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战争时有发生，兵学理论多有创新。当时涌现了一批颇有价值的兵书典籍。据许保林《中国兵书知见录》的统计，这一时期的兵书计有216部，968卷；刘申宁的《中国兵书总目》则著录这一时期的兵书战策为164部，829卷。著名的兵书包括无名氏的《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李靖的《卫公兵法》、李筌的《太白阴经》、李光弼的《统军灵辖秘策》、王真的《道德经论兵要义述》等。
这一时期也是注释《孙子兵法》的高峰时期，显著的标志是《孙子兵法》为当时的各种典籍文献所征引和收录，如虞世南辑《北堂书钞》的《武功部》曾多处摘引《孙子兵法》；欧阳询领衔修纂的《艺文类聚》中，卷五十九《武部·将帅·战伐》、卷六十三《居处部·橹》、卷八十《火部·火》等都分别摘录《孙子兵法》的内容。又如魏徵主纂的《群书治要》卷三十三，摘录有《孙子兵法》近千字，主要内容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慎战”“唯民是保”“爱卒”“知彼知己”等，而对《孙子兵法》一书中大量的“兵者诡道”“兵以诈立”“示形动敌”等内容则摒弃不录，反映了儒学占据思想界统治地位后，人们对兵家价值观念的选择性取舍。杜佑《通典·兵典》共15卷、136个子目，各个细目基本都以《孙子兵法》所阐述的兵学原则为题，如“出其不意”“以逸待劳”“先夺其心”等，并保存了《吴王孙武问对》等部分孙子佚文，颇具史料价值。再如，在当时的一些经典注疏、奏议、诗歌中也多有言及孙子其人其书的情况，如《毛诗》孔颖达疏、《周礼》贾公彦疏、《后汉书》李贤注、《文选》李善注、《管子》尹知章注中，都有征引《孙子兵法》的文字。宋人辑《十一家注孙子》中，唐人占了五家，即李筌、贾林、杜佑、杜牧、陈皞。他们在注释中阐释的兵学观点与注释方法，对后世的《孙子兵法》注释家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外，隋唐五代时期还有许多非兵书的论兵之作，散见于奏议、政论、类书、诗歌、史书、散文等文献中，如陆贽的《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论沿边守备事宜状》《收河中后请罢兵状》诸篇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这一时期还扩大了对外的军事学术交流，《孙子兵法》等兵书就是在唐代传到日本的。隋唐五代时期也涌现出众多杰出的军事家、兵学家，如杨坚、高颎、杨素、贺若弼、韩擒虎、李密、李渊、李世民、李靖、李勣、郭子仪、李光弼、李泌、李愬、杜牧、黄巢、柴荣等。这些人将兵学基本原理与战争实践有机结合起来，避免了“能言之不必能行之，能行之不必能言之”的局限性，为兵家群体的进一步壮大创造了条件，给中国古代兵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勃勃生机。
需要指出，对该时期的兵家与兵学研究存在着一定困难，主要是当时兵书散佚甚多。隋与五代时期完整的兵书似乎已不复存在，唐代的兵书亦严重散失。例如，史籍著录的题为李靖撰著的《六军镜》等16部兵书，原书已不可得见，尽管经汪宗沂辑佚而得《卫公兵法辑要》，但终究已非完璧。题为李光弼撰著的《统军灵辖秘策》等3部兵书亦均已亡佚。这对我们今天认识隋唐五代的兵家及其兵学理论无疑是不小的障碍。
隋唐五代时期的兵学，主要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隋唐五代处于我国冷兵器时代末期，兵学思想上承冷兵器时代的传统，下开冷热兵器并用时代的先河，是我国兵学发展链条上的重要环节。这一时期的军事家和兵学家在全面继承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发展。特别是在对主客、奇正、攻守、迂直、虚实、久速、诚诈、形神、形势等重要兵学范畴的认识和阐释多具新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概括《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的主要内容称“其书分别奇正，指画攻守，变易主客，于兵家微意时有所得”，其实是该时期兵学理论发展中的共性。在战略决策思想、作战指导理论、建军治军观念等方面，当时的兵学家们也做出了独特的建树。例如隋唐统一的战略决策，隋文帝对突厥的战略用间思想，李世民正兵相持、奇兵袭后的战术原则在轻骑兵条件下的熟练应用，以虎牢之战为典范的围城打援、一举两克的作战指导，隋唐两代对渡江攻城协同作战指导思想的发展，兵贵神速、乘胜追击的歼灭战思想，避攻坚城、野战歼敌的反客为主方针，因常而异、虚实相生的避实击虚原则，分别轻重、以长制短的灵活应变方略，府兵制的实行所体现的寓兵于农、组织严密的建军思想，居重驭轻、实内虚外的国防布局理念，夷夏一体、安内服外的富国强兵理论等，都在这一时期得到深化与发展。