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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仁凤“新生”第一年:谈了恋爱,14年冤狱后只想踏实生活

澎湃新闻  · 公众号  · 社会  · 2017-02-10 22:42

正文

澎湃新闻记者 袁璐 发自云南巧家


钱仁凤和家人的第一张全家福。 本文图片 澎湃新闻记者 袁璐


大年初三,晚上11点30分,山里冷透了。


钱仁凤将草绿色呢子大衣裹紧,双手抱紧自己的身体。一年过去,她的头发过肩,染成了栗色。


2017年春节前夕,钱仁凤和男友从广州飞回昆明,五个多小时的大巴车程在巧家县双河镇下车,再打摩的沿着三米来宽的山路盘旋而上。一个小时候后,进入南团村。


南团村嵌在海拔1700米的高山间,房屋排列整整齐齐,从远处看,好像吊在半山腰。


群山依旧,只是从前的木结构房变成了现在的钢筋混凝土,那一排白色是钱仁凤记忆里没有的。


2002年,17岁的钱仁凤在离家数十公里外的巧家县城一所幼儿园当保姆,她被认定为致使一名两岁女童身亡的投毒案凶手,以“投放危险物质罪”被处无期徒刑。2015年底,云南省高院对本案再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宣告她无罪。


经历一桩近十四年的冤狱,并活下来,意味着什么?


【一】


山间清风阵阵,阳光稀薄,漫过田坎打在钱仁凤的身上。


每个路过的村民,都冲她微笑,叫她小凤,并说上一句:“你太不容易了,终于熬出来了,现在样样都好了。”那种客气而羞涩的笑容,像是对待远方来的客人。钱仁凤也只是笑。


桌子上已经摆好了年饭:炖鸡汤、西兰花,小炒肉,炖猪腿。今年比去年“正常多了”,小凤心里更踏实,感觉愈加真切。


这次回家,钱仁凤从广州买了春联,苹果,瓜子,花生,玉米糖带回来。春联已经贴上,家人磕着瓜子摆“龙门阵”。


去年,在一种近乎“迷幻”的状态下,钱仁凤度过了自己出狱后的第一个春节。“今年我是个正常人,在过正常生活。”今年的笑声也替换了去年的哭声。


大年初一那天,钱仁凤发了一条朋友圈:“儿时的过年充满期待,童真。十七岁至三十岁的年是牵挂和思念,是奢求,无奈。如今是真实,是踏实,是满足,活着!”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的老布,在狱中生活五十年,出狱后外部世界的巨变让他迷茫无措:“我童年时只见过一次汽车,但现在到处都是……晚上我不能入睡,经常做噩梦。醒来时感到恐惧,要想一会儿才知道自己在哪儿。或许我应该用枪打劫,让他们送我回家……我不喜欢这个地方,我决定离开。”老布最终选择死亡。


但钱仁凤不打算像老布那样面对现实败下阵来——


首先,她遇到了爱情。男友白延平是四川泸州人,钱仁凤看中他的“真实,不虚伪”。


白延平现在是派出所的文员,负责整理内部材料,之前做过协警。通过亲戚介绍,他认识了钱仁凤,两人互加了微信。起初,两人聊天内容多数是钱仁凤的诉苦,“我每天在这里扫地。”钱仁凤语气里透着卑微。


“她是在考验我啊。”白延平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称自己并不知道钱仁凤之前的经历。


聊了一个月左右,两人约着见面。2016年4月8日那天,他坐公交车到钱仁凤所在的镇子,打的士进入她住的宿舍管理区。他打开车门,看到钱仁凤站在管理区门口,旁边站着她的一个同事。


“她很单纯,直白,没有心机。”在白延平眼里,钱仁凤和社会上其他的女孩儿不一样,“她在里面脱节了十多年,相当于一个十七岁女孩的思想。”


第一次见面的晚上,白延平回家后在手机上搜到了钱仁凤的新闻。新闻很多,他把所有内容统统看了一遍。


白延平觉得她“很不容易”,他又感到“自卑”:“在网上能搜到的都是名人”,而他“离过婚”,他担心小凤看不上自己。


刚交异性朋友,钱仁凤的亲戚朋友不放心,担心她上当受骗,打电话叮嘱她多个心眼,钱仁凤自然也提高了警惕。


在最初的一次聊天中,白延平得知小凤最想吃苹果。两人每星期见一次面,白延平搭地铁和公交到钱仁凤公司,有一次背着十斤的苹果,大汗淋漓地出现在她面前,“她在里面的时候,很难吃到一个苹果。”


