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日常阅读14丨罗岗：如何面对电子时代的  “史料学转向”

最近在读的专业领域的新书，可否推荐一两种（近三年的书都算新书，我们想借此了解一下学科内的新消息）？

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有所谓“史料学转向”一说，对这一现象自然是有赞有弹，但不容忽略的是，一方面固然因为这一领域再也不能如1980年代在“历史观”更新的意义上，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这样影响深远的研究范式，而随着问题意识的淡化以及学科体制的深化，更中立化同时也更学院化的“史料研究”自然获得了更多的青睐，不仅可以巧妙地规避“史观”和“史识”的难题，也能够以“资料整理”、“年谱长编”甚至“数据库”、“资料库”的形式获得更多的项目资助；另一方面则是互联网为各种资料的查找提供了极大的便捷，“e考据”的广泛使用，不只是由于大量珍稀资料被数码化，还有多种语言和多种搜索引擎的使用以及被网络联系在一起的“旧书业”，使得资料获取的速度和广度都有极大地提升。“全球史”研究的兴起以及“思想史研究”的“国际转向”，其实都与“数码人文”带来的“史料学转向”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史料学转向”也有部分内在于这一学术脉络，譬如我手头这篇 张历君老师写的《历史十字路口上的见证：梅兰芳、特列季亚科夫与爱森斯坦》（载《字花》第74期，2018年7-8月号） 就非常有意思，文章提到的曾在北京大学教过书的苏联教授特列季亚科夫（Sergei Tretyakov），学中国现代文学的人或许更熟悉他的中国名字“铁捷克”，田汉当年曾有意在南开排演他和梅耶荷德的《怒吼吧，中国！》，但可能人们不知道的是，特列季亚科夫之所以广为人知，不只因为他是梅耶荷德的合作者，他也是最早将布莱希特的作品译成俄文的翻译家，特列季亚科夫所提出的“行动的作家”（the operating writer）的概念，更成为本雅明1934年撰写的著名论文《作为生产者的作者》中重点探讨的议题，而且他喜欢传统中国戏曲，在梅兰芳访问苏联期间发表过多篇戏评，使得布莱希特和爱森斯坦从各自“先锋艺术”的角度吸取了梅兰芳戏曲表演的养料……试想，如果没有“跨语际”的多种资料的发掘，恐怕很难构筑出这幅“左翼现代主义”与传统中国戏曲之间具有历史联系的图景。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如何抽象地评价“史料学转向”，而是已有的研究怎样面对史料发现的挑战。 假如仅仅是将发掘出来的史料纳入已有的研究框架中，实在是意思不大 ，借用冯象老师常用的说法，这样的工作也许在不远的将来都由“人工智能”承担了——随便插一句， 冯老师的《我是阿尔法》 最近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简体字版也很快要面世，值得一读—— 史料发现的速度与广度的极大提升，必然对史料阐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再次推荐 洪子诚老师的《材料与注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关于这本书，可以展开的话题很多，我曾经在上海师范大学组织过一次读书会，讨论了一个下午，大家还意犹未尽。这儿只举一个例子来谈谈。1957年2月16日上午11时至下午3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相关人士，谈文艺、学术和百家争鸣方针等问题，其中相当多部分涉及到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和对小说的批评。洪老师的书中披露了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我核对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在第76至78页也记载了毛泽东的这次讲话，但谈话内容显然经过编辑、整理和删改，远不如洪老师书中所记录得那么丰富、详实和生动。

