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名称: 罗天昊国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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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发展不平衡,广东需要作出三大表率

罗天昊国与城  · 公众号  ·  · 2017-10-30 20:48

正文

罗天昊 著有《大国诸城》 致力于国家与城市战略

公众号 ID Luotianhao99 (罗天昊国与城)

大地金黄,秋收冬藏。

三季度数据已经初步统计,无论是从经济增长速度,还是经济发展质量方面,广东成绩,尚属上乘。

中国刚刚召开最重要的一次大会,畸形的经济,失衡的社会,分裂的阶层,凝滞的改革,这是一个巨变的前夜。整个国家,各个阶层,均在寻求突围之道。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在过去四十年左右,一直处于双重领先地位,在经济领域,广东经济总量连续 27 年居中国第一。成为先富的典型;在改革和社会管理领域,广东是中国改革的策源地和试验田,其社会管理,文明程度最接近国际水平。在 实力和道统两个方面 ,均成为中国无可争议的龙头。堪称中国改革开放的长子。

逆水行舟,小进即退。

近年来,广东经济总量已被江苏逼近,改革锐气亦开始消退,在很多领域的优势,逐步被蚕食,甚至被后起者超越。

当下,中国的最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求 与发展不均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 未来,国家改革需要在 三个方面 打破不平衡, 一是实现共同富裕 。贫富分化是中等收入陷阱之因。阶层分裂是国家动荡之因。如何共富是对中国的巨大挑战。 二是,阶层固化,利益固化中国需要惊天裂地的大变革,而非修修补补, 谁有先锋之胆?万众期待。 三是,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严重畸形,制约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产业变革,亦困难重重。

走在最前面,不仅意味着光荣,也意味着牺牲。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长子,广东大责难辞, 实现共同富裕,成为改革之胆,成为全国产业转型的典范, 是广东未来需要作出的 三大表率

(1) 尽快突破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局限,为共富作出表率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共同富裕,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既定国策与战略任务,同时亦是 完成得最差的一项战略任务。 在中国,贫富差距大致体现在三个领域,阶层、区域、城乡。

就广东而言,阶层分化其实相对比较小。自 2008 年前的五年基数系数,广东依次是 0.43 0.43 0.43 0.42 0.42 0.42 ,全国是 0.473 0.485 0.487 0.484 0.491 广东的贫富差距小于全国。

在城乡差距方面,广东亦并没有明显滞后。 区域之间的差距,是广东的最大短板。

广东 2016 年的 GDP 总量达到 79512.05 亿元,高居全国第一位。人均 GDP 进入万亿美元俱乐部。

其中广州、深圳分别位居全国第三、四位。但是,广东各个区域差距巨大。在 21 个地级市中,有 12 个地级市的人均 GDP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同为东南沿海省份,在江苏 13 个地级市中,仅有两个城市人均 GDP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浙江和福建,所有的城市人均 GDP 均衡超过全国水平。而这两个省份,也是山多地少,土地贫瘠,天赋不足。

若以人均 GDP 最高城市与人均 GDP 最低的城市比较,差距最大的也是广东。 广东人均 GDP 最高的是深圳,最低的是梅州, 深圳是梅州的 7 倍以上。发展极不均衡。

GDP 占比而言, 2016 年粤东西北的 GDP 占比在 20.7% 。而在江苏,苏北的 GDP 占比,已经超过 45% ,几乎与苏南平分秋色。

非珠三角面积占广东的 70% ,人口约 5000 万。几乎等于一个中等国家。人均 GDP 却全部低于全国。 未来,无需粤东西北与珠三角绝对平均,只需达到浙江、福建的均衡度,几乎等于再造一个广东, 未来广东能否维持中国龙头地位,甩掉追兵江苏,关键即在于此。

管中窥豹,广东与粤东西北,中国与广大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非常相似。 区域贫富差距最大的广东若可实现相对均衡发展,必为全国树立榜样。

(2) 破除产业失衡, 为产业转型做出表率

传统模式,山穷水尽。产业转型,迫在眉睫。

广东近年来的经济发展,虽然遭遇挫折,却整体强劲,广东的逆势上扬,值得关注。

去年中国制定了制造业 2025 计划,其实是某种意义上的纠错,过去几年国家将产业突围的希望,押宝在服务业和新兴产业,导致了机会主义的泛滥,大家都想跨越式发展,都想取巧。 作为一个大国和穷国,并且受制约于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低端地位,中国决不可抛弃制造业。

所谓两只鸟论,既要腾笼换鸟,但是 关键还是凤凰涅槃。

广东对中国的启示之一,产业升级,远比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更重要。 广东除了广州和深圳两个中心城市,其实也是老老实实搞制造业,产业基础牢靠。赢在长久。佛山作为一个制造业城市,坚守数十年,最终一样可以厚积薄发,成就大器,所以,坚持制造业,并非没前途,未来十年内,在胡焕庸线以东,除少数全国和区域性中心城市,多数城市仍需制造业为根基。以佛山为代表的城市,其特点是本土经济、民营经济,实体经济,内生式发展,这种朴实厚重的发展模式,恐怕是多数城市的出路,决不可投机。这些年,中国发展最快的地方,如中部的武汉,南昌、长沙,郑州,中西部的重庆,成都,无不是老老实实搞制造业,实现工业倍增计划。

广东的另外一个启示,是形成混杂多远的产业体系。 相对于小国,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平衡的市场,决定了多种层次的产业体系,多种产业结构可以共存,这种特点,是中国、美国和印度这种经济与人口双重大国所独有的特性。