送的次数多了,上一次的苹果还没吃完,又积上了,钱仁凤直接拿去送人,“以前最喜欢吃苹果,现在已经吃怕了。”


钱仁凤心疼他,“坐地铁公交挺挤,过来也挺累。”让他别背了,白延平不听,一背就是一年。后来,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


钱仁凤从监狱刚回家的时候,很多人上门提亲,和以前一样,她拒绝了。十多岁的时候,有人给她介绍对象,但她一门心思想出去闯荡,“女孩子还是要有自己的主见,我还是希望挣到钱靠自己,不是靠男朋友。”她对澎湃新闻说。


监狱的日子消磨了她十几岁时的爱情理想。如今,32岁的钱仁凤只想找一个依靠,扎扎实实地生活。


【二】


2015年12月21日,钱仁凤回家那天,村民都在村口等她,鞭炮噼里啪啦响着——她和家人抱成一团,哭成一团。


她自由了,清白了,却又不知所措。


刚回家没几天,侄子钱伦松跟着三娘钱仁凤到巧家县城办事,面前走过来几个身材魁梧的男人,“好像认识我一样,表情很凶。”她躲到侄子身后,一直嘀咕“赶紧走赶紧走”。那时,她恍惚觉得街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坏人,用恶狠狠地眼神盯着她,她感到害怕,直往后退。


她不敢一个人进巧家县城。十五年前,她从这里被抓走,带进监狱。现在,每次路过,恐惧感仍然如影随形。在她看来,追责没到位,事情就不算结束。


十五岁的钱伦松对澎湃新闻说,他对这个三娘的过去没有印象。一年过去,再见到她,感觉“至少现在她不像以前一样害怕了”。这次回家过春节,钱伦松发现:“三娘已经开始有自己的个性和想法了。”


她明确了自己喜欢的颜色,“黑色和白色”,也能松弛地和家人开玩笑了:白延平给二姐夫倒了一杯茶,对方不喝,钱仁凤笑着呵斥:“你不想喝他倒的茶噶,想喝我倒的啊?拿来,倒掉。”话音落,屋子里的人一阵哄笑。


在二姐钱仁琼眼里,妹妹比去年更加“洋气”,绿色呢子大衣,黑色皮裤,棕色短靴。“不像刚出来的时候,头发衣服都没有捯饬。”


大年初三晚上,家人围坐在一起,嗑瓜子,玩扑克,有说有笑,钱仁凤坐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她开始为家人谋划——大姐家五个孩子上学,她建议大姐和姐夫到广州找机会打工,“那边工地多,活儿多,比在家种田强。”


有时,钱仁凤也不甘心,她想凭自己的能力闯一闯,但她又胆怯,年少时的胆量也磨平了,“什么都害怕,越想做越害怕,害怕失败。”


过去一年,钱仁凤总忍不住回忆之前的监狱生活。这让她痛苦,她一个劲儿地提醒自己“往前看往前看”。忍不住想起的时候,她赶紧摇摇头,挣脱那些画面,“想活着就是幸运,就好多了。”但思绪总拽着她往回走。


白延平只要看到她沉默不语,就知道她心里一定有事,但他从来不过问,钱仁凤也不会主动说出口。接着,两个人一阵沉默。


去年7月8日,钱仁凤从广州返回昆明,参加国家赔偿的听证会,白延平不放心,非要陪她一起回。汽车沿着金沙江岸边的公路往上走,狭窄的路盘旋了数十个大幅度的弯,才延伸到南团村的家里。


钱仁凤能叫出这里每座大山的名字,记得每一个村民的名字。但她还是迫切地想离开。就像年轻时离开大山,出去闯荡的决心一样。


【三】


走出了监狱的大门,钱仁凤需要些时间将断裂的过去和现在衔接上。


2015年12月21日,她被宣告无罪释放后,在家休整了两个月,那时候,国家赔偿款没下来,打官司欠下的债,债主们都找上门来,她急切地想找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