本此活动中第二次被推荐的《材料与注释》

小编已经打算下单了

毛泽东在颐年堂的讲话中，一方面他对王蒙有肯定也有批评，但以肯定为主，即使批评，也要以帮助被批评者为目的：“王蒙是不会写。他会写反面人物，可是正面人物写不好。写不好，有生活的原因，有观点的原因”，“王蒙的小说有小资产阶级思想，他的经验也还不够。但他是新生力量，要保护。批评他的文章没有保护之意”，“王蒙是片面性，只有反官僚主义的一面。我看他的文章写的相当好，不是很好”，“对王蒙作品赞美、骂，都是两面性。王蒙有两重性，一是好处，一是缺点。一点里有两点，一个事物包含两个不同的侧面。商品有二重性，王蒙也有二重性”；另一方面则是对批评王蒙的文章很不满意，按照郭小川日记的记载，“主要是李希凡和马寒冰对它的批评。主席特别不满意这两篇批评。它们是教条主义的。他指出：不要仓卒[猝]应战，不要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在批评时要搜集材料，多下一番功夫。而在批评时，应当是又保护、又批评，一棍子打死的态度是错误。”毛泽东对他曾经推崇过的“小人物”李希凡也毫不客气，“李希凡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党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了，使人读不下去。文章的头半截使人读不懂”，但为什么当年生龙活虎的“小人物”也会变成“教条主义者”呢？这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教条主义的文章干巴巴，简单化，不能说服人。教条主义滋长，是因为当了政”，“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所以，毛泽东看重王蒙这篇小说，端在于“他暴露了我们的缺点，不能用李希凡那样的批评”。如此一来，在毛泽东的眼中，王蒙的小说及其批评实际上成了“当政”之后的“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的“症候”，所以他强调“现在的危险是以为天下太平了，因此看见王蒙的批评就不高兴”。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的谈话是将对王蒙小说及其批评的看法穿插、镶嵌在他讨论国际形势（“我们的同志就是怕，怕匈牙利事件。我看匈牙利事件也没有什么不好，要讲辩证法，要懂得事物的两面性，不这么一闹，就没有真正好的匈牙利”）、回顾革命历史（“过去延安整风，我们不是说过‘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吗？我们有些同志不喜欢治病救人，而是庸医杀人。对小资产阶级应当用适当的方法将他们改造。”）、展望遥远未来（“实际上，一万年以后还有非马克思主义。而且，有一天马克思主义自己也要完毕。五百年以后怎样设想？将来的世界，阶级斗争完了，马克思主义有些东西就没有用了。宣布自己是永恒真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将来没有阶级斗争，但有新的斗争。那时社会科学领域内就会有新的学说出来”）以及面对当下此刻（“现在是大变动的时期……是有官僚主义。我们党的威望大，靠党的威望，官僚主义就横行霸道，违法乱纪，是不是应该揭发？……对付官僚主义，最好是罢工、罢课、打扁担，因为老不解决问题嘛”）……等重要话题之间，也意味着如要比较全面地把握王蒙小说及其批评的意义，不能局限于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范围，必须重返“围绕王蒙及其小说”的时代语境。

回到当时的语境中，简单地讲，苏联的“非斯大林化”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波匈事件”引起的风波，特别是“匈牙利动乱”的后果，给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敲响了警钟，使他们看到，已经取得胜利的政权还是有可能丧失的。这种危险的国际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和国外的反动势力，他们企图与国内的反革命力量相呼应，最终推翻共产党政权；但经过土改到合作化等一系列社会改造运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反革命力量”即使没有完全铲除，也难以掀起大浪，“江山变色”的国内根源更在于执政党沾染的脱离群众的作风及其所采取的错误的方针政策，由此引发了人民大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因此，今后中共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解决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如何克服执政中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问题。于是，毛泽东向党和政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课题，同时决定开展整风运动，希望采用民主的和开放的方式，祛除共产党干部执政不久便沾染的不良作风和旧弊陋习。所以，毛主席反复强调“现在的危险是以为天下太平了，因此看见王蒙的批评就不高兴”，这才是当时为什么要“反官僚主义”的关键所在，也构成了站在不同立场的人如何接受、解读和批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前提条件。

通过这个例子，不难看出围绕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相关史料的重新发现，将会如何牵一发而动全身，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当代文学、当代思想和当代史的诸多问题，这就是“史料学转向”有可能带来的新的刺激和活力。