这一时期的兵家普遍继承和发展了《左传》用具体战例来阐述战略战术原则的方法，把军事学术的研究方法，从单纯的哲学推理发展到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的新境界，在总结战争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深化战略战术原则，使其日益科学化。同时兵家的研究视角也显示出古典兵学的重点正开始由战略层次向战役战术层次转移。这说明随着战争实践的日益丰富，人们的军事理性认识也趋于多元和深化。
第二，隋唐五代兵家对兵学理论中主要命题的研究也有新的深化，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整合与融汇，继西周初期、战国中后期至汉朝初年之后，在隋唐时期进入了第三个高潮。隋代思想家王通著《文中子》，汲汲于倡导“三教可一”；唐代更是主张儒、释、道三教的并存包容，孔颖达《五经正义》正是当时思想文化重新整合的标志性象征。
这一思想文化大整合的时代特征，在当时的兵学研究领域同样也得到了体现。这一时期的兵学思想也与其他思想进一步走向融会贯通。例如：李筌的《太白阴经》及为《阴符经》所作注疏等，就很明显地带有道兵家的浓厚色彩，李筌既强调“主有道德”，又主张“善用兵者，非仁义不立，非阴阳不胜，非奇正不列，非诡谲不战”。因此，王重民曾指出：《太白阴经》是一部“以道家言言兵事”的兵学专著。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兵家类》在评论《太白阴经》一书的特色时也指出：“兵家者流，大抵以权谋相尚；儒家者流，又往往持论迂阔，讳言军旅，盖两失之。筌此书先言主有道德，后言国有富强，内外兼修，可谓持平之论。”可见李筌是一位博取众长，融道、儒、兵诸家思想为一体的兵学家。
王真的《道德经论兵要义述》一书，也是一部儒、道、兵相融汇互补的兵学典籍，在王真看来，“五千之言……未尝有一章不属意于兵也”，他在书中指出战争源于“有为”，热衷于“争”，“夫争者兵战之源，祸乱之本也”。主张戢兵去战，清静“无为”，“夫无为者，戢兵之源，不争者，息战之本”。强调统治者要谦柔用晦，慈爱包容，“以道化天下”，反对麻痹轻敌，认为“好战于外，犹有胜负。无备于内，必至灭亡”。对战争要有预见性，防患于未然，化解于无形：“戢兵于未动之际，息战于不争之前。”在战略上以不欲求欲，以不为求为，以迂求直，以柔克刚，以无事取天下。《孙子兵法》体现的是强者的用兵原则，即其后裔孙膑所提倡的“战胜而强立”之道。在孙子看来，战略上最好的手段就是进攻，主张在最短的时间里以最强大的力量，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拔其城，隳其国”“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孙子的战争哲学是进攻至上，特色是刚强进取，基本手段是先发制人，这是中国兵家文化的一条明线。但中国文化中“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本质决定了中国兵家文化中必然同时存在着一条暗线。这条暗线，就是由《老子》的哲学所推导出来的以防御为特征的战略指导原则。它强调防御的特殊地位，主张知雄守雌、知荣守辱，提倡“柔武”：“胜兵若化，不动金鼓；善战不斗，故曰柔武。”柔弱胜刚强，基本的表现形式为以柔克刚，后发制人。这两条线索共存互补，使中国古代战略文化生生不息。王真的《道德经论兵要义述》，正是后者的一个具体范例。唐代不少兵书具有浓重的道家色彩，当与李唐皇帝自诩老子之后有关。
再如，杜牧学贯古今，慨然论兵。认为“文武”二道，不可畸轻畸重，不能偏废，轻视军事，必将“亡失根本”，主张战争指导“计画”缜密稳妥，“考古校今，奇秘长远，策先定于内，功后成于外”。杜牧特别强调《孙子兵法》在兵家理论宝库中具有镇馆之宝的崇高地位，不可替代：“孙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后凡千岁，将兵者有成者，有败者，勘其事迹，皆与武所著书一一相扺当，犹印圈模刻，一不差跌”，并指出《孙子兵法》的根本特点，是“武之所论，大约用仁义，使机权”。注意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总结和揭示新的经验，对《孙子兵法》所代表的传统兵学原理进行注解，“某所注《孙武》十三篇……上至周秦，下至长庆、宝历之兵，形势虚实，随句解析”，因而多有发明。宋人欧阳修对作为兵家的杜牧推崇备至，曾称道杜牧“慨然最喜论兵，欲试而不得者，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而清代李慈铭也推许说：“《孙子十家注》，曹公、李筌以外，杜牧最优，证引古事，亦多切要，知樊川真用世之才。”“博”和“详”的确是杜牧注《孙子》的两个主要特点，也是其优势所在。
