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YLES书店
文︱李公明
如果说天下的书房是在走廊的一端，那么在另一端的就必定是书店。没有书店就没有书房。当然，今天的“书店”已经是广义的，包括了网上书店。谈起书店，我们可能马上会想起伦敦查令十字街第一百十三到一百十九号的FOYLES ，它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书店（它的宣传口号∶the world’s greatest bookshop）；或者是“查令十字街八十四号，因海莲·汉芙的书而闻名的马克斯与科恩书店原址”，虽然已经不可能在这里买书了；又或者是位于纽约百老汇大道八百二十八号、与第十二街相交的Strand书店，它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手书店；还有香港的那些二楼、三楼小书店，它们坚守在空中的真正的弹丸之地。当然，对大陆读书人而言，北、上、广等地的民营书店更是朝夕出入的新知思想库，如北京的万圣、广州的学而优。这些书店在读者心目中远不仅是售书机构而已，而更是传播思想、交流学问、慰藉人生的精神家园。读书人对这些书店的心情往往是很单纯也很痴迷的，海莲·汉芙二十年中在那书店只是邮购了几十本书，却感到自己的一生得益于书店太多。“你们若恰好路经查令十字街八十四号，请代我献上一吻，我亏欠她良多……”读书人对自己常去的或记忆很深刻的书店都会有同感。
《查令十字街84号》
在书店与自己的书房之间，可能发生过很多故事，这些故事可以汇聚为一支支时代政治的体温计。我有过很多次这样或那样的体验，如果顺利把书扛回书房，感觉是幸福的。
台湾有些书店出售“禁书”，更有着无数复杂、生动的情景，是书籍查禁史叙事中不可缺少的篇章。例如李志铭的《半世纪旧书回味：从牯岭街到光华商场》（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4月）生动地描述了“牯岭街的狩猎禁忌”：“旧书摊外表看来虽然残破脏乱，实际上却是一个对于任何风吹草动都极其敏感的地方。”买禁书者一反逛书店的常态，只问书名，一听没有就掉头走人，以防被监视。当时的禁书监视网出自多头，从“行政院新闻局”到情治单位（“调查局”、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到台北市警局第七分局，除了上门搜查以外，告密与牵连更使买卖双方都要小心翼翼。但是，台湾警方的做法也不乏某种“法治”的因素，如从1960年起，警总每年都会编印一本蓝色小册《查禁图书目录》送给出版商。更有意思的是旧书店主在收购到禁书的各种情状：有主动上交以希望得到赏金；有干脆把书摆在最明显的地方，让查稽人员或买家先看到者带走，对前者表示无刻意藏匿禁书之罪，对买家则是尽快脱手；有奇货可居而待机高价出售；也有怕事者自我把书销毁；更有擅长涂改者，把书中的敏感字眼、句子涂掉，把书中的红色图案涂成黑色。这就是书房与书店相连的黑色通道。
《半世纪旧书回味：从牯岭街到光华商场》
今天文人的书房中还有多少地下出版物？虽然与罗伯特·达恩顿所研究的“如何以地下出版物加速旧制度的崩溃”那个时代不同，今天的互联网传播无远弗届，但是禁制仍在，精神上的自由与奴役的斗争仍在延续，因此地下出版物在书房中不会绝迹。达恩顿的《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认为地下出版物和下层文人是传播启蒙精神、培养政治异见和唤醒不满乃至反抗意识的重要场域，格拉布街的盗版书贩、受雇用的文人写手、来来往往于边界的走私小贩以及警察的线人等等共同构成了一个生产、传播与禁制的亚文化世界。更令我产生共鸣的是达恩顿在阅读那些档案、信件时所产生的感觉与想象：它们是否出自巴黎的阁楼，一个年轻的作者在那里奋笔涂鸦，他的眼界悠游于文坛和一楼房东太太的威胁之间？……这些文件可以带你进入一家印刷所，在那里，工人在印刷机前弯腰弓背地劳作；或者带你到柜台下，那里摆放着煽动性的书籍；或者是巡回的路线，商人沿着它们在马背上传播启蒙运动；……这些信件可能来自任何地方，揭示任何东西，因为它们经常会带给你惊喜；就在你认为你的作者将要谋取一份嫁妆，他却因为一封密札而逃出了城。一箱书刚刚运到港口，却被反盗版官员擒获。你心目中的商人变成了一个可信的人，你心目中的哲学家变成了警方的间谍……
达恩顿敏锐地感觉到：“格拉布街粗陋的小冊子宣传就信息和感觉来说，都是革命性的。它表达了那些阁楼上的仇恨旧制度的人的激情，他们对它是痛恨交加。正是从这种源自内心深处的仇恨之中，而不是从心满意足的文化精英的完美抽象之中，极端的雅各宾派革命派发现了自己真实的声音。”在这里，书房就是反叛和追求自由的前沿和跳板。
《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