涉猎所及的专业外的新书，可否也推荐一两种？

我还想沿着史料的发现再说两句。随着新的材料不断地出现，我们不仅可能改变对某些事件的认识，甚至会重新发现某些思想家的潜能。 阿尔都塞 就是一个例子，在他身前，无论是赞同也好，批评也罢，对阿尔都塞思想的理解基本上依靠的是他1960年代到1970年代中期公开发表的文献，特别是他的《保卫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但在他死后，大量的遗稿被整理出版，其数量远远超过原有的公开发表的著作。即使已经发表的著作，随着遗稿的出版，会发现原来只是一个更庞大的写作计划的组成部分，譬如他那篇著名的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文章，就是1971年从当时一份还没发表的手稿《论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中抽出来的公开发表的。所以，阿尔都塞当年的学生巴利巴尔说，他的老师在被遗忘了好些年之后，现在似乎又被人们重新想起，并且引发了新的研究和思考的兴趣，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位哲学家大量的未刊稿在身后出版，非常明显地改变并扩展了我们对他的思想的认识。

按照日本学者今村仁司的说法，秘密的阿尔都塞隐藏在公开的阿尔都塞后面，人们所“知道”的阿尔都塞，只是从他写的庞大的原稿一部分中所能“窥见”的那个人。 值得欣喜的是，陈越老师主编的中文版《阿尔都塞著作集》使我们能更多地看到阿尔都塞的“秘密”。这套著作集已经出版吴子枫老师翻译的《政治与历史：从马基雅维利到马克思》（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 ，这是阿尔都塞从1955年到1972年在巴黎高师开设的哲学史课程的讲义，其中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1972年关于马基雅维利的讲义，就是那篇《马基雅维利与我们》，中译本早被收入陈越老师主编的 《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

读过《马基雅维利与我们》就知道，阿尔都塞的讲义不是学究气地梳理政治哲学史，而是以自己独有的方式“阅读”那些经典文本，并藉此展开理论斗争和思想实践。 陈越老师概括为“从左边阅读思想史”，我觉得很精辟。 阿尔都塞自己则说：“在人类文化史上，我们的时代可能有一天会表现为这样的时代，它的标志就是人们做出最具戏剧性的、最艰苦卓绝的尝试，去发现并领会那些最‘简单的’生存行为如看、听、说、读的含义。这些行为使人们和他们的作品发生关系，并和那些在他们嘴里要说出来还未说出来的作品即他们‘作品的不在场’发生关系。”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当年的另一个学生、后来与老师分道扬镳的朗西埃把这段话称为“确立了整整一代人任务的这几行文字”，并认为正是某种关于阅读的观念“支撑着阿尔都塞的全部事业”。在这儿，“阅读”不是一种纸面上的行为，而是一种“斗争的策略”，一种广义上把握、反思并能动地改变“人们”和“他们的作品”之间关系的“实践”。

可有个人受益最大、常读常新的经典（一种或两种）？还请简短介绍介绍。

经典要想常读常新，大概只有采用阿尔都塞的“读法”才行吧？当然也许会有人说，还是施特劳斯的“读法”更靠谱？问题在于，不只是对“经典”的选择，即使面对同一经典，对“读法”的不同选择也意味着“理论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吧？

由于这几年都给学生讲鲁迅，所以读的最多应该是鲁迅，手边翻看最多的是 《鲁迅全集》编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按照编年顺序读鲁迅，与以往以作品集为单位的阅读很不一样，常常有意外的发现，不断地意识到鲁迅不同文类的书写之间其实有相当强烈的互文关系，进而挑战原来已经形成的对鲁迅作品的“成见”。坦率讲，我个人很享受这个过程，而且不是所有的作家都经得起这样反复的“重读”。

至于说到“受益”，正好有阿尔都塞论鲁迅的一段话，放在这儿，搁在今天，也许真得比较合适——

他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在战斗着，先是作为反叛的知识分子，然后是作为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与“传统知识分子”战斗。我们不了解那些知识分子，只知道他们产生并根植于中国社会许多世纪以来“封建”帝国的历史，无论是在语言、意识形态，还是在实践方面，鲁迅和他们之间没有丝毫共同之处。他与那些仅仅是作家的人战斗，但却深入到日常生活的细节中。他与那些既定秩序的“意识形态官吏”们战斗，他们掌握并维护着再生产的规则、咒语和礼仪规矩。鲁迅就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代表，独自一人或几乎是独自一人，身边只有不多的朋友和青年，而他们许多人也都投入了战斗。 （《阿尔都塞论鲁迅》，吴子枫译，载《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4期）

