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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5月5日，夜。
由浦口开往天津的第二次特别快车，正在津浦铁路上疾驰。
在中华民国进入第二个十年之际，能坐得起这趟列车的人，实在不多。这趟列车是当时交通总长吴毓麟花重金从美国订购而来，车厢为全钢打造，外面漆着蓝漆，俗称“蓝钢皮”——在当时的整个远东地区，这样的列车只有一列。
车好，自然票贵。
1924年，四川文学家吴虞，从北京到上海去看望女儿，曾搭乘过一段津浦线上的这趟车，包括火车票在内，一共在火车上花费了49块大洋。
49块大洋是什么概念？在当时的北京，一块大洋，可以订半个月的牛奶，或买2斤鲜羊肉，或买20斤大米。
由此可见，当时能坐这列火车的，都是些什么人。
“蓝钢皮”列车的另一特征，就是车窗为拱形
回到1923年5月5日晚的这列“蓝钢皮”。
“蓝钢皮”分一、二、三等车厢，一等车厢由一间间的软卧构成。能买得起一等车厢车票的，多半是外国人，当然，也有一些非常有钱的中国生意人。
那一晚“蓝钢皮”的一等车厢里，有美国总务司安迪生的代表鲍育、法国公使馆参赞茹安等外国政要人士，他们是来参加中国关税会议的。而另一群外国人，如《中国远东金融商业报》记者亨莱，《大陆报》记者李白斯，还有美国《密苏里新闻报》驻远东记者鲍威尔等新闻界人士，是为了到山东境内采访而来。
《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约翰·鲍威尔，在中国已经呆了8年，很自然获得了一个称号：“中国通”。作为一位媒体界人士，鲍威尔一直保持着一个良好的习惯：到哪里都喜欢记上一笔。也正是得益于他的这个习惯，我们后人完整知道了之后发生的所有故事。
约翰·本杰明·鲍威尔
那一夜，鲍威尔在一等车厢里和同屋的法国人贝吕比闲聊。他告诉法国人，火车现在刚刚进入山东境内，目前处于三省交界处，是土匪的“天堂”。
“我们现在正处在土匪窝里呢！”
在一阵哈哈大笑之后，鲍威尔和贝吕比洗漱完毕，在凌晨2点左右，昏昏睡去。
凌晨2点50分左右，伴随着一阵尖锐的金属摩擦声，整列列车发生了剧烈的震动和颠簸，鲍威尔从梦中惊醒，赶紧掏出了手枪。
一群中国人拿着枪闯进了一等车厢，一个罗马尼亚人（一说为英国人）抄起手边的茶壶扔向了对方，换来的是几声枪响——他被当场击毙。
鲍威尔立刻选择交出手枪。
他知道，真的遇到了土匪。
在遇劫的外国人中，有一位富家小姐。
这位小姐，名叫露茜·奥尔达里奇，是美国石油大王家族成员小洛克菲勒的小姨子。后来她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周末，我做了中国土匪的“洋票”》（AWeek end with Chinese Bandits）。
“洋票”，就是是外国人质的意思。
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人质，被称为“本票”。
在遇劫之后，车上100多名旅客被要求列队站立，各自保管好自己的车票——那张小小的车票，此时成了衡量他们身价的唯一凭证：
三等车厢的客人，每人值两千块大洋的赎金；
二等车厢的客人，每人值一万块大洋的赎金；
头等车厢的客人，每人值三万块大洋的赎金。
车票丢了怎么办？没关系，就按头等车厢赎金计算。
至于洋人，不分几等车厢，统一价格：一人5万块大洋。
人质们在铁道边待了半个多小时后，土匪们完成了车厢的洗劫工作。一名年轻的土匪下令：上山。
那座“山”名叫“抱犊崮”，在峄县、临沂、费县、滕县四县交界处，高约800米，是周围70多座山峰中最高一座。崮顶平坦，有良田400余亩。当初为了耕种这些田地，需要耕牛。耕牛上不去，农民只能抱小牛犊上崮，养大后再使用，所以得名“抱犊崮”。
抱犊崮如今已被开辟为国家森林公园，距枣庄市驻地23公里，面积达665.5公顷，为AAAA级景区
这时候，天色已经微亮，露茜小姐这才看清了土匪的人数：大概有1500人左右，很多都拿着旧式的日制枪械。
那个下令上山的年轻土匪，身边大概围着300名左右的随从，露茜后来才知道，那个人就是所有土匪的头目，他的名字，叫孙美瑶。
