并非努力的问题，而是名校 名额 的限制。

很多人认为“努力不够”是原因，但我不认同。如果中国97%的大学都变成清华北大，所有人都能考上。实际上，即使97%的学生都拿满分，也上不了清华北大，因为名额有限。 这与学生的努力无关，而是教育设计的问题。

许多人追求名校是为了获得好文凭、好工作和高收入，最终目标是幸福。然而，真正的幸福是当下的。刚刚看到致极学院的孩子们，他们理解了幸福的逻辑，立即获得了童年和青少年的幸福。

肖知兴： 藤校也有类似问题。一位普林斯顿招生官说，完全符合招生标准和最终录取的比例是11:1，即使这11个学生全部合格，学校也只会随机录取一两个。名校背后有巨大利益体系，这些机制被包装成各种爬藤逻辑。

詹大年： 应试本质上是训练，把事情模块化 。 训练是什么？训练一条狗，让狗做数学，时间长了他也可以做，也不会错。猴子也行。训练就是反复做一件事，越来越把这件事做得模块化。

学校对孩子的 训练，甚至要求一样的发型、衣服和动作，这些都是 管控手段。 应试训练被包装成教育，使人 忽视其对孩子的伤害。

教育，应赋予人力量，产生评价自己的力量，产生判断力，产生选择一条自己人生路的能力。这才叫教育。

我最近看到一个视频，讲述了中国药物的三个特点： 安全、无效和高利润。 这意味着即使花费大量金钱，药物也无法治愈疾病，虽然不会把你吃死。 然而，由于人们普遍相信药物能治病，即使无效且昂贵，依然会选择服用。

同样地，今天的应试教育也是如此。如果称其为应试训练，大家肯定不会参与；但若称其为教育，大家就乐于接受。 应试教育可能对孩子有害，但因为名为“教育 ” ，人们不得不接受。这就是其本质。

肖知兴：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总会有孩子不适应。

云南丑小鸭中学专门接收所谓的“问题儿童”，学生在那里待一两年后再回到原来的学校。逻辑上，孩子一回去面对严苛的班主任和势利的邻居，就会再次陷入困境， 但丑小鸭中学把自我评价的权利交给了孩子，让孩子产生了内驱力，不再复发成为“问题儿童”。 这才是教育的真谛，非常伟大。

▲ 詹大年校长与丑小鸭中学的学生在一起

詹大年： 作为成年人也是一样， 一个人的幸福感来自于自己掌握的评价标准。

我讲一个丑小鸭学校学生的故事。这个学生来自万州一所名校，15岁，已经差不多一年没上学了，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不与父母沟通。家里无奈，只好把他送到丑小鸭中学。

一段时间后，这个孩子问我能不能给爸爸打个电话，我很惊喜，因为他和他爸爸关系不好。隔了三四天我问他打电话没有，他说没有，还没有想好跟爸爸讲什么。有些想法想表达，但怕说赢了自己会被爸爸打，输了又不得不按爸爸的想法来。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 问题在于爸爸把自己的逻辑当成教育 。

真正的教育是让孩子自己判断，培养判断能力，这个过程需要不断试错。然而，一个孩子在不断的应试训练中，一定会丧失判断能力。

肖知兴： （我国的）教 育系统最先从苏联引进，长久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进程而不断改革。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改革停滞，究其根本其实是社会问题。

首先，经济不增长导致存量竞争，大家争夺 有限的资源 。

其次，我们这代人依靠高考改变命运，所以希望孩子也能通过高考改变命运，这是 刻舟求剑 。

第三， 社会底层没有保障 ，导致人们对教育的焦虑。

▲ 致极学院创办人肖知兴主持「2024 未来教育论坛」的圆桌讨论

詹大年： 我有个新加坡的朋友，他家孩子初中毕业后选择五年制职业学校，其中一个原因是考不上高中，另外一个原因是职业学校出来其实和本科生没有区别。毕业后就能申请政府补贴的房子，生活压力小，幸福感高。

肖知兴： 德国的双元制也很好，初中毕业就分普高和职高两条线。职高毕业以后可以早早进入职场，生活稳定，甚至被外派到别的国家，比如到中国，手下都是北大清华毕业的高材生。

詹大年： 然而， 我们的教育系统缺乏这些配套措施，导致孩子在普职分流中承受巨大压力。教育改革越改越复杂，抑郁症的孩子越多，每年中高考后跳楼的孩子也越来越多。

随着社会的发展，学习的方式和工具发生了变化，上代人对学习的理解已经过时。当父母认为孩子在耽误学习时，实际上这正是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因为他们通过手机获取外界信息，这也是一种学习。然而， 我们今天的学习却被限定在为中考和高考而拼命刷题，这种方式实际上将学习变成了一种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