比较常读哪些纸质刊物（专业或非专业均可，应为纸质版）？

常读的有 《读书》和《书城》 ，这两种杂志的开本比较舒服，适合带在路上阅读，有空就拿出来翻几页，很方便。其它杂志都笨重得很，几乎没有兴趣翻看。

《思南文学选刊》

需要特别推荐的是 《思南文学选刊》 ，已经办了一年多，虽然名字叫“文学选刊”， 其实内容不限于文学，而是故意打乱文类，将文学与非文学的书写编织在一起，产生某种“混搭”的效果 。譬如我手边的这期，李零的《东方既白》和保罗·克洛岱尔的《西班牙绘画》就放在了同一栏目下，让读者有一种不期而遇的喜悦。

可有纯为休闲的“读物”，比如小说、漫画、绘本、网络文学、微信公众号、电视剧或其他？请推荐一两位作者、或一两部作品（或公号），我们也试着拓宽阅读的疆界。

1980年代初，我读中学的那会儿，群众出版社真是一个聚宝盆，出了许多国外奇奇怪怪的间谍、侦探还有军事、外交小说，有些还打上了“内部发行”的字样，成了读书人趋之若鹜的对象。 我就是那时读了勒卡雷的著名间谍小说 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 ，群众出版社的翻译很棒，书名译为《寒风孤谍》（群众出版社，1981），比后来的什么《柏林谍影》还有啥《冷战谍魂》高得不知到哪里去了！

《寒风孤谍》，看封面就知道是年代很早的书了

从此以后迷上勒卡雷，几乎读遍了他所有的小说。最近刚刚读完的是我的朋友、也是台湾著名翻译家李静宜翻译的 勒卡雷自传《此生如鸽》（ The Pigeon Tunnel: Stories from My Life ，台湾木马文化，2017） 。和大多“勒卡雷迷”喜欢“史迈利系列”不同——2017年，85岁高龄的勒卡雷还出版了他的新书 《间谍的遗产》( A Legacy of Spies ) ，书中虽然没有出现史迈利，但他的影子似乎无所不在——我认为勒卡雷最好的小说是那本 《挚友》（ Absolute Friends ，台湾木马文化，2004） ，有一天，我和同样喜欢勒卡雷的一位上海小说家开玩笑，说你如果能写出《挚友》的开头——“命运回头来找他的那天，泰德·孟迪戴了顶圆顶礼帽，摇摇晃晃站在巴伐利亚的疯国王路德威二世名下一座古堡，一只肥皂箱上”——我就服了你！

可以的话，还望介绍一下个人受益最大的读书方法或读书习惯。

今天，我们不可避免地陷入“有目的读书”的状态：为了备课、为了考试、为了写作，甚至为了消磨时间……而读书，但真正让人受益的却是“无目的读书”。

“无目的读书”不是漫无目的地乱翻一气，而是在读书的过程中保持旺盛的好奇心，时时觉得有新鲜的事物在前面召唤，不愿意为了直奔目标而放弃沿途的风景。 借用阿尔都塞在《论“偶然的唯物主义”（“相遇的唯物主义”）》中那个著名的比喻：假设我们有两位哲学家和两辆火车。唯心主义哲学家来到（马塞）圣查尔斯站，要去里昂。他知道火车从哪里来（可以称之为它的“起点”），它的目的地是哪里：里昂—巴黎。所以他毫无疑问知道旅程的起点和终点。唯物主义哲学家对火车的方向一无所知：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可以说，他[……]。他看见一辆火车经过，就跟着跳上去，像美国西部片中那样。他不知道地球是圆的。他和车厢中的人们交谈，然后在某个地方——或是路上，或是一个小车站——下车。唯心主义哲学家什么都没学到，因为他提前知道路，所以他在旅途中埋头看《世界报》或埋头处理自己的信件。唯物主义哲学家对那些事毫无所知。他一贫如洗，甚至用于记下自己感受的东西都没有。他观察行人，倾听他人，学习各种事情。他是个“道听途说”的人，但从那些信息的相遇、从它们的交织或对它们的驳斥（包含了同样多的知识经验）出发，他最终通过自学懂得了一大堆唯心主义哲学家总是忽视了的东西。因为唯心主义哲学家轻视他人（同行的旅客们），他和他们不说话，到了里昂就下车：他还是相同的那个人。而那个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将会有所改变，因为他接触了那些独特的生命，他将有一系列“美好的相遇”……

