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雅旧人（二）
陈远 辑
1918年，梁启超同蒋百里等人同游欧洲，回来之后，蒋百里写了一本小书叫《欧洲文艺复兴时代》，请梁启超作序。梁启超动笔之后，觉得“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因是有感而发，于是就“既下笔而不能收”，越写越多。等到写成，蒋百里一看，好家伙，长得实在是喧宾夺主，没法用，只得另请人写。梁启超只好把这序题了书名《清代学术概论》单独出版，反过来又请蒋百里为他的“序”再写序。蒋百里写道：“方震（即蒋百里）编欧洲文艺复兴史，既竣，乃征序于新会（指梁启超），而新会之序，量于原书相埒，乃别为《清学概论》而复征序于震，……”幸好，蒋百里没有像梁启超那样作序，否则这会序来序去，没完没了了。
1919年梁漱溟任北京大学讲席时，忽接得熊十力从天津南开中学寄来一明信片，略云：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一文，我见到了，其中骂我的话却不错；希望有机会晤面仔细谈谈。
刘师培
1919
年，刘师培肺病加剧，感到来日无多，一天凄然地对黄侃说：“吾家四世传经，不意及身而斩。”黄侃安慰说：“君今授业于此，勿虑无传人。”刘说：“诸生何足以当此。”“然则谁足继君之志？”“安得如吾子而授之。”黄侃起身道：“愿受教。”第二天果真带着礼物前去拜师，扶服四拜，刘立而受之。当时黄刘二人名气相差无几，且刘仅年长二岁，黄拜刘为师令许多人不解。连章太炎也不以为然：“季刚小学文辞，殆过申叔（即刘师培），何遽改从北面？”黄答：“予于经术，得之刘先生者为多。”
“五四”前后，黄侃对新文化运动很不以为然，尤其对于写白话文、做白话诗而暴得大名的胡适看不顺眼，便常常与他作对。一次他对胡适说：“胡先生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我看你未必处于真心？”胡适听了不解，问道：“黄先生此话怎讲？”黄说：“如果胡先生你身体力行的话，大名就不应叫‘胡适’，而应改为‘往哪里去’才对呀！”胡适听了，一时竟然无言以对。还有一次上课，话题讲到白话文言问题，黄侃又以胡适为靶子。对学生说，其实白话文与文言文孰优孰劣，用不着多费笔墨官司，只要随便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问题。比如说胡适的妻子去世了，家里只要发电报通知胡适，如用文言文，只需“妻丧速归”四字即可；如要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