陆贽将儒、兵思想融为一体，谈兵之内容切实而旨远。例如，他曾经提倡“文武并兴，农战兼务”，认为只有贯彻这一方针，才能使唐王朝摆脱“安史之乱”造成的颓势，做到“居则足食，动则足兵。兵足则威，食足则固。威则暴乱息，固则教化行”。又如，他积极主张“备边御戎”，以历史经验为借鉴，阐明边防建设的重要性和具体措施，强调：“备边御戎，国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备御之大经。”提倡强化军队的训练，严肃军纪军法“武欲胜其敌，必先练其兵”。不同思想之间的碰撞与交融常常迸发新的思想火花，缘是之故，这一时期的兵家有关兵学命题的论述多有创见。
第三，这一时期的兵家及其兵学理论更加具有总结性和实用性。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兵家相类似，隋唐五代的兵家造诣，不仅在于原理的发现与建构，更表现为兵法原理与军事实践的有机结合。这是对经典兵法的二度创造，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例如《长短经》《太白阴经》《通典》中的兵典内容常常着眼于实际的运用。大至国家战略的制定，小至基本队形的训练，兵器的配备与使用、战马喂养、医药救护等，都分门别类，有具体而翔实的论述。其兵学理论更加面向战争实践，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清代四库馆馆臣曾对赵蕤的《长短经》做过这样的评价：“此书辨析事势，其源盖出于纵横家。故以长短为名。虽因时制变，不免为事功之学，而大旨主于实用，非策士诡谲之谋。”四库馆臣的评价不仅针对《长短经》，其实也可以视为是对隋唐五代兵家及其理论“实用理性”这一特征的整体揭示。至于实践型兵家，如高颎、贺若弼、李泌、王朴等人的对策性研究，诸如《取陈策》《御授平陈七策》《平叛策》《平边策》等，更是一脉继承了韩信《汉中对》、晁错《论兵事疏》、诸葛亮《隆中对》、羊祜《平吴疏》等典范的传统，切近现实，足敷实用，注重现实军事斗争中的可操作性，是兵学理论与战争实践两者之间圆满结合的典范，进一步强化兵学的功用与效应，为兵学理论的深化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这方面，高颎的《取陈策》与李泌的《平叛策》可以说是十分生动的典范。我们纵观高颎所献之谋策，可发现其要点有三。第一，积极破坏陈朝方面正常的生产秩序，从经济上拖垮敌人，为隋朝的战略进攻创造有利的态势。具体的做法是，在江南收获季节，调集一部分兵力，虚张声势，摆出进攻的架势，“量彼收获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袭”，迫使陈朝方面屯兵守御，因而耽误其正常的农业生产活动，以“废其农时”。第二，采用派遣间谍进入敌境之法，破坏陈朝后方战略物资储备。具体做法是“密遣行人”潜入陈朝境内，“因风纵火”，焚毁陈朝的战略物资，而且一不做二不休，只要陈朝方面重建就绪，就毫不犹豫地再次烧毁，即“待彼修立，复更烧之”，彻底破坏其财力物力，扰乱并打击其军心士气。第三，采用佯动误敌，麻痹陈军，削弱和瓦解陈朝的江防能力，为隋军日后发起突然袭击提供必要的条件。此即“多方以误之”，先以部分兵力佯动，诱使陈军集结，待陈军出动后便解甲收兵，如此反复多次，陈军便会习以为常，丧失警惕，“后更集兵，彼必不信”。这样当隋军真正大举南下时，陈军必然会措手不及，一溃千里，从而收到战略突袭一举成功的奇效，此所谓“犹豫之顷，我乃济师，登陆而战，兵气益倍”。又如李泌的《平叛策》，它的核心就是明确提出了唐军的战略目标，并根据这一目标结合敌我双方的优劣强弱，规划了具体的战略步骤。总的说就是化被动为主动，逐渐收拾残局，翦灭安史叛军，再造国家统一。基本思路是从战略大局出发，不计较一城一地的暂时得失，不以迅速收复两京为主要目的，而是等待从根本上削弱叛军势力后，再水到渠成光复两京，重新建立唐王朝对全国的统治。应该说，李泌的战略谋划合乎当时的战略形势，也是唐王朝彻底平息叛乱的正确途径，有其独特的价值。
细加考察可以发现，隋唐五代时期的兵家及其思想可以唐代天宝年间“安史之乱”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的兵家普遍具有积极进取与开拓创新两大特点，其思想的显著特征是积极向上，勇于进取，锐意创新。后期的兵家思想内向性多于外向，守成多于进取，保守多于开拓，理论体系的打造相对较弱化，兵学的内容多局囿于应对特定事件的对策性研 究，限制了兵学理论研究的高度与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