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新华
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
最近，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朱富强认为在张维迎、林毅夫的产业政策辩论中，张维迎教授赢了网络支持，但输了逻辑。
朱教授在万字长文《为何需要产业政策：张维迎和林毅夫之争的逻辑考辩》中表示要对对张教授的逻辑进行“拷问”。然而，朱教授的观点又如何呢？
一句话：错得太全面。
简单说两点吧。
朱教授没有理解市场的算法
朱教授的错误一言以蔽之：没能跟上现代知识的发展，不理解市场的算法。
米塞斯在计划经济大论战中提出“经济计算”的概念。朱教授对米塞斯的观点有了解，没理解。
随着人工智能的火爆，“算法”这个词变得流行。从算法的角度理解米塞斯的思想，更可见米塞斯的思考之深远。
“经济计算”就是市场的算法。每个人按照自己的主观价值出价，价格就是消费者赋予的权重，生产者根据价格信号行动，分工合作，不断调整，盈胜亏汰。算法的核心，就是米塞斯所说的“消费者主权”。始终是消费者变动不居的需求在决定动态的市场结果。
张五常教授曾举过一个例子：一群白痴开加油站，有人开在山顶，有个人开在密林里，有人开在公路边，只有开在公路边的加油站能活下来。
张五常教授本意是想说明，白痴并不符合“懂得争取最大利益”的假设，然而，其结果却符合这个假设的解释。
也许这个例子能帮助朱教授更好地理解市场的算法：即便是一群非理性者，在市场的算法下，谁胜出仍然由消费者决定。
假定有两个群体，一个群体平均智商90，采取市场机制，另一个群体平均智商150，采用非市场机制，那么，一定是前一个群体效率更高。决定效率的不是看谁更聪明，而是看算法。
传统经济学认为市场垄断、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导致市场失灵，是错误的理解。市场的算法恰恰是帮助人们解决这些问题的。
恰恰是那群智商150的人才会失灵，而不是那群智商90的人失灵。
朱教授说：“它（奥地利学派理论）没有意识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悖论，由私利追逐的东西并不一定符合社会的需要。”
朱教授真的赶不上经济学知识的升级了，还在讲这种私利、公益相矛盾的旧思维。
什么是“社会的需要”？“社会的需要”不就是社会中每个人的需要吗？
某个人的私利或许不符合“社会的需要”，但市场“算”出来的结果，怎么会不符合“社会的需要”？
如果有人替代消费者做决策，赋予权重的就不再是消费者，其结果才不符合“社会的需要”。
朱教授相信，既然企业家能够预见市场，那么官员同样能够。
朱教授说：“作为知识精英的政府经济决策者，他们对经济总体趋势的判断往往要比普罗大众更合理些。”
朱教授明显没有理解，市场中的企业家尽管努力预见市场机会，但并没有谁事先就确定成功。对结果，企业家不可能事先确定，官员也不可能事先确定，只能由市场“算”出来。
比较优势、套利机会等等，全都是市场的算法“算”出来的，不是人拿着投资方案算出来的。
企业家是在不确定性中接受算法的汰选，而产业政策的思维基础则是确定性，两者的哲学是相反的。这不是比谁更高瞻远瞩，而是比算法。
1万个企业家根据对市场的预见进行投资，只有100个成功。100个马云中，只有1个马云成功。企业家是拿自己的真金实银来承担结果。
但是产业政策呢？有没有1万个产业政策来供市场来“算”？有没有官员拿自己的真金实银来接受市场的汰选？
没有这一机制，官员博士毕业、详细调研，或以前是成功企业家，都没有用。没有市场的算法，就没有企业家才能。
最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刘业进如此评论共享单车：
随着一批批使用共享单车的人在“通勤时间最小化”的规则约束下不断使用这成千上万条“最后一公里”，一个非意图后果出现了，每一条潜在的“最后一公里”被反复骑行的人“赋予权重”，通勤需求越大的“最后一公里”的两端聚集越多数量的共享单车，每一条居住地和公交站点间的“最后一公里”，都被赋予相应的“权重”。于是，共享单车在整个北京城区的空间分布与市民的通勤需求匹配越来越精确、紧密。
……
这就像一个“算法”，这个算法施加在所有共享单车使用者身上，通过“训练”一段时间（例如一周）以后，市民通勤需求与共享单车的存放地空间布局实现了最大可能的精确匹配，从而达到最符合市民出行需求的共享单车的某个空间分布稳态。
看看刘业进教授对算法的理解！不知对朱教授有没有启发。
顺便说，马云最近说，大数据使计划经济成为可能。马云没搞明白，企业依据收集到的市场信息做计划，和计划经济的计划，是完全不同的算法。在不确定性的市场中收集到的信息，根本不能用于以确定性为导向的计划经济中。没有消费者出价，计划部门收集的数据必然全部失真，制定的价格必然背离消费者意愿。计划算法的最后结果，也就不是消费者想要的。
朱教授搞错了一个简单的逻辑题
朱教授文这样挑张维迎教授的逻辑错误：
譬如，林毅夫说：“至今还没有看见一个成功追赶的发展中国家，或者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不用产业政策的。”并由此得出结论说：“没有产业政策，经济就不可能成功。”张维迎承认林毅夫的前一个“命题或许为真”，却将后一个引申结论视为“伪命题”，其理由是，有大量失败的产业政策。但稍有逻辑头脑的人都可以审视：由前一个假设推延出后一结论存在任何逻辑问题吗？为了驳斥林毅夫的观点，张维迎举例说，按照同样的论证逻辑，由“没有一个长寿的人不曾得过病”得出“得病是长寿的原因”这一结论。张维迎认为，前一假设是合理的，但得出的结论却是荒诞不经的，因为有很多病死的人。但稍有逻辑头脑的人都可以审视：由“没有一个长寿的人不曾得过病”所得出的结论应该是“没有得过病，就不可能长寿”。在这里，“没有得过病，就不可能长寿”是否定式论断，它与“得过病也不一定会长寿”是相容的。又怎么会得出张维迎的论断：“得病是长寿的原因”呢！
朱教授的逻辑能力太令人惊讶了。
林毅夫教授说：“至今还没有看见一个成功追赶的发展中国家，或者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不用产业政策的。”因此：“没有产业政策，经济就不可能成功。”
林教授是因两个现象同时存在，就把产业政策当成“追赶”的必要条件。
然而，A和B同时出现，未必A就是B的必要条件，这个逻辑很好懂吧？甚至，A可能是阻碍B的因素，只是无法避免。
如果A是B出现的必要条件，那么它至少是B出现的原因之一。如果A是阻碍B出现的因素，那么它肯定不是B的必要条件。
张维迎教授举很多人病死的例子，意思很明显：生病尽管是无法避免的，但不是长寿的原因之一，更不是长寿的必要条件。它是阻碍长寿的因素，只是人无法避免。如果人可以避免生病，会更长寿。
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是发展中国家，就是因为反市场的思维习惯太强。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残留很多干预思维，产业政策即是其一，这并不说明产业政策是追赶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产业政策，追赶的速度会更快。
实践中可以看到，追赶速度快的国家，是那些市场因素多的国家，而不是产业政策多的国家。
再看个例子：在北京，我没有看到过哪个不住院的人没吸过雾霾的，所以，吸雾霾是不住院的必要条件。
很荒谬吧？
林毅夫教授就是把无法避免当成必要条件。张维迎教授的批评非常准确，且通俗易懂，而朱教授却没有理解。
逻辑基本功不牢，肯定不利于理解经济学问题。所以朱教授没能理解市场的算法，也就不奇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