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月以来，唐纳德·特朗普唯一让我感到惊讶的事情，就是周围朋友对他的成功当选感到震惊。是什么促使他们如此震惊？答案是阶层文化的鸿沟。
这个鸿沟其中一项鲜为人知的元素是，白人工薪阶层怨恨专业人士，但却敬仰富人。阿尔佛雷德·卢布拉诺（Alfred Lubrano）在其书《自生自灭》（Limbo）中写道，阶层移民（出生于蓝领家庭的白领专业人士）反映称，“专业人士通常是可疑的”，而管理者都是些上过大学、乳臭未干的小子，“对如何做事一无所知，但对我该怎么做工作倒是挺有想法。”芭芭拉·埃伦里希（Barbara Ehrenreich）在1990年回忆时说，她的蓝领父亲“每当提到‘医生’的时候，几乎一定会在前面加上‘江湖’一词。律师是讼棍……而教授则无一例外都是骗子。”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发现人们对教师有巨大的不满：他们认为教师不但高傲，而且不爱帮助别人。
米歇尔·拉蒙特（Michèle Lamont）在其书《劳动者的尊严》（The Dignity of Working Men）也谈到，人们对专业人士抱有不满，对富人却不会如此。一位劳工告诉她：“我不能仅仅因为别人成功了就指责他。”一位收货员插话道：“有许多人很有钱，但我肯定他们为了挣每一分钱都付出了十足的努力。”对待专业人士和富人，为何有如此差别？其中一个原因是，除了观看电视剧《富人名人的生活方式》（Lifestyles of the Rich and Famous）之外，大多数蓝领工人和富人没有多少直接接触，但是专业人士却每天都在对蓝领工人发号施令。蓝领阶层的梦想，并不是要进入食物、家庭、友谊模式都不同的中上阶层。他们的梦想是能够在自身阶层环境中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只不过钱多些罢了。一位机器操作员告诉拉蒙特：“主要就是想独立自主，自己下命令，无须听命于别人。”拥有自己的事业，那才是目标。那正是特朗普感染力的另一部分。
对比之下，希拉里·希拉里则鲜明地体现了职业精英那种无趣傲慢、自命不凡的态度。从她的长裤套装，就可看出精英分子的无趣；从邮件门事件，便可看出这些人的傲慢；从她将支持特朗普的人称为“一箩筐烂人”，就可看出这些人的自命不凡。更糟的是，仅仅是她的存在就是在反复强调，凡是来自她这一阶层的女性，都能够无礼地对待工薪阶层男性。看看她在特朗普面前高人一等的样子，她指责特朗普没资格当总统，并对他的支持者不屑一顾，认为他们是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恐同者或是排外者。
特朗普的直率发言，恰恰表达出了蓝领阶层“有话直说”的价值观。卢布拉诺指出，“直截了当是工薪阶层的规则。”正如一名蓝领工人告诉他的那样，“如果你对我有意见，直接告诉我。如果你希望事情以你的方式来解决，直接告诉我。我不喜欢那些耍两面派伎俩的人。”一名电子技工告诉拉蒙特，有话直说被看成是需要男子汉气概的事，也就是不当个“彻底的懦夫与胆小鬼”。正是因为这样，特朗普更受欢迎。希拉里笨拙地承认她在公众场合与私下说话方式不一样，这就是她是两面派骗子的又一证据。
对工薪阶层的男性来说，男子汉尊严意义重大，而他们感觉自己正失去它。特朗普许下承诺，打造一个不再受政治正确约束的世界，同时主张回到男性强势、女性顺从的更早时代。对于只有高中学历的家伙们来说，特朗普的承诺无疑极具安抚力。如今他们感觉自己就像是失败者，或者说直到他们遇见特朗普之前他们都是这样认为的。
对绝大多数男人来说，男子汉尊严意义重大。同样意义重大的还有挣钱养家的能力：许多人依旧以工资高低来衡量阳刚之气。工薪阶层白人男性的工资从1970年代开始走下坡路，又在大萧条年代再遭重创。但大多数男性，就像大多数女性一样，都在试图符合他们从小到大一直持有的理想。对于许多蓝领男性来说，他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基本的人类尊严（当然是男性版本）。特朗普承诺会实现这一点。