如此一来，“有目的读书”是做一个“知道旅程的起点和终点”的唯心主义者，而“无目的读书”则成为了“对火车的方向一无所知”的唯物主义者。两者之间，且看你如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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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罗岗

1908年10月15日，纪德完成了《窄门》，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最后决定把《窄门》交给《新法兰西杂志》发表。我坚持这样做，是因为我认为这样比较好，特别是因为我这种态度要坚持下来本身就不容易。……我作出这个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1909年《新法兰西杂志》的头几期开始连载《窄门》时，纪德还是对这篇小说作了一次重大修改，他的朋友、也是《新法兰西杂志》创刊人之一的让·施伦贝尔杰碰巧保存了该杂志的一份长条校样，证明《窄门》在最后即将发表时，被纪德抽去了整整一页。由于他的这一举动，使得后来几乎所有《窄门》的版本都缺失了这一页，直到1959年2月，《新法兰西杂志》创刊五十周年之际，《费加罗文学报》才首次发表了这段从来没有出版过的文字。

“我的小说已近尾声。因为我自己的生活故事还需要我来说吗？”删去的这页如此开头。原本这部分安排在第八章的开头，这是小说以主人公“杰罗姆”的口吻讲述自己故事的最后一部分，在这页中“我”终于忍不住开始抱怨“阿丽莎”，“我忽然忘了自己的目的，愈是竭力而为，愈难想像哪一个美德行为使我接近不了阿丽莎”，甚至认为自己的“堕落”也要让她来负责，“为了避开她，最终也背弃了自己的美德。我于是放任自流，纸醉金迷，直至幻想失去一切意志力。”《纪德传》的作者皮埃尔·勒巴普曾认为纪德几乎在交稿前还想改写小说的大结局：他准备狠狠地批判阿丽莎极端的道德观念，因为她逼得杰罗姆“为了避开她”，以至于沉湎肉欲之中。尽管勒巴普没有具体指出纪德打算如何修改《窄门》的结局，但这一页文字的存在恰好印证了他的说法，而纪德最终抽去这一页，更是如勒巴普所说，纪德终于“战胜了一时的冲动，没有破坏原作的整体结构。”

从“原作的整体结构”来看，纪德并不想让读者产生太多对“阿丽莎”的抱怨，因为她似乎是不近情理地拒绝了“杰罗姆”的爱情。但在实际的阅读中，读者的抱怨之情极有可能被占小说主体部分的“杰罗姆”的“第一人称叙述”催生出来，并随着他日益绝望的情绪愈加强化。为了消除这种可能的抱怨，纪德特意在“杰罗姆”的“第一人称叙述”结束之后，插入“阿丽莎的日记”。“日记”的形式比“第一人称叙述”更能突显阿丽莎内心的悸动、矛盾和彷徨：“杰罗姆站着，靠着我的椅子，俯身向着我，从我的肩膀上看书。我不能看见他，但是感觉到他的呼吸，还有像他身子的热气和颤动。我假装继续看书，但是我看不懂了；我连句子也分不清了，心中升起一种奇异的骚乱，不得不趁我还能做到的时候匆忙站起身。我走进房间呆了片刻，幸而他一点也没有觉察……”由此不难看出，阿丽莎的爱意和杰罗姆一样炽热，“可怜的杰罗姆，他要是知道有时他只需要做个手势，有时我等待的就是这个手势……”然而，“爱情”的手势始终没有在两人之间出现，难道只能归咎于阿丽莎表面的冷漠吗？透过她的日记，不仅杰罗姆了解了阿丽莎隐秘的情感和尚未表达的内心，就是一般读者也或多或少能够理解她面对“爱情”的困惑：“当我还是女孩子时，我已经是为了他才期望自己美丽。现在我觉得我不为了他是绝不会‘臻于完美’的。而这种完美也只有不与他一起才能达到。”

