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名称: 历史地理研究资讯
汇集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的各种资讯,包括开设历史地理学的院校介绍、历史地理学名家、历史地理学图书推介、讲座信息、会议资讯、学术信息及历史地理学相关研究的文章等。
目录
51好读  ›  专栏  ›  历史地理研究资讯

熊贤品 | 西周鄂国史二题

历史地理研究资讯  · 公众号  · 历史  · 2025-01-22 07:30

正文

期刊索引

《历史地理研究》2024年第2期,第137—144页


熊贤品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系,江苏苏州 215123




从西周鄂国史来看,疑尊、疑卣二器铭文“于卜噩(鄂)侯,于盩(盭)城”句,说明西周早期将鄂国封在随州附近的盩(即“盭”“厉”“赖”)。这可与随州安居的西周早期鄂国考古发现相印证,表明西周早中期鄂在随州地区。而《史记·楚世家》所记西周晚期楚熊渠“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的路线,可理解成“乃兴兵伐庸、杨,粤(越)至于鄂”,即其历程是从庸(湖北竹山)经杨(唐,随州西北),再到鄂(随州),行军路线一路东进。


作者简介


熊贤品,男,1986年生,湖北鄂州人,博士,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先秦史研究。





“鄂”是先秦古国之一,近来随着鄂北随州安居和豫南南阳夏响铺等地区考古发现的材料披露,鄂国史研究也有了新进展。[2]不过一些问题仍然存在,如疑尊铭文所反映的西周初期鄂国之封,西周中晚期楚熊渠伐鄂所在及其路线等。本文拟在已有成果基础上,就上述西周鄂国问题进行探讨,并请同好赐正。


《疑尊》《疑卣》“卜噩(鄂)侯于盩城”考

学界对西周鄂国地望存在争论。较早提出的是“东鄂说”,认为“鄂”乃江汉之鄂,即今湖北鄂州。[2]20世纪50年代徐中舒提出“西鄂说”,认为西周鄂国地望即南阳盆地内的西鄂故城,[3]此说一度获得较多支持。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使学界对鄂国地望有了更丰富的认识。关于这一时期鄂国的历史,除一些金文资料外,就是对一些出土器物进行研究。2007年11月,随州安居镇羊子山M4出土一批西周早期墓葬,李学勤认为这批器物当出自周康王或者周昭王时期,并推测西周鄂国的中心应在汉东随州一带。[4]从目前的材料来看,笔者认为这一意见是比较合理的。

相关器物仍有探究的空间,尤其疑尊、疑卣两件。两器曾于2011年在法国科雷兹省萨朗镇希拉克博物馆展出,并收入展览图录《东波斋藏中国青铜器和金器》[5]中。两器铭文相同,结合董珊[6]、李学勤[7]的考订,本文写定其释文如下:

隹(唯)中(仲)羲(□)子父于卜噩(鄂)侯于盩城,□兄(貺)□(耳?)于宋伯。公姒呼疑逆中(仲)氏于侃。丁卯,疑至,告,姒赏贝,扬皇君休用作父乙。

据此,学者进一步推断此二器为周成王晚期器,并指出铭文涉及西周王朝于成王晚期时建噩侯之事。[8]

董珊认为,由于“盩”“犨”音近,铭文中所见地名“盩”应当读“犨”(chōu),或即指南阳之鄂北部的犨城。也有学者认为此器铭文中地名“盩”应在今湖北随州一带,[9]笔者赞成这一观点。按,学界早已指出金文中所见“盩”可能为“盭”字之省,通“戾”,如《史颂鼎》铭文“盩于成周”之“盩”,此不赘述。[10]

春秋时有厉(也作“赖”)地,在湖北随州东北,与楚国关系比较密切。《春秋》鲁僖公十五年(前645)“齐师、曹师伐厉”,《公羊传》鲁昭公四年(前538)“遂灭厉”,都在此地。“盭”[11]“戾”古音为来纽质部,而“厉”“赖”古音为来纽月部,四者声纽相同,而韵部月、质旁转,故“盭”“戾”“厉”“赖”读音接近。