而民主党的解决方案又是什么？上周，《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建议那些只有高中学历的男性从事粉领工作。这未免太过麻木不仁了。你会注意到，精英男性并没有大量地涌入传统意义上被视为女性工作的领域。而向工薪阶层白人男性提出这样的建议，只会加剧阶层对立情绪。
希拉里身上所发生的一切，难道都是公平的吗？当然是不公平的。她拥有如此高的资历才被视为合格的候选人，又因为过去的错误突然丧失资格，这是不公平的。希拉里被称为“令人厌恶的女人”，而特朗普却被视为真正的男人，这是不公平的。希拉里之所以在第一次辩论中表现得如此出色，只不过是因为她凭着女性魅力竞选总统，这是不公平的。当她回到攻击模式的时候，一名总统候选人这样做是对的，但一名女性这样做却是错的。这次选举表明，性别歧视比大多数人所想象的还要影响深远。然而，女性并没有站在同一战线上：在工薪阶层白人女性当中，特朗普的得票率为62%，而希拉里的得票率则为34%，差距高达28%。如果两人各占半数票的话，希拉里就能够获胜了。
阶层胜过了性别，而它也正在推动美国政治的发展。两党的政策制定者需要记住五个重点。若民主党想要重获多数人支持的话，他们就要特别注意了。
这方面的名词可能会造成一些混淆。激进派提到工薪阶层的时候，其实通常指的是穷人。但是，“穷人”指的是美国最穷 30% 的家庭，而中间50%的美国家庭在2008年的收入中位数为6.4万美元，跟穷人是大相径庭的。这才是真正的“中产阶层”。这些人会自称“中产阶层”或“工薪阶层”。
一位朋友刚刚写信告诉我：“最令我不满的是，民主党人总是想推出一些政策（有薪病假！最低工资！）来帮助工薪阶层。”几天的有薪病假，根本养不了一个家庭，最低工资亦然。即使把麦当劳的时薪从9.50美元调高到15美元，白人工薪阶层的男性也不会感兴趣。他们要的是一份稳定的全职工作，足以能让没有大学学历的75%美国人过上安稳的中产阶层生活。特朗普做出了这个承诺。我虽然觉得他无法实现，但是至少他明白工薪阶层的需要。
还记得奥巴马是怎么推销奥巴马医改的吗？他当时指出，这个计划能为2000万人提供医疗服务。对此，白人工薪阶层早就预言了，这只是另一个为帮助穷人而向中产阶层征税的计划。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成真了：穷人得到了医疗保险，而一些稍微富有一点的美国人却得支付更高的医保费用。
过去的一个世纪，激进派一直在慷慨地关心穷人。这个事实与其它因素结合在一起，使一些针对穷人的社会计划应运而生了。这些需要进行入息审查的计划，虽然能帮助到穷人，却也把中产阶层排除在外；而这样的计划虽然可以减低成本和税率，却也很容易造成阶层冲突。举个例子： 28.3% 的贫穷家庭可以获得托儿津贴，但是这种津贴几乎不提供给中产阶层。我哥哥的妻子在 Head Start 工作，工作内容是为贫穷女性提供免费托儿服务，而她自己却赚得特别少，几乎负担不起自己的托儿服务。她对此感到不满；有些孩子的母亲根本不工作，令她更加愤怒。有一天，一位母亲接孩子时迟到，手里竟然拿着梅西百货公司的购物袋。我哥哥的妻子气得脸都绿了。
J.D. 万斯（J.D. Vance）备受赞赏的《乡巴佬的哀歌》（Hillbilly Elegy）反映了人们在这方面的不满。万斯母亲的家庭生活艰难，而他亲生父亲的家庭则安居乐业；同一个地区就会有这两种类型的家庭住在一起。 生活艰难的家庭陷入了绝望、毒品或醉酒的漩涡，而安居乐业的家庭则循规蹈矩，不但拥有自己的家，还把两个儿子送去读大学。为了这么做，他们过着节俭、自律的生活。万斯的著作重重地审判了他那些生活困苦的亲戚。许多安居乐业的家庭凭着坚强的意志力安分守己，因此常常对生活困难的家庭抱有类似想法。这就是中产阶层怨恨穷人的第二个原因。
探讨这一现象的书籍还有：《克莱街上的艰难生活》（Hard Living on Clay Street，1972年）、《工薪阶层中的英雄》（ Working-Class Heroes，2003年）。
在众多向民主党提出的建议中，我到目前为止所看到的最好的建议，就是要“文艺青年”搬到爱荷华州。如今，阶层冲突的趋势，正紧紧跟随着城乡差距。狭窄的蓝色海岸之间，有大片辽阔的红色平原，这里的工薪阶层男性不是失业，就是正领取着残疾福利，人数多得惊人。这些人绝望得沉迷于毒品，形成了致命的鸦片泛滥。