很显然，阿丽莎的难题在于，如果说“我不为了他是绝不会‘臻于完美’的”是出于“爱情”的话，那么“这种完美也只有不与他一起才能达到”就远远超出了“爱情”，可惜的是，这种（不与他在一起的）“完美”的实现却是以丧失（为了他的）“爱情”为代价的。和她不同的是，杰罗姆好似没有受到这个难题的困惑，“不论工作、劳动、行善，我暗中把一切都献给她”，尽管他也明白“爱情”之上还有别的东西，譬如“上帝”和“天堂”，那是“完美”的代名词，杰罗姆却在还是一个孩子时，就向阿丽莎表白过：“不要对我太苛求了。我要是在天堂里找不到你，我也就不在乎这个天堂了。”的确，他可以不在乎“天堂”，但他不能不在乎“阿丽莎”，而“阿丽莎”却一直向往着“天堂”，杰罗姆就是这样悖谬地卷入到阿丽莎的难题中，难怪他在那页被纪德抽走的段落中要哀叹：“我忽然忘了自己的目的，愈是竭力而为，愈难想像哪一个美德行为使我接近不了阿丽莎——我还是觉得我只是朝着她的方向在努力。唉！我不是把她看成是我的美德的体现吗？为了避开她，最终也背弃了我自己的美德。”

虽然在抽象的意义上可以讲，每一个人都是单独走向上帝的，但并非所有信仰上帝者都不能拥有爱情，更何况杰罗姆和阿丽莎在通往上帝的途中，还有一段路需要并肩而行，“主啊！认杰罗姆和我相互一起，彼此相依向着您前进，像两个朝圣者终生走再路上，一个有时对另一个说；‘兄弟，你若累了，往我身上靠吧。’另一个回答：‘我只要感到你在身边就够了……’”否则阿丽莎不会说“我不为了他是绝不会‘臻于完美’的”。因此，将两人的悲剧归咎于阿丽莎的宗教迷狂，未免失之于简单。纪德也不愿意读者产生如此联想，他最后抽去容易引起误解的一页就是明证。尽管《窄门》带有纪德的“自叙传”色彩，“杰罗姆”身上也不难发现作者的影子，不过，就像皮埃尔·勒巴普所指出的，“杰罗姆”只是纪德的某一个侧面，通过这部小说，他所改写的是自己的一个侧面，就是那个苛求自己和曾受过严格的道德教育和熏陶的他自己。具体而言，即使纪德曾经经历过“杰罗姆”阶段，可他通过《窄门》的写作，尤其是对“杰罗姆”和“阿丽莎”爱情的描写，最终也超越了这一阶段。