由此,疑尊、疑卣铭文中的“盩”,其地或即“盭”,亦即“厉”“赖”,在随州东北。关于铭文“于卜噩(鄂)侯,于盩(盭)城”句,董珊将前一“于”字训为往,李学勤认为“城”为动词,“于盩城”意为在盩地建造都城,李氏并将本句解释为“仲父去为鄂侯占卜建都之事”,正类似于《召诰》《洛诰》所记卜建东都洛邑之事。上述意见可从,由此结合本文考订看出疑尊、疑卣铭文所记载的其实是仲父为鄂侯占卜建都于随州附近“盭”之事。如果此释读成立,则正好可以与此前随州安居羊子山发现的鄂国相关考古发现相印证。

不过,“厉”本为古国,何以西周早期的鄂能封于此地?除依据早期的国名、地名常常相同,“盭”(即“厉”“赖”)或为地名外;也可能和厉地、厉国归属之变迁有关。

一般认为,随州附近的厉国至迟于西周初年已经立国。[12]从相关器物推测其始立国年代可能更为精确。如大保玉戈铭文如下:

六月丙寅,王在丰,命大保省南国。帅汉,遂殷南,命厉侯辟,用□(邾?),走百人。

此前多认为大保玉戈成于成王时期,甚至是成王前期。上述铭文中提到的人物“□侯”,一般释为“厉侯”[13],可从。也有学者释为“濮侯”[14],或不确。上引李学勤文指出,此器反映了厉国之初封。“厉侯”还见于周昭王时期的中觯[15]。上述大保玉戈、中觯铭文都是关于“厉国”存在的明确记载,表明至迟在周昭王时期,厉国已经存在了。

如果将大保玉戈成品年代定为周成王时期,意味着厉国当时已存在。这与有的学者主张疑尊、疑卣铭文反映了周成王晚期建噩(鄂)侯、封鄂国于盭的观点相矛盾。[16]不过,沈长云曾认为,成王早期面对东方叛乱,还无力经营南土。大保玉戈铭文书体、句式,所记载地点等都与“安州六器”相同,时间上也可与“安州六器”接续,故此大保玉戈和“安州六器”当是同一时期作品,即太保玉戈只能出自西周康王时期或成康之际,而不是成王时期。[17]沈氏这一观点是有可能的。据《史记·周本纪》,召公辅政至周康王时期,不必认为相关器物中凡见到“太保”者就定为周成王时期,而需要考虑具体历史背景。由此,大保玉戈所反映的西周封厉国,似乎只能在成康之际再往后了。

也就是说,疑尊、疑卣两器为周成王晚期器,铭文《疑尊》《疑卣》所见的周成王晚期封鄂国于盭,要早于《大保玉戈》所见成康之际后“令厉侯辟”的年代。从宜侯夨簋之铭文“改封于宜”等来看,商周时期存在诸侯国异地改封、封国迁徙的现象[18],盭从鄂国到厉国的变迁或正属于此范畴,恰添一个例证。在被改封为厉国之前,封鄂国于盭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从周代对南土的经营来看,封鄂的时间要早于封厉。不过何以鄂国会离开旧地而迁到安居,如《世本》载“唐叔虞居鄂”[19],或指彼时鄂国曾被晋国占据,这些目前还不得而知。

张海指出,“羊子山西周早期噩侯墓葬的发现,说明西周王朝很早便在羊子山附近建噩侯,《疑尊》《疑卣》中筑城的盩地应位于靠近羊子山的某处”[20]。黄锦前也有类似看法。本文认为疑尊、疑卣铭文“于卜噩(鄂)侯,于盩(盭)城”,表明西周早期将鄂国封在随州附近的“盭”。既有疑尊、疑卣铭文所见西周初期分封鄂国于随州的记载,以及安居羊子山的相关考古资料,上述出土文献、考古材料双重证据似乎都表明确如此前所认为的,西周早期鄂国应在随州一带。

