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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常常诞生于偶然之间，但是偶然诞生的历史往往又能对后世产生重大的影响，比如说中国近代庚款办学的出现。庚款办学的兴起，众所周知是因为国耻，但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作为国耻的八国联军侵华事件与庚款办学的诞生均无必然之联系。但是历史的吊诡，偏偏让这两件没有必然联系的事件联系在了一起。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弃都而逃。1901年，清廷被迫同列强签订《辛丑条约》。条约第六款规定，赔偿俄、德、法、英、日、美、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挪六个“受害国”的军费、损失费等项4.5亿两白银，年息四厘，分39年按条约所列办法及汇率，折合各国货币还清，以关税、常关税、盐税作抵押。庚子赔款各国按比例分配，美国按比例分得32939055两白银，合美金24440778.81元。这就是著名的“庚子赔款”。在诸帝国主义陆续索取赔款的同时，1905年，美国国内发生了歧视和排斥华工事件。消息传来，国人对美帝国主义产生了普遍恶感，一时间广州、上海、厦门、福州和天津等地市民针锋相对地开展抵制美货的斗争。这种情况引起了美国的恐慌。为平息中国人民的反美情绪，1907年12月，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向国会提出咨文：美国政府除确实费用及一切损失赔偿1165万元(此处指美元)之外，所余1200万余元，实为浮数，受之有惭德，应以之退还中国，以全友谊。中国已支付超过1165万元的部分(964万余元)，分期于中国每年分付赔款内减还。美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他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总统咨文及退还部分庚款案，并授权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
第一个人是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他曾任林肯总统私人秘书，是促使美退还庚款最早的动议者。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后，海约翰多次表示赔款数目过大，赔款“会给中国造成灾难”。他先是阻止欧洲列强以瓜分清廷领土替代货币支付，继而又反对索要过重赔款。在削减庚款总额的斡旋失败后，海约翰曾主动考虑率先由美国单独退还庚款超额部分，以促使其他列强转变态度。1901年5月28日，海约翰给驻华公使柔克义发电报，“把赔款问题移交海牙国际仲裁法庭，以图减少赔款”。1904年12月6日，海约翰授意柔克义，草拟退还部分庚款的备忘录给国会，备忘录有如下文字：经调查，美国公民在义和团时期所遭受的损失以及美国军队的开支并非最初估计的那么多，鉴于这一事实以及中国目前的财政困难和我们以前也有过向中国退还多余部分赔款的政策，特向国会提出庚款对中国是否存在不公正问题是我的职责，退还部分庚款对减轻中国沉重的债务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如果这一建议获得国会批准，我建议授权行政部门通知中国政府，此后美国只要求赔款总数的一半。1904年12月初，驻美公使梁诚拜会国务卿海约翰。海约翰明确答复梁诚，鉴于清廷已答应其他列强以金代银，美国理应同等享受，但为缓解还金带给清廷财政的负担，美可以退还庚款多余部分。因此梁诚1905年1月19日发电报给清廷外务部，电文有如下记述：海为动容，默然良久，乃谓庚子赔款原属过多。海云贵大臣所言确有主理，自当极力代谋，惟总统甫得蝉联，举动不宜过骤，易徐图之，必将得当以报，……不如因势利导，趁风收帆，乘其一隙之明，藉收已失之利，约计将来减收之数，较还金亏耗必可相抵有余。诚当随时运动，遇便催办，务期早日议行，免致事久生变。梁诚的电报稿清楚地证明，他是在得到海约翰告之“庚子赔款原属过多”之后，才因势利导趁风收帆的。实际上，能敏锐利用局势，的确是梁诚在退还庚款上的功劳，并非有学者著述，说梁诚是退还庚款最早动议者，这与事实不符。第二个人是中国驻美公使梁诚。梁诚原名丕旭，广东黄埔人。1875年，未满12岁的梁诚，考取了第四批留美学生。1881年，尚未毕业的梁诚即与其他留学生一起被召回国，初在总理衙门任职，不久随张荫桓公使赴美，后任使馆参赞。1903年至1908年初，以三品卿衔出使美国、秘鲁、古巴等国，反复据理交涉，为国争权。梁诚在促成美退还庚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赔款份额已定，但到底是用黄金赔，还是用白银赔，条约并未规定。1904年之前，清廷每年用白银赔偿各国，此后发生异议，一些国家提出必须用黄金赔，因为金贵银贱。美原本同情中国，独倡白银支付，但这一年也变了。为此，1904年12月初梁诚与海约翰谋面，寻求解决办法。梁诚表示：“用金用银出入虽属不多，然现今中国为赔款罗掘俱穷，一概还金，势须加增租税，民间难于负担，仇洋之念将日益高涨，大局很可能受到动摇，祸患何堪设想。”海约翰动容，沉默良久，慢慢道：“庚子赔案实属过多……”梁诚机敏地捕捉到美认为庚子赔款有“浮报冒报”而“实属过多”这一信息，便立即放弃支付赔款方式的话题，转而请求美国带头核减赔款数量：“各国若将赔款核减，于我财政殊有补益，贵国如能倡者，义声所播，兴起闻风矣。”长于涉外的驻美公使梁诚，当机会出现时，自然不会错过，为使美方把落入袋中的银子再掏出返还给中国，梁公使可谓费尽心思。