广州一家国企的老总联系上她,愿意给她工作机会。昆明的一家保险公司也愿意提供一份销售工作,她拒绝了。刚过完年,她就去了广州,身无分文,揣着朋友借给她的1000块钱,“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侄子钱仁礼送她去的,进公司宿舍安顿好以后,侄子起身准备离开,小凤避开他的眼神,不敢看他离开。回忆当时,她“觉得自己像一个被遗弃孤儿。”


2016年,钱仁凤在广州一家国企里面工作,担任宿舍管理员和食堂物资监管员。这个职位是专门给她设的,宿舍空调电视等坏了报修,她要跟进,会议室餐厅等地方脏了,她负责打扫。


公司安排了一个老员工带着她做事,一个星期后,流程熟悉了,她拼命找事情做,同事问她:“你怎么都不休息,你不累吗?”“事情没有做完怎么休息呀?”“我们这个环境节奏比较慢,不要把自己弄得那么紧张。”


前半年,她都是这样紧绷的——在监狱里习惯了受支配,等待指示和服从规则。离开那样的环境后,她反倒有些手足无措。


连作息也没有跳出过去的轨道。公司规定8点上班,钱仁凤每个清晨6点起床,6点半开始上班,一直到上午11点;下午从两点半工作到5点半。同事都下班了,她还坚持要干到晚上10点左右,10点半准时睡觉。


同事叫她阿凤,比她年龄小的叫她钱姐。食堂里洗碗洗菜的阿姨都是广东人,说广东话,而小凤说云南话,彼此听不懂,在这种交谈的尴尬时刻,对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小凤逼自己说普通话,酝酿了很久,最后还是吐出一句带家乡口音的普通话。


她帮人洗碗拖地,食堂缺人手,她准会出现在窗口帮忙打饭。有时同事不领情,吼了她几句,她气哭了。


十几年与社会脱节,钱仁凤变得敏感,她小心翼翼又无所适从地过现在。


在广州和同事有了摩擦,她束手无策,心里难受。遇到烦心事,她渐渐会主动找同事倾诉,一些朋友同事“传授”她生存技巧:“宁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劝她无需计较,但她无法判断哪些是善意。


这让她感到人心复杂,“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吗?”说到这时,她不确定地问一旁的男友。


眼下的现实是,除了亲人,她几乎没有朋友。


钱仁凤在家乡的山坡上。


【四】


刚到广州,同事带她到繁华的闹市,行人车流穿梭来回,她站在大街上,感觉自己是多余的。“每个人都有目标和方向,只有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钱仁凤第一个月工资2300元,她寄了2000元回家还债,留给自己300元,大多数时间她闷在宿舍,因为“不出去玩不用花钱。”


广州对钱仁凤来说是陌生之地。同事知道了她的故事,不放心她一个人外出,总劝她待在宿舍里。


白延平也担心她被骗,经常提醒她,只要接到陌生人电话,提到钱立马挂掉,“现在冒充公检法的,各种中奖短信,甚至香港那边的打过来的电话,都是骗钱的。”


“刚去那边不习惯,好像还是在监狱里一样。”她社会化的过程很大程度通过白延平和她的同事们:白延平拉着她去看了第一场电影,去热闹的上下九步行街和北京路逛街。她对影院的一切充满好奇,大屏幕,立体声效,错落有致的舒适座椅——她只在小时候去过录像室,在村子看过一次免费露天电影,可个头矮小的她站到后面什么也看不到。


最初,公司里“90后”的年轻同事拉着钱仁凤去买衣服,她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衣服,也不知道如何搭配,甚至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款式。“那是我感到最自卑的时候,也是我回来面对社会自卑的时候。”


钱仁凤被同事推搡着往前走,同事都有自己中意的衣服、发型、饰品,她没有。她在服装店里徘徊了很久,拿起一件衣服又放下,最后同事帮她搭配了一件白色蕾丝连衣裙和一双黑色皮鞋,给她化了一个淡妆。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拍下一张自拍照。


相当长一段时间后,钱仁凤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她学会了在网上购物,挑选自己喜欢的衣服和生活用品。她最想去的地方是北京和上海,她也办好了护照,准备有机会的时候到更远的地方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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