《史记·楚世家》熊渠“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考

确定了西周早中期的鄂在今湖北随州境,随之而来的就是文献所见西周中期夷王时熊渠“伐鄂”的问题了。《史记·楚世家》载:

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

关于熊渠伐鄂之地“庸”的意见比较一致,多认为位于鄂西今湖北竹山县。有争议的是“杨粤”与“鄂”。关于“鄂”地的讨论主要还是聚焦于上文提及的西鄂与东鄂说两种。前者如《正义》引刘伯庄语:“地名,在楚之西,后徙楚,今东鄂州是也。”又引《括地志》云:“邓州向城县南二十里西鄂故城是楚西鄂。”后者如《集解》引《九州记》曰:“鄂,今武昌。”《正义》引《括地志》云:“武昌县,鄂王旧都。今鄂王神即熊渠子之神也。”李学勤、张正明、蔡靖泉、杜勇等学者的研究均倾向于“东鄂说”,即“鄂”在今武汉江夏区至大冶市一带。[21]

持“熊渠伐鄂”东鄂说的学者认为西鄂说的问题在于地理方面。如果认为当时的楚都丹阳在丹淅之会,那么楚伐鄂就是由襄阳而下,随枣走廊行进,但是这样沿途要经过绞、谷、邓、唐、厉等国。如果认为丹阳在今湖北南漳一带,那么伐鄂路线大体得顺夷水(今蛮河)渡汉水,穿宜城平原、越大洪山,沿途则有曾经打败楚国的卢、罗等。

但是“东鄂说”也缺乏依据。从禹鼎铭文等来看,曾、鄂是比较接近的,这是熊渠伐鄂之“鄂”在东鄂(湖北鄂州)无法解决的。“东鄂说”大多还认为熊渠伐鄂是源于楚国想夺鄂东南地区的铜矿资源。但根据近来研究,楚国占领鄂东南及铜绿山可能肇始于楚文王时期。[22]

上述对西鄂说的质疑未必可信。从诸侯国间的政治军事关系来看,公元前699年罗、卢联合打败楚国,时间是在西周之后的春秋早期。诸侯国间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以此论证西周时期的罗、卢和楚国敌对缺乏说服力。又有文献载“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可见当时楚国和汉南诸国的关系应该比较稳定,熊渠攻打鄂国时应当没太多后顾之忧。因此,[23]笔者认为熊渠伐鄂之“东鄂说”是缺乏依据的。

不过,从地理的角度看,“西鄂说”也难以成立。近年,有学者提出“熊渠伐鄂”随州说的看法。笔者也认同这一观点,试进一步加以分析。

“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一言中,除庸、鄂二处,“杨粤”一地也值得推敲。《索隐》云:“有本作‘杨雩’,音吁,地名也。今音越。谯周亦作‘杨越’。”关于其地所在,首先要注意一个问题,“扬越”(或“扬粤”“杨越”“杨粤”)为先秦文献中常见的词语,如:

(1) “扬越”,《史记·南越传》载:“秦时初并天下,略定扬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适徙民,与越杂处。”

(2) “扬粤”,《汉书》卷九五载:“南粤王赵佗,真定人也。秦并天下,略定扬粤,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适徙民与粤杂处”,颜师古注:“本扬州之分,故云扬粤。”

(3) “杨越”,《史记》记载吴起在楚国变法时有“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南收杨越,北并陈、蔡”。

(4) “杨粤”,《汉书》卷四九载:“臣闻秦时北攻胡貉,筑塞河上,南攻杨粤,置戍卒焉……杨粤之地少阴多阳,其人疏理,鸟兽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

据此,有学者指出作为古地名的“扬越”,广义泛指江南以至岭南广大地区,如上述《楚世家》熊渠所伐之“扬粤”;狭义的“扬越”则限于岭南地区,即包括秦代所置的桂林、南海、象郡三地。[24]因对“扬越”理解不同,对于《楚世家》熊渠伐“扬粤”所在,此前争议较大,如石泉认为杨粤应当在汉水中游两岸地。[25]其具体思路及不同意见略举如下。