孙美瑶，山东北庄镇（今山亭凫城乡）白庄村人，生于1898年。孙美瑶的胞兄孙美珠联合各地方武装和各省饥民共七八千人，在抱犊崮“扎寨”，成了土匪。1922年，在一次与官军围剿的交战中，孙美珠被杀，孙美瑶继任为“总司令”。
劫持“蓝钢皮”，是孙美瑶蓄谋已久的行动。他们早早就挖开了临城那段的津浦线铁轨，然后埋伏在铁路两旁，安静地等候远东唯一一列超豪华列车的出轨。
只是，和美国人鲍威尔想的有所不同的是，孙美瑶组织的这次抢劫，不是一般的抢劫。
孙美瑶的土匪队伍，有一个响亮的称号：山东建国自治军。
所以，他们抢劫的目的，还不仅仅是钱。
左一为孙美瑶，为目前可以找到的唯一照片
“蓝钢皮”被劫持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
第一时间做出强烈反应的，不是北洋政府，而是外国政府。
一开始，各国政府乱作一团，以为这次劫持事件是又一次“义和团”事件的上演。等到搞清来龙去脉之后，5月7日至8日，英、美、法、意、比五国公使连续向北洋政府提出最严厉的抗议，提出下列要求：
（1）共同质问临城事件责任；
（2）限日放回被绑架人员；
（3）保证今后津浦路安全，至必要时，外国联军得采取应急手段；
（4）自5月9日期，3日之内责成释放所有人质，不然每过24小时则加赔偿金若干。
在各国使节中，最兴奋的是日本。事件发生的当天，日本的4艘驱逐舰就开到了天津港，日本水兵们登岸游行，抗议人员被劫。
可是，在这次劫持事件中，一个日本人质都没有。
在日本的撺掇下，英国表示已对自己在中国的驻军下达了动员令，美国国防部长也向国务卿建议出兵中国。
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北洋政府抛开了其他一切事务，把所有精力放到了这桩大劫案上——山东督军田中玉派出2万大军，包围了抱犊崮，随时准备剿灭孙美瑶的“山东建国自治军”。
田中玉
千钧一发之际，田中玉的部队收到了绑匪传出的一封信。
那封信，就是被劫持的鲍威尔写的。信里说：
“建国自救军的首领命令我们给你写这封信，要求你命令你的部队立刻停止射击，否则土匪就要杀死所有的外国人质和中国人质。
——外国人质代表J.B鲍威尔”
这是土匪得知鲍威尔是记者后，让他写的这封信。而鲍威尔答应写的条件，就是先要将被绑乘客中的妇女和儿童全部释放。
在鲍威尔的信发出后，土匪信守诺言，释放了全部妇女和儿童，包括前面提到的露茜小姐。其实不仅如此，据赵焰《晚清之后是民国》一书考证，当时土匪还释放了另外一些人质：
和孙中山的组织有联系的；曾参加过海州暴动和亳州暴动的；家里不足四十亩地的；有医务百工技艺的。一家人同时被掳的，只留一个，有父的不留子，有兄的不留弟，有夫的不留妻。
孙美瑶似乎在用行动说明，他们的土匪，和一般的土匪不同。同时，他也在释放“不想鱼死网破”的信号。
在完成一批释放之后，土匪手中总共还有20个“洋票”和30个“本票”。
一位叫李·所罗门（上图右二）的“洋票”曾在后来的记述中，这样描写到达抱犊崮时的情况：
“头12小时内，我们都只穿着衣衫、内衣或睡衣，等到了首座堡垒时，匪徒们才发回给我们自己的衣物。总之，我们与匪徒几乎没有分别，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匪徒的穿着有一部分是他们从火车上偷来的，其余则是他们自己的。有些匪徒有四五件中式外套以及一些我们的衣物。他们个个有手表、珠宝等东西，新来这儿的匪兵大多衣衫不整，然而武器装备齐全精良。”
鲍威尔的信引起了各国政府的一致担心，他们纷纷施压北洋政府：为了保证人质安全，不许使用武力！
不能打怎么办？
那就只能派人开始和谈了。
5月15日，政府和土匪的第一次正式谈判开始。
官方派出的代表规格很高：山东督军田中玉和山东省长熊炳奇，绑匪方面派出的代表叫周天松。
周天松带来了绑匪的条件：
（一）政府军解除包围，撤回原防；
（二）收编匪军为一旅，以孙美瑶为旅长；
（三）补充军火。
等到这些条件提出，孙美瑶这次劫持的目的才完全浮出水面：
1923年，孙美瑶的队伍在官军的连年围剿之下，已经陷入了弹尽粮绝的境地，所以他们策划了这次震惊中外的“临城火车大劫案”，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求财，更是为了自保——求被招安。