有些书从广场上来，还是要回到广场上去，它们是无法安放在书房里、书桌上的。比如那本《革命将至：资本主义崩坏宣言&推翻手册》（隐形委员会著，行人文化实验室出版社，2011年7月），在其腰封底上就有刊登在Adbusters上的评论：“这本书就像是一杯奎宁水，把各地的文化干扰运动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反抗者通通混合在一起，优雅地激励革命行动。”有意思的是，这段话完全可以回赠给Adbusters自己，它在2011年发起的“占领华尔街”也正是这样一种混合的行动。这本书大声疾呼的是“上路吧！”“现在必须拿定主意了”“今天，我们可以占领巴黎、罗马，或是布宜诺斯艾利斯”，那就当然不会仅仅被放在学者的书架上，它必然要出现在十字街头、在露营抗议者的帐篷里。在11月15日凌晨纽约警方对抗议者大本营进行清场的行动中，据称烧了帐篷图书馆里的五千本书，我相信其中必有《革命将至》。
美国专栏作家巴斯贝恩《为了书籍的人：坚忍与刚毅之一》（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4月）讲述了很多人如何爱书、读书、藏书的故事，最使人感慨的是书与人相遇的命运。一开始作者就谈了一件事：当他几经周折在波士顿雅典娜神殿图书馆找到那套1914年版的《佩皮斯图书馆描述书目》的时候，发现它还处于书页没裁开的原始状态。从它被购藏进馆已经过去了八十一年，终于迎来了它的第一位阅读者。 将近一百年，“为的就是将来某一天某一个人也许需要读到它”，我相信这是关于人、书相遇最有意味的一句话。
《为了书籍的人：坚忍与刚毅之一》
关于藏书与其主人的关系，英国学者和专栏作家蕾切尔·波隆斯基提出这样的问题：“从一个人的藏书之中，能否找到一条揭示其性格本质的道路呢？”她接着说：“《叶甫根尼·奥涅金》的第七章有这样一幕描写：奥涅金离去之后，深爱着他的达吉亚娜独自待在他的书房里。她伴着墙上拜伦的肖像画和桌上拿破仑的雕像，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伴着奥涅金留在书页上的指甲印记和每一条潦草的脚注，达吉亚娜发现自己正走进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从莫斯科到古拉格——俄罗斯历史上的光辉与黑暗》，新星出版社，2013年7月）这答案不是很明显吗？从藏书看其主人的精神世界，这是最自然的途径。“旧书是一种神奇的东西，总能勾起人们情不自禁探究过往秘密的欲望，仿佛其中有他们非常关注的深层含义或者精神方面的东西。正如瓦尔特·本雅明所说，书籍是折射人们自身命运的舞台。”（同上书）本雅明还说过，一个人生活在他的藏书中，这些藏书就成为了他心灵的港湾。阿尔贝托·曼古埃尔的《夜晚的书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也认为，“书斋显示主人是什么人，不仅在于主人对图书的选择，而且在于选择产生的联想彼此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夜晚的书斋》
但是，当法国电影创作者卡里埃尔说他的藏书很杂、很分散，而这正是他的天性，所以他的藏书就是他的形象的时候，意大利学者和作家艾柯则说，他收藏自己并不信任的作品，因此藏书就是他的反面的或矛盾精神的形象；而且他认为“藏书是一种手淫现象，只属于个人，很难找到能够分享同一激情的人”（让-菲利蒲·德·托纳克编《别想摆脱书》，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年1月）。从某种意义上，我很认同这种说法；通常所谓的“分享”，其实更多的是互相了解一下而已，真正的分享是需要有相同的心路历程和相通的情感脉搏才能做到。
人们常说“书斋的灯光”、“书斋的夜晚”，这是谈书房的时候不可不谈到的话题。曼古埃尔的《夜晚的书斋》认为夜晚的书斋更具备神秘与浮想，而白天则是被一本正经的秩序统治一切。无独有偶，本雅明在《打开我的藏书》一文中也引述了黑格尔的说法来描述夜晚的书斋：“只有在晚上，智慧女神密涅瓦的夜枭才会展翅高飞。”
书斋夜读至风雨鸡鸣，往往是读书人萦回天下的时刻。想起钟叔河先生曾集古人句为联：“更能消几番风雨，最可惜一片江山”，他还借用姜白石语说，“此语予深爱之”。所谓“家国之忧与无常之痛”，常令书斋夜读中的书生情何以堪。钟老的《小西门集》中的末篇《辛亥人物佚事》正好是对立宪派与革命党的“几番风雨”的精彩记录。文学社办的《大江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文章，钟老说，“在清朝湖广总督的眼皮底下，能够办这样的报纸，发这样的文章，说明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制定宪法大纲，还是给了人民一些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由报刊而想到风雨江山，忽然在钟老的文章中又跳出了一行字：“其实‘风雨’‘江山’亦不过说说罢了。”好一个“说说罢了”！书斋外面，夜正深沉。
