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清三大造富浪潮，读懂中国财富流向

我是马江博，关注我，看清趋势与财富。（我在得到APP的政经趋势专栏《马江博·政经参考》（全年260讲）已上线，详情见文末）

今天谈谈财富。

在往期文章中，我们已经不止一次给大家强调过：在可预见的未来，普通人赚钱会原来越难，而且普通人赚钱的逻辑，会完全颠覆过去几十年被认为是“常态“的一些东西，并形成一套截然不同的财富效应体系。

说到赚钱，有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内核，虽然说起来容易，但普通人真正看清并付诸实践很难，那就是——哪里集聚的钱多，哪里赚钱的机会就多。

普通人想要切实做到：利用有限的资源、撬动足够大的杠杆、完成自身的初始财富积累，就需要尽量“往钱多处去“。

所以，今天我们就将通过回答”钱往哪去“这个问题，为大家全面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钱“在每个小时代的具体流向有何不同，以帮助大家深入理解未来的财富去向。

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按时间线上干货：

阶段一：百业开花期，地域是财富的主要决定因素（改革开放-2008年）

这个阶段，如果要问“钱往哪流“？随便找一个经历过这个阶段的人回答这个问题，可能都会脱口而出：我们那个时候，各行各业都有机会啊。

改革开放前，不管是最基本的住房/基建/教育、改善性的消费/服务，还是与创富直接相关的金融/制造/贸易……几乎你能想到的各个行业，都处于亟待开发的“原矿“状态，而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决定了这些“矿藏”注定是一座座富矿。

因此，改革开放一镐子下去，各行各业的需求如盈满的宝藏般涌出，突然涌现的巨量需求、加之尚处于起步阶段的生产制造，造就了这一阶段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的“供不应求”状态，中华大地上基本“什么都缺“，也自然导致这一阶段”供给什么就消化什么“，只有”尚未被生产出来的东西“，但很少出现”你赚不到的钱“。

虽然这一阶段处于各行各业都在“低头捡钱“的状态，但不代表没有钱多钱少的差别——而决定这个差别的关键变量，主要在于地域。

所以，如果带入到这个阶段渴望创富的普通人身份，我们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是地域——关注“圈画在哪里“。

最直观的例子就是：

当时享受到深圳在改革开放中的战略红利、以及看清了沿海贸易对于改革重要性毅然“下海“的普通人，不少都成为了新中国第一批白手起家的优秀民营企业家，再不济也成了虽然生意没能大规模铺开、但是仍然带着全家人奔小康的”暴发户“。

除了这批通过主动打拼、凭借个人努力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这一阶段“遍地开发“的时代特性，也造就了一批”被动富豪“——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刚好被“画在圈里“的第一批“拆迁户“：机场、工业、商业、住宅……只因时代红利带来的大量建设需求，就使这批人仅凭借地理优势成为了先富起来的一批。

总结一下，这一阶段普通人的“财富密码“，主打一个”指哪打哪，地域为王“；除此之外，投身的具体行业、家庭出身、个人能力等，我们现在看来对于创富而言同样直至关重要的其余因素，在政策导向和地域选择面前，都显得不那么紧要了。

阶段二：地产爆发期，行业成为财富的主要决定因素（2008年-2020年）

第一阶段中喷薄而出的百业需求，虽然一时间难以被完全消化，但随着长达30年的基建、工业、服务业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提升至一定程度，“供大于求“的状态在某个时点终将达到平衡。

从数据上看，2008年就是这个关键时点：据统计，2008年-2009年，国内录得亏损的企业数量，达到了近20年来的首个高点；

而实体经济经营者的实际体感也表明，经济发展阶段已经到达一个分水岭：

这个阶段明显能感到“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货物、房租等经营成本节节攀升，不断挤压着制造、商贸等实体生意的利润，发展到2011年，国内的通胀率水平甚至一度冲破了6%，给实体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成本压力。