那么，“杰罗姆”经历的、纪德期望克服的这一阶段，究竟是一段怎样的人生呢？概括地讲，是一段感情炽热却失之抽象的阶段，是内心丰富却行动乏力的阶段。正如阿丽莎在日记中记载的：“我在每部书上躲避他，也在每部书上遇见他。即使在我独自发现的篇章中，我也听到他的声音向我朗读，我对他感兴趣的东西才感到兴趣，我的思想也依照他的方式思想，以致我自己也难以区别，就像我以前我爱把它们混淆不清。”她与杰罗姆的爱情是透过“书本”和“阅读”建立起来的，从最初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的“福音书”开始，杰罗姆和阿丽莎“把其中大段文章背得滚瓜烂熟。阿丽莎借口为了辅导弟弟，跟着我一起学起了拉丁文；但是我猜想更主要的是为了继续跟我阅读。当然，凡是我知道她不会跟着我学的一门课，我是不会怎么感兴趣的” ……然后用意大利语朗读但丁的《神曲》，还有就是各式各样的“哲学”与“诗歌”：“我看了不少书，我像把我的崇拜放到阅读中了……读完了马尔布朗什，立刻又拿起了莱布尼茨的《致克拉克的信》。然后为了让脑子休息，读了雪莱《沉西家族》——不感兴趣；也读了《含羞草》……我可能会叫你光火；我认为雪莱的全部作品，拜伦的全部作品，都比不上我们去年一起阅读的济慈的四首颂歌，同样我觉得雨果的全部作品也不如波德莱尔的几首十四行诗。‘大诗人’这样的称呼没什么意思，重要的是做‘纯然的’诗人……我的弟弟啊，感谢你帮助我认识、理解和热爱这一切。”阿丽莎给杰罗姆的信不只是透露了共同的“纯文学”趣味：由于拘泥于狭小的生活世界和个人情感，他们无法理解“疾风暴雨”般的诗人如雪莱、拜伦和雨果，只能沉溺在抽象的抒情和晦涩的象征中；更重要的是暴露了相似的生活境遇：“书本”构造了他们的“现实”，“阅读”则成为了他们的“行动”。远离现实的生活，即使再炽热的爱情，也难免堕入虚妄的境地，更何况杰罗姆和阿丽莎在现实中体验爱情之前，往往先通过书本来理解幸福，这种“纸面上的爱情”别说经历生活风雨，就是遭遇杯水风波，恐怕也难以持久吧。

纪德，摄于1920年

纪德的前辈作家福楼拜在他的名著《包法利夫人》中，曾经通过描写艾玛经由阅读当时流行的“罗曼史”而产生“爱情”的幻想，却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偷情”的悲剧，极其深刻地揭示出“布尔乔亚”的精神危机。 在某种意义上，《窄门》延续了《包法利夫人》的题旨，尽管杰罗姆和阿丽莎阅读的书本要比艾玛高雅、小众得多，但仅仅从书本上获得的观念，如果没有“实体化”的现实对应物，则必然流于空洞和虚无，而且经不起来自生活的任何挑战。

当阿丽莎自以为高尚地要将单恋杰罗姆妹妹朱丽叶让给杰罗姆时，朱丽叶却毫不领情，反而决定嫁给向她求婚的葡萄酒商人泰西埃尔——“堂吉诃德式的老好人，没有文化，很难看，很俗气，样子有点可笑”——带有“知识贵族”的傲慢、崇尚“不及物”高雅文化的杰罗姆和阿丽莎当然瞧不起这个“庸俗”的“生意人”，也不相信朱丽叶和他生活在一起能够得到幸福。然而泰西埃尔虽然已近中年，却比所有这些年轻人更具“活力”，《窄门》的主体部分自然属于杰罗姆的内心独白，可所有“行动”的部分都属于这个他们看不上眼的“生意人”，阿丽莎弟弟罗贝尔的工作要他来安排，甚至阿丽莎失踪之后，众人束手无策，最终还是依靠泰西埃尔才找到她的行踪……朱丽叶和他生活在一起，也许不够“高雅”，但从庸俗的日常生活中是否也能获得另一种“幸福”呢？阿丽莎自己也不那么确定，看到朱丽叶很快就适应了葡萄农庄的生活，并且快乐地成为几个孩子的母亲，她不由自主地掂量起“幸福”的意义：“我为什么要向自己说谎呢？我只是从推理上来说才为朱丽叶的幸福感到高兴。这样的幸福，我曾经那么期望，甚至愿意牺牲我的幸福来换取，可是看到它毫不困难地得到了，跟她与我共同想象时是多么不同，我就难受了。这有多么复杂啊！是的……我还看出心中滋长一种可怕的私心使我受到创伤：她在我的牺牲以外获得了幸福，也就是说她不需要我的牺牲也是会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