除了第三条不可接受外，前两个要求对于政府来说并没有什么损失，所以双方很快就达成了一致。但双方要签字时，匪方要求外国人和邹县、滕县、峄县三县士绅一同签字担保官方履行条约。
原来，孙美瑶还是信不过政府。民国八年，有一支土匪也做过一次绑票，政府答应“释放肉票，既往不咎，收编招安”，但释放人质后，17个土匪全部被杀。
政府表示同意，双方签字画押。
当时外媒对“临城火车大劫案”的报道
眼看谈判成功，在山东“督阵”的交通总长吴毓麟随即往北京拍了封电报，表示自己“义愤填膺”，自告奋勇愿意入山当人质，交换“洋票”提前释放。
这一“义举”让在北京的政府官员感动不已，时任总统黎元洪立刻发电嘉奖，一干官员接连发电，劝阻吴毓麟不要“投井救人”。其实，吴毓麟到了山东后，每天都在打麻将，没有过问任何事情，就等着谈判达成后发出那一封电报，然后载誉回京。
但吴毓麟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5月16日，山东督军田中玉下令政府军解除包围，并任命孙美瑶为招抚司令，希望开始释放人质。但孙美瑶当着官方代表的面，撕碎了“委任令”，表示不承认之前签订的条约，官军先要全部撤退，然后他召集山中兄弟举行会议，再提出正式的条件。
土匪变卦了。
孙美瑶之所以会变卦，还是因为他的土匪本性。
一看政府那么轻易就答应了自己的条件，孙美瑶不禁开始后悔起来：条件开低了！
在和山寨里的众人商议之后，孙美瑶重新开出了自己的条件：
（1）任命张敬尧为山东督军；
（2）将自己部众改编为两个师；
（3）将滕县、邹县、峄县作为势力范围，政府军撤出一百里外；
（4）苏、鲁、豫、皖四省“同道”中人须一律予以收编；
（5）六国提供保证。
这些条件开始变得越来越荒谬，北京的政府火气也开始越来越大。到京述职的山东督军田中玉力主“改抚为剿”，内阁总理张绍曾也表示支持。不过这个计划被泄露了出去，各国使节也开始不断劝阻中国政府：不许动用武力！继续谈！
为了避免动用武力而使得本国人质遇难，外国使节们找到了当时北洋政府的实力派曹锟，希望他劝阻政府不要动用武力。
曹锟
这场大劫案发展到这一地步，已经成为了各方势力达成自己目的的一种工具——曹锟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借助洋人继续扩大和巩固自己势力的机会。在答应美国公使舒尔曼不使用武力之后，曹锟也得到了美国人对于他挤走黎元洪，当选民国大总统之后的一些承诺和约定。
在曹锟的强烈反对下，动用武力的想法被否决了。田中玉只能亲自去找了曹锟，汇报自己的想法是“明剿暗抚”：明面上强硬宣称将使用武力，但暗地里还是以安抚为主，等土匪自己“扛不住”。
田中玉的想法还是对的。
由于官方不肯答应条件，抱犊崮的土匪们自己开始慢慢慌了起来。思虑再三，孙美瑶在外国人质中找了一名法国人，中文名字叫做裴雨松。裴雨松在一战的时候得到过勇士勋章，土匪们认为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于是便让他宣誓肯定会回来，然后就让他带着新的条件下山去接洽政府。
裴雨松一下山之后，就失去了踪影。这个行为让土匪们大吃一惊：原来外国人也会不讲信用！
无奈之下，粮食紧缺的孙美瑶只能先同意，让外界送些粮食进来，不然人质和土匪们就要都饿死了。
红十字会驻华代表克劳立刻答应了孙美瑶的要求，雇了一支苦力队，往抱犊崮送来成箱的青菜罐头、面包和牛肉。“洋票”在抱犊崮的生活条件顿时好了很多。
有意思的是，克劳在送食物的过程中，发现很多人质急于给家人写信，让苦力带下山。有生意头脑的克劳立刻临时设计了两款邮票，要求人质寄出的信，必须购买他制作的“土匪邮票”。
土匪邮票共有两种，分别为5分和10分。5分的上面有一座小山，代表抱犊崮，分别用中文和英文写有“抱犊崮”字样。雕刻时，由于刻字人的疏忽，误将“5”后面多加了个“0”，5分邮票变成了50分票，成为一张错票。10分的邮票上面没有图案，也没有中文，只用英文写着：PAOTIUKU BANDIT POST （抱犊崮土匪邮政）。
如今这两款“土匪邮票” 已成为收藏界的抢手货，一个小小的实寄封前几年在美国拍卖，以1万美元成交。
尽管山上山下能互通有无，但实质性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到底什么时候放人质？