于是，资本需要寻找下一个能快速增值的机会——而帮助其最终落脚的一个关键催化因素，正是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听到这儿大家可能有点一头雾水：金融危机对于宏观经济和普通人致富而言都是严重打击啊，怎么还能成为下一个创富机会呢？

先别急着下结论，这也是我们想通过一系列文章给大家传达的重要理念之一：分析一个热点事件或经济现象的时候，不能通过它表面传递出的积极/消极信号就轻易定性，因为政经历史教会我们最重要的一课是：“祸兮福所倚“，同一事件，放到不同的时间维度、不同的观察角度进行分析，很可能会出现状态的转化。

08年金融危机对于此后长达十年财富风向转变的意义也是如此：

”得益于“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家为了防止经济“硬着陆”的风险，推出了高达四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

市场上突然出现的巨量资金（结合当时的货币乘数，4万亿的货币供给量约等于给经济流通投放了20万亿的基础货币）的流向，就直接决定了下一个创富风口：房地产为主，金融为辅。

刚才提到当时实体经济利润已经在被不断上涨的成本逐渐摊薄，普通人认识到：新的时代背景下，已经很难再通过实体经营实现财富跃升。

当时，与实体领域“盈利难”现状形成鲜明对比的，恰是房地产和金融领域的“钱好赚”。

房地产市场在这一阶段的火热行情，一方面来自第一阶段，国内企业和居民已经完成“第一桶金”的积累，企业扩张、人民居住条件改善、福利分房制度取消，都为地产市场带来了更大需求；

另一方面，来自地方政绩考核的激励：

我们都知道，房地产发展的上游源头是拿地，而拿地的决策主体是政府。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使得土地出让收入可被完全划给地方政府，而且未纳入预算管理；

而随着2002年土地招拍挂制度的实施，为“土地财政”提供了制度基础，加之地方政绩考核体系“唯GDP论”倾向性日益明显——

土地，这个地方政府能全权掌握的、为数不多的实体资源，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地方政府拉动GDP、提升政绩表现的有力工具。

而这个时候流进市场的这20万亿新增的“纸面财富”，可谓是“加薪助燃”，给本已展露出爆火苗头的房地产市场填了一把柴——相较于做“费力不讨好“的实体生意，投进当时看来稳赚不赔的房地产市场，自然成了逐利资本的绝佳选择。

数据也不难佐证这个事实：

一二线城市房价过万也恰逢这个时间节点；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增速，也从之前几年几乎都保持在0度的斜率水平，迅速飙升至2008年之后持续十余年的45度斜率向上攀升。

正可谓“物极必反“，长期、稳定、快速的持续增长状态，不论是在物理规律还是经济规律上都说不通，这次也不例外。

阶段三：调控整合期，创新成为财富的主要决定因素（2020年-至今）

第二个阶段的音乐为什么停了？大家目前都身处局中，大抵无需我在这里展开啰嗦了，简而言之，用两个关键词就能概括：口罩、调控。

我们需要理解的，是驱动资本流动背后的底层思路，也就是“调控“这个人为动作的具体原因。

这轮高层之所以不惜付出各级政府财政收支吃紧、居民财富大规模缩水的巨大代价，也要坚决摆脱上一个阶段严重依赖的土地财政和地产驱动的经济繁荣，就是要从源头遏制地产经济所造成的：日益恶化的国民收入分配严重抑制民间投资‌和创新、产业结构发展不适应新时代需求等一系列后患无穷的弊病。

究其底层目的，自然是达成地产经济弊端的反面：在AI时代全面来临之际，抓住时代机遇，激发创新活力，用新技术替代旧产能，为整个国家更长足稳定的经济发展、以及在国际竞争中不落人后打下坚实的基础。

具体反映在政策上：

不论是宏观层面《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鼓励前沿科技发展的相关指导，还是资本市场层面“科创板八条”、鼓励并购重组等一系列服务科技创新、淘汰落后产能的具体举措，都表明下一阶段的政策导向和资本流向，必然是那些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企业和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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