虽然东莞遭遇重创,但整体而言广东却并没有伤元气,这得益于其丰富多元的产业结构。

90 年代中期至今,广东形成了多种发展模式。一种是东莞模式,是外向型经济代表;一种是深圳模式,高新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发达, 2016 年,深圳市全社会研发占 GDP 比重提高至 4.1% ,仅次于北京。 一种是以佛山为代表的制造业基地,成为家电王国、木工王国、家具王国。本土经济强劲。以湛江、茂名为代表的地方,实行央地合作,部分类似天津滨海模式。同时,广东作为中国的经济龙头,孕育了广州和深圳两大全国中心城市,三产发达。全国四大名城,广东独居其二。这种 混合型发展模式,造就了混合的产业结构 ,增强了广东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3) 破除改革滞后社会的失衡,广东 应成为中国改革之胆

改革的头脑在中南海,改革的胆在南海。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众多重要改革均发轫于广东。在中国地方改革中,广东的改革实践至今走得最远。

对于目前的广东来说,存在三大隐忧,一是改革动力弱化,二是广东相对内地的制度优势逐步拉平,三是广东逐步内地化,形成了利益集团。

改革的本质,是杀出一条血路,所以,双引擎乃是奢侈,哪怕只是单引擎,仍可志远。最怕的是从国家到地方,动力均熄火。

在改革后期,整个国家的动力衰竭,各地的改革均出现一定程度的停滞乃至倒退,从本世纪之后,广东就没有推出影响全国的颠覆性的改革,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改革早期,广东往往能够在制度改革领域领先其它区域五到十年。全国四大特区中,有三个即在广东,凸显了广东在全国改革棋局中的地位。

至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改革试验区域逐步扩大至上海以及后来的天津与重庆,而自 2008 年开始之后,国家更是在几年之内,推出了数十个国家战略, 改革已成多点开花之势,不再寄希望于一城一地,特区不特,广东不广。

改革逐步呈现出 发散式的局面 。突破不再是沿海到内陆,而是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破局者。比如,在医保改革领域,率先改革和最彻底改革的地方并非广东,而是深居内陆的陕西神木。再比如户籍改革,比较富裕的沿海区域,如京沪广深等地,户籍反成为负担,无法进行大的改革。

早前,尊重市场、富有活力是广东的特点,而近年来,广东恰在这几个领域逐步弱化。

以深圳为例, 1995年前,深圳平均年龄为25岁,而自2005年以来,深圳人口的平均年龄,即逐步稳定在30岁左右,十年时间迅猛飙升,反映了深圳对青年人口吸附能力逐步下降。对新兴力量和新兴阶层形成了排挤效应。而早期以高效著称于世的深圳行政体系,亦逐步与内地趋同,开拓进取精神萎缩,改革锐气渐失。

虽然广东被称为民富,但劳动收入占 GDP 比例却逐年下降,同时,过去十年广东基尼系数呈上升趋势 ,阶层固化格局已形成,共享发展堪忧。

广州亚运会,深圳大运会,都曾大规模赶人,使部分弱势群体失去了热望,而近年深圳房价狂飙,对于创业创新,以及青年成长,都造成了巨大伤害,阶层利益的固化,社会活力的消退,改革精神的衰落,是对广东最大的戕害。

前几天偶然知道深圳曾有一个名叫 “原上草”的民间乐队,一时风靡南国 ,深受市民欢迎,如今业已解散,僵硬的管理,已经容不下一个乐队,需要深刻反省。

前人栽花,后人摘果。

一个富有活力,猛志改革的国家或者地区,必然是一个人人都愿意栽花的热土。早年的广东,就是这样的一块热土。

以深圳为例,从吴南生到梁湘、李灏、厉有为,早期的改革家,无不具备革命浪漫主义色彩和理想主义色彩。 袁庚的名言是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梁湘的名言是:“改革是一场革命”,从精神气质上说,他们既具备使命感,亦有颠覆旧世界的胆识与勇气。

而在 广东省层面,早期主政者,亦多为改革闯将 。从习仲勋,到任仲夷、林 若、谢 非,均高举改革大旗,其时的广东,充满活力与生机,滚滚江海带着草莽之气,呼啸而来。

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广东已跃居中国龙头十几年之久, 当初的改革者也形成了自己的利益,同时,第一代移民已经沉淀,通过新兴力量冲击改革的策略,逐步失效。

从耕耘者到收获者,日渐庞大的既得利益,形成对改革的巨大阻力,深圳最近十年呼声最高的行政三分制改革,最后无声无息。 改革与革命的逻辑类似,改革动力最强大,最容易成功的地方,都是一片贫瘠的地方。一旦成功,就希望刀枪入库,自我革命最难。

改革中后期,广东的主政者,多数来自外地,这源于改革时势的变化。随着中国改革的推进,区域竞争导致了地方主义的崛起,国家为平衡中央与地方,后期多安排空降兵主政广东,空降兵的优点是大局意识更强,自 2000 年之后,几乎所有主政广东的一把手,都成长为国家领导人。广东的改革大势,亦开始变化, 这种变化,很难说完全好,还是完全不好。就如一条激流,从前是自由奔腾,泥沙与巨石均夹杂其中,激昂而又带有一定不可控性,现在开凿了固定河道,河流从此有序,但是也失去了一些野性与冲击力

袁庚去世,举国哀悼。世人哀叹“深圳已无元根”,某种程度上,乃是对于深圳以及广东改革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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