一是从族名角度分析。有学者认为“杨粤”是南方越人的一支。据《史记·南越列传》载“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集解》引张晏曰“扬州之南越”,《正义》有“夏禹九州,本属扬州,故云杨越”,再结合“皆在江上楚蛮之地”,由此许多学者认为此杨粤在鄂东南、赣西北一带。陈树祥等则认为楚君熊渠在西周夷、厉世兴兵所伐之扬粤(越)地望,大概属扬越人西境,即今汉川南河乌龟山遗址至武昌放鹰台遗址一带的扬越人散居地。此外,李家浩认为“越章”可能是“杨越”的倒文,[26]即“杨越”是对应“章越”,但并未详细指出其所在。

二是从地理角度考虑。或认为“杨”指汉水中游的杨水,“杨越”即杨水流域的越人。据《水经注·沔水》载,“陂水又径郢城南,东北流谓之杨水……杨水又东入华容县……杨水又北径竟陵县西……杨水又北注于沔”,可知杨水流经江陵、华容、竟陵一带,北上注入汉水,流域大概在今荆州、天门一带。[27]或认为“穴”(匣纽质部)、“粤/越”(匣纽月部)古音接近,由此“杨粤”即“钖穴”,为鄂西北汉水流域古麇国所在。[28]或认为“杨粤”指“于中”,在河南内乡、邓县,与湖北襄樊间。[29]

依据上述几种思路,对“扬粤”所在大致可归纳为在今鄂东南、鄂中、鄂西北、豫西南四种。将其置于熊渠行军路线上看,以随州为终点,那么这几种情况都有较大迂回曲折。如依据第一种,要从鄂西北到鄂东南,再折回到鄂西北;第二种是从鄂西北打到鄂中江汉平原地区,又折回鄂西北;第三种,由于“锡(钖)穴”一般认为在陕西东南的白河县[30],照此说,就要从鄂西北向西北方前进,攻打至白河县后折回东南攻打至随州一带;第四种,从鄂西北出发向北进军,打到楚国南阳故地一带再折东南,重新攻打鄂西北。

笔者认为,“庸”“鄂”均为国名,亦为地名,故此处的“杨粤”也可能是地名,并非“杨”地之“越”族。而熊渠伐鄂的路线也不至于有巨大转折往返。队伍一路向东,从西边的庸(湖北竹山)开始,攻至杨粤,最后打到鄂国(湖北随州),更显合理,那么“杨粤”当在庸、鄂之间。

因此,“熊渠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一句可能需要做新的解读。联系“杨粤”有“杨雩”“杨越”等异写,从“越”的用法来看,如《尚书·微子》《史记·宋微子世家》中“殷遂丧,越至于今”,“越”意为“爰”[31],即“于是”之意。又如《尚书·无逸》载:“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孔传:“于是知小人之所依。”

所以笔者从文本断句着手,上引《楚世家》文句或可重新断读为:

熊渠乃兴兵伐庸、杨,粤(越)至于鄂。

新断读之“粤(越)至于鄂”,与《尚书·微子》之“越至于今”相类似。则文意变为“熊渠帅兵攻打庸、杨之后,于是就到达了鄂地”。

“杨”(喻纽阳部,三等)可读为“唐”(定纽阳部)。“杨”“唐”二者韵部相同,而声母喻定、为准旁纽,故古音接近。[32]文献中也有诸多用例,如王辉列举《战国策·赵策一》中“秦以三军强弩坐羊唐之上”,《史记·赵世家》则“羊唐”作“羊肠”。还有战国货币中有地名“唐是”,可能就是文献中在今山西洪洞县东南的“杨氏”。又如郭店楚简《唐虞之道》载:“汤吴之道,禅而不传”,其中“汤吴”即“唐虞”。[33]