广阔的农村地区正在逐渐消亡，留下了痛苦的印迹。你可曾听过任何一位美国政客提到这一点吗？从来没有。
珍妮弗·谢尔曼（Jennifer Sherman）的《工作的人与不工作的人》（Those Who Work, Those Who Don’t，2009年）深入地探讨了这一现象。
“白人工薪阶层就是这么愚蠢。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共和党只是每四年利用他们一次，然后又欺骗他们吗?”我曾多次听过有人以不同方式说出这样的话，实际上白人工薪阶层同意这个观点。这就是为什么今年他们拒绝了共和党建制派。但是，对他们来说，民主党也不见得更好。
由于国内生产总值收益的净增长，两党都曾支持过自由贸易协定，却忽视了那些因为工作机会流向墨西哥或越南而失去了工作的蓝领工人。这些人正是民主党长久以来忽略的人：俄亥俄州、密西根州、宾夕法尼亚州这些关键摇摆州的选民。拜托，愚蠢的到底是谁呢？
一个关键的信息是，贸易协定比我们想象的要昂贵得多，因为持续的职业发展和培训计划应该被计入成本的一部分。
在更深的层面上，两党都需要一个可以给中产阶层提供工作岗位的经济计划。共和党有一个计划：刺激美国商业。民主党呢？他们仍痴迷于文化问题。我完全理解变性卫生间为什么重要，但我也理解，激进派一味优先考虑的文化问题，为什么会激怒关心经济状况的众多美国人。
早在1930年到1970年，蓝领选民坚定支持民主党的时候，好工作是当时激进派政纲的核心。一个现代的工业政策会效仿德国的路径。希拉里所提到的一个政策建议是，推行社区学院计划，与当地企业合作，为高薪的新经济工作培训员工。不过，这类计划需要大量资金。除了这个做法之外，希拉里也提到了其它60万个政策建议，却没有强调做法。
人们对于经济状况的不满，已经引发了种族焦虑。这种情绪在特朗普的一些支持者（以及特朗普自己）身上变本加厉，成了公开的种族主义。但是，将白人工薪阶层的愤怒情绪仅仅当成是种族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知识上的安慰，而这种观念是很危险的。
国民对治安的争论加剧了阶层之间的紧张情绪，跟1970年代大学生嘲笑警察为“猪”的时候完全一样。这种局面很容易引发阶层冲突。成为警察，是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人所能得到的为数不多的好工作之一。警察可以得到固定的工资以及良好的福利，而他们也受到其社区尊重。尽管如此，精英们还是把警察当作种族主义者看待。由此可见，虽然基于种族或性别的侮辱不再被文明社会接受，但是基于阶层的侮辱却仍旧被接受。
我不会为任何杀害出售香烟的公民的警察辩护。但是，人们目前将警察妖魔化，低估了阻止警察向不同肤色的群体施加暴力的难度。警察需要在危及生命的情况下瞬间做出决定。
这么说会非常不受欢迎，甚至可能会使我的左派朋友把我当成贱民。但是今天，对我和其他美国人来说，最大的风险是人们对于其它阶层的长期无知。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给阶层文化的鸿沟搭建桥梁，一旦特朗普无法将钢铁带回俄亥俄州扬斯敦市，后果就会很危险。
2010年，我为《重塑工作—家庭争论》 （Reshaping the Work-Family Debate）一书进行巡回售书活动，途中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发表了一场有关以上内容的演讲。举办这场讲座的那位女性很喜欢我的演讲，她是民主党的一位重要工作者。她若有所思地说：“你讲的内容都是民主党需要听到的，不过他们永远也不会听。”现在，我真的希望他们会听。
琼·威廉斯（Joan C. Williams）|文琼·威廉斯（Joan C. Williams）是加州大学黑斯廷斯法学院特聘法学教授和工作生活法中心创始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