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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29日，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佐治亚州的家中去世，享年100岁。
卡特曾说，“我一生最正确的决定就是与中国建交”，“这是我作为美国总统取得的最伟大成就之一”。他的离去，使中美关系失去了一位重要的见证者、推动者和守护者。
卡特是第39任美国总统，1977至1981年间在职。1924年10月1日，卡特出生在佐治亚州普兰斯的一个农场主家庭。他曾参加海军，衔至少尉，退役后成为经营花生种植园的农场主，1963年当选为佐治亚州联邦参议员，1970年任该州州长，以务实和积极消除种族歧视而赢得声誉。1976年，卡特投入总统选举，口号是“我永远不会对你们说谎。”四年后，当卡特下野时，人们认为他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带着完好无损的道德感和诚实感”离开华盛顿。在多位传记作者看来，正是这份“道德感和诚实感”使得他的执政业绩“被低估”，卸任后却因致力于全球发展与和平而被誉为“最佳前总统”。
2009年，卡特在中美建交30周年之际访华，他感叹，“我的生日是10月1日，和中国国庆节同天”，“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总是说，我成为中国的朋友简直是命中注定”。
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进行“破冰之旅”起，中美关系正常化就被提上两国议事日程，但直到七年之后的卡特时期才完成建交。这段来之不易的“缘分”，既有两国战略重点转变的背景，也有两国政府对彼此诚意和决心的评判，同时还受到各自政府内部不同意见的牵制，是双方坚持不懈经过共同努力才得以实现的。
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人看来是国家对外政策的“虚弱时期”。到卡特执政时，美国已从越南撤军四年。一方面，冷战格局深层次演变，美国对外战略转向收缩；另一方面，美元贬值和经济不景气，使得美国的国际领导力遇到挑战。与此同时，民权运动在美国深入发展，社会上形成信仰危机。在此背景下，卡特政府基于自身政治利益，有针对性地调整对华政策，最终下了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决心。
卡特执政之初，对如何处理对华关系仍举棋不定，既公开表示“把美中关系看作是我们全球政策的一个中心环节”，又要求阁员“时时记得不损害台湾的利益”。他的国务卿万斯在1977年8月访华时提出“倒联络处”方案（如果中国要在华盛顿开设大使馆，就必须同意美国把在台湾的大使馆变成联络处），碰壁后无功而返。此后，卡特政府转而让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主持处理对华关系，并下定决心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之后有了中美之间的一系列艰苦谈判。
1978年12月16日北京时间上午10时（美东时间15日晚9时），中美在各自国家首都同时发布《建交公报》。根据公报，双方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并将于1979年3月1日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馆。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中美建交为两国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各方面的交往开辟了广阔的前景。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副总理应卡特总统邀请，对美国进行为期八天的访问，双方签订关于高能物理、科技合作、文化合作、建立领事关系等一系列协定，并商定未来一年十多位部长级官员的互访计划。卡特本人也参与了推进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及中美军事安全合作等问题。
卡特政府对华政策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其中，国会的反弹对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建交谈判过程中，中方反复向美方强调：“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条件，我们没有任何松动余地，在这样的问题上不能有别的考虑。”但卡特政府表示，美方需要“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某种承诺”，美方在与台湾脱离防御条约关系之后也将向台湾出售武器。这就埋下两个伏笔，一是美方对台立法的调整，二是美国对台军售的安排。中美发布《建交公报》的同时，两国政府分别就台湾问题发表声明。美方称：“美国深信，台湾人民将有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未来。美国继续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并期望台湾问题将由中国人自己和平地加以解决。”中国政府指出：“解决台湾归回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
中美建交后，美台关系转变为非官方关系，美方很快启动了对台立法调整的进程。1979年1月26日，卡特向国会提交调整美台关系的“立法调整法案”，其中包括“维持美台协议继续有效”的内容。4月10日，卡特签署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同时表示在执行法案时要遵守中美建交协议。4月28日，中国外交部向美方发出抗议照会，指出“与台湾关系法”严重违反中美建交协议，如果美方不恪守《建交公报》，只会给两国关系造成损害。7月6日，美方在复照中表示，法案“并不是在每一个细节上都符合政府的意愿，但它为总统提供了充分的酌情处理的权力，使总统得以完全按照符合正常化的方式来执行这项法律。”由此，美方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创设了与台湾的“新关系”，并建立了“战略模糊”概念，即在事实上保留“保卫台湾”的能力，而不对此做出明确承诺。卡特后来承认，以这项立法为美方对中国大陆及对台政策的基础，“一些继任者在对台军售方面”偏离了他的承诺。
正式建交并没有解决中美关系中的所有问题，还为双方留下一些遗憾。对卡特而言，以极右翼参议员戈德华特为代表的20多名议员针对总统是否有权未经参议院批准而废除美台防御条约，发起法律挑战并上诉至最高法院。对中方而言，在与卡特政府的外交公文往来过程中，形成了主要依靠总统行政权力来限制“与台湾关系法”实施的工作路径，这决定了此后中美之间关于台湾问题的争论总是随着美国总统换届而发生，总要回溯曾经的承诺，重新确认互动的模式。
卡特曾说：“在我的日程上，最重要的事情是更强有力地建议维护我们两国间的相互尊重，并在讨论中继续保持公开、坦诚的态度。做到这一点，我们持久的友谊就不会面临危险。”在中美关系再次陷于低谷的今天，缅怀卡特，重温中美建交那段历史，具有特殊意义。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