由此,熊渠所伐之“杨”,也可能为先秦时期的“唐”。周代有姬姓唐国,《左传》宣公十二年(前597)记载“楚子使唐狡与蔡鸠居告唐惠侯”。杜注:“唐,属楚之小国,义阳安昌县东南有上唐乡。”[34]《水经注·沔水篇》释“安昌县”:“县,故蔡阳之白水乡也。汉元帝……分白水、上唐二乡为舂陵县。”[35]《后汉书》李贤注载:“蔡阳县,故城在今随州枣阳县西南。”[36]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载:“上唐乡故城在随州枣阳县东南百五十里,古之唐国也。”[37]学者多据此认为唐国在随州市西北唐县镇。[38]此外,《水经注·涢水》又有唐国或在随州市西境、涢水西(北岸)的郧阳镇至环潭一带。20世纪80年代以来,石泉提出春秋时期的唐国在河南唐河县南,[39]其后徐少华证成其说。[40]也有学者综合考察相关资料,认为唐国存在由南至北、由湖北迁至河南的历程,最初居于湖北枣阳东南、随州西北一带,于两周之际北徙河南唐河。[41]据此,则“熊渠乃兴兵伐庸、杨,粤(越)至于鄂”的历程,就是熊渠率军一路往东,从庸地(湖北竹山)起,攻下随州附近的唐国之后,继而打到在随州的鄂国。

除对断句的思考外,还有两个问题。第一,关于《楚世家》中“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的三王封地。这段记载发生在《楚世家》熊渠伐鄂之后,对于这一材料,随着清华简《楚居》的发现,出现两处争议。

一是《楚世家》熊渠三子的世系问题。由于《楚居》和《楚世家》所见熊渠三子世系存在差异,学者有了不同看法。如李守奎认为《楚居》所见熊渠及其三子,实际上是祖孙三代,证明《楚世家》世系不可信;[42]李家浩则认为《楚居》记载不能完全推翻《楚世家》熊渠三子之世系。[43]

二是熊渠三子封地的地理问题。随着《楚居》公布后随之而来的世系疑问,学界对《楚世家》熊渠封三子的真实性提出了疑问。李守奎依据《楚居》所载熊渠三子的世系,分析《史记·楚世家》的相关记载存在讹误,进一步指出“熊渠封三子”之说也不可信,可能并无其事。[44]对此,郑威也有近似意见,他认为“三子之王号最初可能仅是尊称或神号,经过长期的演化和整合,形成了三子皆称王的说法,并被《史记》吸纳和沿用,成为《楚世家》的一部分”。[45]尽管学界在《楚居》现世后对熊渠封三子的问题有了很多新探讨,本文暂基于旧识讨论,不多做延伸。

第二,是关于清华简《楚居》熊渠居地“先在夷屯,后徙发渐”的问题。很多学者认为《楚居》中的“夷屯”即传世文献中的“丹阳”,[46]至于其具体所在,有丹淅地区[47]、湖北宜昌和枝江一带[48]、湖北宜城市璞河镇一带[49]、湖北保康聚龙山至司空山一带的蛮河附近[50]等意见。也有学者认为河南淅川附近规模较大的周代遗址,或者淅川、西峡两县丹江以北、淅水下游两岸的较大型周代遗址,可能是《楚居》的“夷屯”[51]。还有学者认为“夷屯”的意思是“在夷水边围起的土台”,进而确定“夷屯”在保康蛮(夷)附近。至于“发渐”的地望,有宜昌、当阳至枝江一带[52],汉水中游以西的宜城、南漳一带及其以南[53],鄀西部的山地区域而非其东部的南阳盆地[54]等说法,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其具体所在尚不可知。

《楚居》熊渠先后居夷屯、发渐的记载,提供了《楚世家》熊渠“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的历史背景。结合《楚世家》所载战事及“庸”等的地理位置,则《楚居》“夷屯”在以丹淅地区的可能性比较大,而“发渐”应当也不会离此区域较远。由此,《楚居》所载熊渠先后居夷屯、发渐的地理位置与《史记·楚世家》熊渠“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的战事,是可以相互佐证的。

