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袁世凯晚年称帝复辟之举，堪称葬送了前面大半生的大好开局，弄得晚节不保，最终落下个“窃国大盗”的恶名。根据成王败寇的传统，袁世凯立马变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独夫民贼，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承受骂名。其中对袁的一项指控，就是他背叛了谭嗣同，直接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
但综合后来陆续浮出水面的种种资料来看，袁世凯虽然有过告密行为（这一点袁在自己的日记中也大方承认），但这并不是造成戊戌变法失败的直接原因。
早在戊戌政变（1898年9月21日）的半个月以前，政治嗅觉敏锐的人早已闻到山雨欲来的气息。在9月4日，礼部发生“六堂官事件”；9月5日，光绪任命谭嗣同等四军机章京参与新政。
这两件事加上后来光绪欲设立“懋勤殿”和召袁世凯进京，想自己亲抓政权军权，如此的僭越举动已经让慈禧觉察到了危险。帝党与后党之间的矛盾渐渐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
所以，慈禧在正式发难的十多天前，已经开始着手结束戊戌变法。袁世凯的告密，只是让慈禧扩大了打击力度，让本来只需被革职处分的戊戌六君子，最后遭受了极刑，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袁世凯出卖谭嗣同，不但不是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甚至不是慈禧发动政变的直接导火索。此次事件中的这位关键先生，其实另有其人，这个人叫做杨崇伊。
杨崇伊时为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是个言官。杨是江苏常熟人，与翁同龢是老乡，但两人在政治立场上是对立的。翁是光绪老师，属于帝党，而杨崇伊则是个不折不扣的后党人物。
杨崇伊在任上，多次充当了慈禧一派的喉舌，如上奏参劾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使其关门、参倒珍妃的老师文廷式等。而他政治生涯中最为高光的时刻，莫过于在戊戌年间，向慈禧上的一封恳请太后“训政”奏疏之时了。
杨崇伊算是个政治投机客。他足够聪明，在戊戌变法后期，察觉到了帝后之间的矛盾，以及慈禧想重掌大权的欲望。但是慈禧想重新干政，不能自己来提这件事，而必须让旁人出面“恳请”，形成舆论，她才好“不得不”出山掌权。
杨崇伊深知，身为一名言官，想要从千军万马中脱颖而出，必须得到太后的赏识。比如张之洞，就是个教科书般的例子。当年他凭着一份奏折，博得了慈禧的欢心，一夜之间连升四级，现如今已官至封疆大吏。
杨崇伊想当第二个张之洞，于是下决心要抓住这次机遇，在慈禧太后面前好好露一次脸。既然知道太后需求是什么，有了命题就好作文了。最后杨崇伊写出来的这篇载入了史册，吁请慈禧训政，并直接结束了百日维新的重量级奏折，正文仅有465字。
奏折写好之后，呈递给太后的过程却并不顺利。首先，请慈禧“训政”这种大事，需多位朝廷大员联合提出，形成“联章”，才有说服力。而杨崇伊为小小一御史，独自上奏，乃是妄议中央。可是杨崇伊找人和他联名时，同僚们都纷纷表示不愿意冒这个风险，就连他的老师王仁和，都送给他四个字，“无牵老夫”。
在实在找不到人愿意联名上奏的情况下，杨崇伊只好冒险独告。但他没有权利直接向太后上书，需要通过亲王或者军机大臣代为呈递。最后，杨崇伊选择了庆亲王奕劻。
根据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中的记载，庆亲王一开始没领悟到太后的心思，对杨崇伊的请求面露难色。杨便威胁他道，“王爷不代奏亦可，但这并非御史的意思”，说完拂衣而去。庆亲王也是一点就通，连忙叫住了他，拉着一起去颐和园觐见慈禧。
慈禧见只有杨崇伊一人独奏，没有达到她预想中百官纷议的效果，心里有些不满，说：“这是国家大事，杨崇伊小臣，安敢妄言？须严办。”但随后，慈禧马上给了个台阶下，问庆亲王对此意见如何。最后得到庆亲王肯定的答复后，慈禧立刻便说：“既然你们意见相同，我今日便回宫。”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本区区四百多字的奏折，其实里面也没多少干货，大多数都是老调重弹。主要还是控告康有为等维新党人妖言惑众、迷惑君心，借口变法、安插党羽等。另外上面还专门提到了维新派欲聘请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为顾问，出卖祖宗社稷一事。
“风闻东洋古相依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然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依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
结合后面杨深秀和宋伯鲁等人提议中日英法四国合邦的奏折来看，杨崇伊在这里的猜测也并非空穴来风。
不过这里杨崇伊猜测也好，造谣也罢，慈禧太后其实并不在乎。甚至“训政”奏折只有一人署名，篇幅只有短短四百字，这些细节都可以忽略，她需要的，只是有人出来帮她提出这件事而已。
所以，在读完这封奏折后，慈禧马上就从颐和园返回紫禁城，准备随时收网，发动政变。而袁世凯向荣禄的那起告密事件，还在两天之后。
那位有着“首告”、“独告”之功的杨崇伊，事后虽然得到了慈禧的几句夸奖，但并未从此一举飞黄腾达。杨崇伊自以为凭一己之力助慈禧重掌了大权，殊不知在这场权力大戏中，其实他也只是慈禧手中一颗小小的棋子而已。
即便没有杨崇伊，也会有张崇伊、李崇伊出来帮助慈禧完成他的计划。在慈禧的目的达到后，杨崇伊也成了一枚弃车，失去了最后的利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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