第三个人是美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斯。1906年初，作为美教育界名流的詹姆斯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呈递了著名的《关于派遣教育考察团去中国的备忘录》：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中国正临近一次革命。自然，中国的革命将不会像日本那样快速。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就能够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驻美公使梁诚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如果美国在三十年以前，已经做到把中国留学生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使这潮流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与最巧妙的方式，而控制中国的发展，使用从知识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
詹姆斯要求美国政府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鼓动政府应将退还之款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并规划了实施办法：“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朝政府在最初的四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一百人。如第四年派足四百人，则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派五十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并责成清廷外务部在北京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1909年6月，清廷专设“游美学务处”(清华大学雏形)，负责考选学生出国留学。1911年建立清华留美预备校，人称“赔款学校”，其教育宗旨正是詹姆斯所倡导“造就中国领袖人才之试验学校”的理念。第四个人是美驻华公使柔克义。1905年4月，柔克义向梁诚透露，美行将退款给中国，但明确提出须用于办学为前提条件。会见梁诚前一个月，柔克义即以个人身份写信给一位参议员：“我不能设想，还有比向他们提供我们的教育设施更为有益的事——不仅对他们来说，而且最终对我们来说。从与许多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中国官员的长期接触中，我完全有信心地说，这些人对他们国家和人民所产生的影响绝对是符合我们利益的。”随后柔克义致信罗斯福总统，反复建议尽快落实退还部分庚款用于中国教育，指出清廷已认可用于教育，并很可能会要求美国参与这一教育基金的管理。柔克义在与清廷谈判庚款归还问题时，更明确申明只有中方将退款用于兴学，才能有助于美国总统早日做出退款决定。当时清廷鉴于“目前中国待办要政极多，正虑无款可筹”，并不赞成将退款全部用于办学。认为“办理学务，似无需如此巨款”，主张先用于兴办路矿，以其所获之余再用于办学，如此“庶可本末兼权，款归实济”。柔克义则坚持退款办学，并称清廷如不同意，他即“担心总统将不会放弃庚子赔款的权利”，胁迫清廷同意将退款完全用于派遣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第五个人是美国公理会牧师明恩溥。身为传教士的明恩溥于1872年偕新婚妻子来华。从1872年到1926年，明恩溥在华传教54年，亲身经历义和团运动，对中国社会、文化、乡村生活了如指掌，并写下9卷本文集，卷卷与中国相关。最为世人熟知的《中国人的特性》、《中国乡村生活》和《中国的崛起》3本书被译成多种文字，流传于世。1906年远渡重洋回到美国的明恩溥游说政府及政界人士，并于当年3月6日到白宫晋谒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建议总统将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中国的学校，并赠送罗斯福总统《中国人的特性》一书。他认为，“随着每年大批的中国学生从美国各大学毕业，美国将最终赢得一批既熟悉美国又与美国精神相一致的朋友和伙伴。没有任何其他方式能如此有效地把中国与美国在经济上、政治上联系在一起。”此外，明恩溥还建议应拿出部分庚款，在中国建立协和医院与协和医学院，为落后的中国提供现代医疗服务。1907年，明恩溥的《今日中美》一书在纽约出版，他在书中重申，退还庚款的目的，是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尽可能来美留学，“避免未来中国再次发生类似1900年的拳乱和1905年的抵制美货风潮”。经他的大声疾呼，退还庚款办学已成为美国朝野的主流意思，作为民间力量的代表，明恩溥功不可没。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建教会协和医院时，因医院原址是明朝皇亲国戚的宅邸，后为清廷一帅府，美国人用先进的施工设备破土动工，竟意外地从地下几米处发现了大批金银财宝，其价值足以建好几个协和医院。【来源：《文史博览》2008年第10期 文/徐世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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