似乎可以推测,楚国攻打鄂国应与西周晚期鄂国率淮夷与周作战,导致周在鄂西北地区的政治格局动荡有关。在鄂国战败失利之后,楚国又趁机攻打鄂国及其附近之唐国。可能在唐败于楚,鄂双重战败于周、楚之后,才逐渐北迁至河南南阳地区。这亦即在河南南阳夏响铺发现西周至春秋时期鄂国墓葬,与春秋唐国位于河南唐河之背景。当然,上述只是推论,还有待进一步检验。

结语

本文所讨论的西周鄂国史两个问题,疑尊、疑卣铭文“于卜噩(鄂)侯,于盩(盭)城”一句,其中地名“盩”或读“盭”(即“厉”“赖”),不指南阳,而在随州东北,即西周早期将鄂国封在随州附近的盩(即“盭”“厉”“赖”)。这可与随州安居西周早期鄂国考古发现相印证,表明西周早中期鄂在随州地区。又有讨论《史记·楚世家》所载西周晚期楚熊渠“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的进攻路线,此前多将“杨粤”作为一词,解读为族名或相关地名进行定位和分析。本文联系清华简《楚居》熊渠先后居夷屯、发渐的记载,提出“杨粤”或应拆分,文本遂变为“乃兴兵伐庸、杨,粤(越)至于鄂”,即从庸(湖北竹山)经杨(唐,随州西北),而至于鄂(随州),行军路线一路东进。以上所论,笔者不敢自以为必是,尚祈同好批评教正。


致 谢 非常感谢诸位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谨致谢忱!



注释(滑动以查看全部)


[1]  近期相关研究成果,如李学勤: 《由新见青铜器看西周早期的鄂、曾、楚》,《文物》2010年第1期;傅玥、高旭旌: 《从羊子山M4青铜器群看西周鄂国的地望》,楚文化研究会编: 《楚文化研究论集(第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60—368页;徐峰: 《西周鄂国地望略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编: 《三代考古(五)》,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9—234页;曲毅: 《古鄂国考(商至西周)》,大冶市铜绿山铜矿遗址保护管理委员会编: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二)》,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41—351页;黄尚明: 《从考古新材料看鄂国的历史变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陈荣军: 《新出金文与鄂国历史地理问题探析》,《中华文化论坛》2016年第4期;蔡靖泉: 《鄂国史迹与楚人至鄂》,《湖北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杜勇: 《新出金文与鄂国史地问题考辨》,《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黄凤春、王龙明: 《鄂国由姞姓向姬姓转变及其迁徙的背景分析——兼论鄂国灭国后应属汉阳诸姬之一》,《中原文化研究》2020年第6期;徐少华: 《关于南阳夏饷铺鄂国墓地的几个问题》,《江汉考古》2022年第2期;曾芬甜: 《再议夏饷铺鄂国族姓、时代问题》,《出土文献》2022年第2期。

[2]  刘翔: 《周夷王经营南淮夷及其与鄂之关系》,《江汉考古》1983年第3期。

[3]  参阅徐中舒: 《禹鼎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

[4]  李学勤: 《论西周时期的鄂国》,《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4期。

[5] [6] 董珊: 《疑尊、疑卣考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9期。

[7] 李学勤: 《疑尊、卣别解》,《饶宗颐国学院院刊》2014年第1期。

[8] 张海: 《疑尊、疑卣铭文及相关历史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5期。

[9] 黄锦前: 《曾鄂史地二题》,《文物春秋》2021年第4期。

[10] 马承源主编: 《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三)》,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300页;王辉: 《商周金文》,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238页。

[11] 参考徐在国撰“盭”字条,李学勤主编: 《字源》,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7页。

[12] 徐少华: 《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8页。

[13] 李学勤: 《太保玉戈与江汉的开发》,《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9页。

[14] 蔡运章: 《论太保玉戈铭文及相关问题》,《甲骨金文与古史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页。

[15] 《集成》6514。

[16] [20] 张海: 《疑尊、疑卣铭文及相关历史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5期。

[17] 沈长云: 《谈曾侯铜器铭文中的“南公”——兼论成康时期周人对南土的经营》,《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1期。

[18] 于薇: 《西周封国徙封的文献举证——以宜侯夨簋铭文等四篇文献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1辑。