《小西门集》
书斋似乎都是孤立地分布在无边的屋瓦之下，读书人也多有孤独的时刻。书房与大海上的孤岛，这是我喜欢沉湎于其中的意象。艾柯在《密涅瓦火柴盒》中的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孤岛。……别问丧钟为谁敲响：那是为你而响。”或许我们也可以说，一个人的书房看起来只是茫茫大海上的一个孤岛，但是只要它的窗户愿意吸纳在风中流亡的诗与思想史，那么它就绝不会是真正的孤岛。在这书房中应该可以远眺左岸的狂欢节，可以凝视在窗外的树林中翻飞的历史的灵魂，还可以在窗台上摊开一本思想守望录，在奴役与反抗的暮色苍茫中发出被认为是不对的声音。
读书人可以驻足于孤岛而傲游天下。足不出户，只要书房中有书和地图、地图册，就可以做天下游。写《岛屿书》（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4月）的朱迪丝·莎兰斯基从未到过她描写的那些岛屿，但是没有人比她更精准和更感性地描述过它们。她说在一本1887年至1989年间一位法国制图学徒绘制的地图本上发现了一页孤单的岛屿地图，于是猛然产生对五十个孤悬在世界边缘的岛屿的强烈兴趣，接下来她对这些岛屿的描述全部建立在由地理学研究、地图数据、探险档案、历史学研究、田野人类学观察、亲历者叙述文本等组成的知识框架之上，但是她的切入角度和文字表述却彻底地抛开了知识框架的约束，充满了强烈的个人感受和独特气质。孤独的写作者和孤独的书房，与世界的联系却可以很深、很感性。
《岛屿书》
其实，真正的读书人都不会是孤独的。书、阅读、写作，就像一只蜜蜂追逐着另一只蜜蜂、一颗炮弹顶替另一颗炮弹，永远互相牵连着。约翰·伯格的《讲故事的人》（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9月）这个书名马上使我想到“读书的人”，进而想到“读书的人来了”，然后接着就联想到很多年以前读过的王寅的一首诗：《送斧子的人来了》（载《今天》，总第十六期）。在我看来，读书与讲故事、送书的人与送斧子的人完全可以联系在一起。“送斧子的人来了 / 我们的头来了”，斧子与头颅相对应，“斧子”劈开的是世界中的两面：严峻考验的时刻与诗歌的时刻，而实际上这两种时刻是不可分割的。这不也正是读书与写作的这两种不可分割的时刻吗？这不正是书房在茫茫的大海上并不是孤立岛屿的证明吗？
书，也有自己的生命。这所谓的生命，就是书与人的联系。人对书的感情越深，书的生命就越长。人寿有限，书的生命通常会比人长得多。读书人如何处理身后的书事，说起来多有感慨，但是总得要面对。现在许多藏书的朋友已经到了不断处理书的时候了，每逢听闻这些故事，就想起以前读唐弢先生的《晦庵书话》中说的，很欣赏一方藏书印曰“暂得于己”。书有自己的生命力，书与人的相遇只是它生命旅途中的一段。据说在欧洲书籍史的圣地卡西诺山，到处建筑物上都有一个纹徽，刻有铭文训辞：Succisa Virescit—— “被击倒后焕发新的生命”。这不就是对书的生命力的最好的描述吗？
《阅读的未来》
那么，传统书到底是否会被电子书取代？书房会不会被电子游戏室取代？我们对此常会以中庸的回答掩盖内心的困惑甚至是恐惧。近些年来，每当我买了一堆书之后总会不无痛苦地想到：这堆书里，哪些其实已经、或即将可以在网上下载？罗伯特·达恩顿说：“无论未来如何，数字化都是不可避免的。现在正处于这样一个转型期，印刷品和数字传播模式并存，新技术转眼就成明日黄花。我们正在见证我们熟悉的事物的消失……”（《阅读的未来》“引言”，中信出版社，2011年4月）但是，作者又更深入地研究了这两种媒介的特征和发展趋势，他得出的结论令人略感安慰：“电子书将充当古腾堡的伟大机器的补充物，而不是替代品。”但是，远比这种媒介的比较要更为激动人心的远景是电子书的开放与贡献，从中人们可以看到十八世纪启蒙主义运动的理想，一个以读和写而获得公民身份的“文人共和国”的理想。“是的，我们必须数字化。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民主化，必须开放文化遗产的获取通道。……从过去的文人共和国那里汲取力量，创建数字文人共和国。”
这的确是比书斋里的乐趣更为激动人心。从哀怨情绪到激进的乌托邦，迈向“开放获取，共享公民权益”，这难道不也是书斋中的理想吗？
说来说去，还是手中的爱书人这杯下午茶，的确是滋味很悠长啊！
·END·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欢迎点击下载“澎湃新闻”app订阅。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访问《上海书评》主页（shrb.thepaper.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