[19] 宋衷、秦嘉谟等: 《世本八种》,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0页。

[21] 李学勤: 《论周初的鄂国》,《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4期;张正明: 《秦与楚》,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页;蔡靖泉: 《鄂国史迹与楚人至鄂》,《湖北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杜勇: 《新出金文与鄂国史地问题考辨》,《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22] 陈树祥、罗晶晶、赵艺博: 《楚国经略鄂东南铜矿资源的考古学观察——以铜绿山等地考古发现为例》,《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23] 罗运环: 《安居新出鄂侯诸器与楚熊渠所伐鄂》,《出土文献与楚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11—112页。

[24] 陈国生: 《“扬越”我见》,《天府新论》1999年第1期。

[25] 石泉: 《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0—191页。

[26] 李家浩: 《清华战国竹简中的酓□、酓执和酓綖》,《出土文献(第3辑)》,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3页。

[27] 〔北魏〕郦道元注,陈桥驿校证: 《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69—670页。

[28] 叶植: 《试论楚熊渠称王事所涉及到的历史地望问题》,楚文化研究会编: 《楚文化研究论集(第4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5—405页。

[29] 段渝: 《楚熊渠所伐庸、杨粤、鄂的地理位置》,《历史地理》第8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0页。

[30] 钱林书编著: 《续汉书郡国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89页。

[31] 王云五主编,屈万里注译: 《尚书今注今译》,中西书局2015年版,第90页。

[32] 王辉编著: 《古文字通假字典》,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23页。

[33] 白于蓝: 《简帛古书通假字大系》,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33页。

[34] 〔晋〕 杜预注,〔唐〕 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左传正义》,〔清〕 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81页。

[35]〔北魏〕 郦道元注,陈桥驿校证: 《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65页。

[36]《后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页。

[37]《史记》,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405页。

[38] 黄旭初、黄凤春: 《湖北郧县新出唐国铜器铭文考释》,《江汉考古》2003年第1期。

[39] 石泉: 《古代曾国——随国地望初探》,《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

[40] 徐少华: 《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第61页。

[41] 叶植: 《汉淮间诸侯国及其与楚的关系初探》,王光镐主编: 《文物考古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5页。按: 认为春秋时期的唐国在河南不在湖北的可能性确实比较大,但若认为西周时期的唐国也在河南唐河,目前来看证据比较薄弱。笔者认为唐国存在迁徙之说当比较合理。

[42] [44] 李守奎: 《根据解读史书中熊渠至熊延世序之混乱》,《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

[43] 李家浩: 《清华战国竹简中的酓��、酓执和酓綖》,《出土文献》第3辑,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1—14页。

[45] 郑威: 《熊渠封三子史料性质小考》,《江汉考古》2011年第1期。

[46] 李学勤: 《论清华简中的古史传说》,《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

[47] 杜勇: 《清华简所见楚人早期居邑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11期。

[48] 李家浩: 《谈清华战国竹简的“夷”及其他——兼谈包山楚简的“人”等》,《出土文献》第2辑,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55—66页。

[49] 赵炳清: 《周昭王南征与楚国的地域范围》,《长江文明》2021年第1期。

[50] 笪浩波: 《清华简与楚国都城探研》,武汉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01页。

[51] 尹弘兵: 《楚族、楚国与楚文化的起源及早期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40页。

[52] 牛鹏涛: 《清华简与楚都丹阳》,《文史知识》2013年第6期。

[53] 夏麦陵: 《清华简中夷屯和发渐地望试探》,罗运环主编: 《楚简楚文化与先秦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19页。

[54] 高崇文: 《从曾、鄂考古新发现谈周昭王伐楚路线》,《江汉考古》2017年第4期。

编 辑:任安冉

审 核:程心珂



信息来源

转自历史地理研究编辑部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号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微信公号投稿微信:15285546050

历史|地理|研究|资讯


欢迎专家学者、相关研究机构给历史地理研究资讯微信公众平台投稿,传播历史地理学的前沿动态、学术研究成果等等,惠及学林!


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微信:15285546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