比山下官军更急的，其实是山上的土匪。5月25日，在“法国勇士”裴雨松一去不复返之后，土匪决定让鲍威尔宣誓，带着新的条件下山。
鲍威尔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带着新的三个条件找到了政府：
（一）发给匪军六个月的军饷；
（二）收编匪军1万人；
（三）以张敬尧为山东督军。
官方再一次拒绝了匪方这三个条件。
鲍威尔遵守自己的诺言，于当天又返回了抱犊崮的土匪营地。
5月26日，山东督军田中玉从北京回来了，根据当初和曹锟达成的约定，他命令政府军加强合围，并且开始派飞机绕山投放传单。
土匪更慌了，让鲍威尔再次下山，带去了两个让步的条件：
（一）政府军解围撤退；
（二）收编以二旅为限。
田中玉提出了两个反条件：
（一）先释放西俘三分之二；
（二）收编匪军以有枪者为限。
土匪没有回音，但在5月31日，释放了人质中年老多病的英国人史密斯先生。
史密斯先生是为了治疗自己的失眠而到中国来旅行的，不过没有人知道他在抱犊崮上那些夜晚究竟睡得好不好。史密斯的中国之行原本还有东北最后一站，当他听说张作霖也是土匪出身之后，毅然决然地提前结束了这次中国之行，返回了英国。
史密斯回国后发表了一篇通讯，叙述了自己在被劫持期间的感想，他表示这是他一生中最宝贵的经历——但是哪怕有人花100万美元，他也不愿意再有这种经历了。
人质一个一个被释放，但危机还是没有得到最终解决。
僵持之下，需要一个解局人。
6月1日，解局人出现了，他的名字叫陈调元。
陈调元当时的职位是徐海镇守使，属于江苏官员。临城的这桩大劫案原本和他没有关系。但因为整个案子处理得实在太拖沓，他受命进入山东，协调此事。
陈调元后来官拜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不过被人评价军事才能极其一般，但为人处世圆滑
陈调元到了山东，很快就发现了僵局的关键所在：官匪互不信任嘛！那该怎么办？就必须要有一个人，愿意深入虎穴，代表政府进入土匪的老巢，表达诚意。
此时，当初那个“义愤填膺”，愿意进山替换人质的交通总长吴毓麟早已不知踪影，陈调元一拍胸脯：我去！
6月1日，陈调元带着江苏交涉员温世珍、美国人安德臣、峄滕两县士绅及上海总商会代表孙寿成等一行20人上山。表面上，他们说是去接引人质下山，其实就是去做“抵押品”。
陈调元敢进山，还是有一点底气的：去临城的时候，他带了两个旅的兵力。这两个旅起到了关键作用：
如果土匪释放人质，而山东督军田中玉反悔，那么那两个旅为了陈调元的人身安全，就会向山东军队发起进攻；如果土匪敬酒不吃吃罚酒，不放人质也不放陈调元，那么那两个旅就会全力向土匪发动进攻。
在武力保障之下，原本就和各路土匪熟稔的陈调元上山后，展现了非凡的手腕：和土匪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就像是自家人一样。
他先是要取得孙美瑶的信任。有一次喝酒，孙美瑶双眼红肿，陈调元忙问为何。孙美瑶说自己这几天一直在熬夜办事，陈调元当即拿出一副名贵墨镜送给孙美瑶，表示作为一寨之主，一定要好好保重自己。
然后还要让土匪放下戒备。陈调元当时自己带了两个全副武装的贴身卫兵上山，孙美瑶的族叔孙桂枝（此人后来被证明是真正的幕后指使，孙美瑶对他言听计从）对他赔笑：“我们这里岗哨众多，决不会出什么事，也请您带来的几位弟兄最好别出去，以免发生误会……”陈调元心领神会，二话不说，当即命令卫兵将所有武器卸下交给孙桂枝。
陈调元还和一同前来的各方士绅打理好关系。他一进山就拿出一本日记本，请个人签名，理由是大家一起上山来办这种尴尬事情，可算是患难之交，不妨留个纪念，大家今后都好做朋友。
陈调元上山时，还带来了一件大礼——2000套正规军的军服，这让土匪们心里非常开心。再加上陈调元的一路协调，土匪很快就答应了当初政府提出的两个条件，然后开始分批释放人质。
1923年6月12日，最后一批8名外国人质被释放，至此，所有的人质均已被释放。孙美瑶随后陪同陈调元检验所有土匪：实数3000人，有枪的不到1200人。土匪无论男女老幼，一律给以免死证，有不愿入伍的，准其缴械遣散，个人财物准其携带回家。
一场历时37天，轰动中外的“临城大劫案”，就此划上句号。
获释后安全抵达南京的鲍威尔（前排居中）
但故事还没有结束。
你们不想知道一下孙美瑶的结局吗？
根据当初的约定，6月27日，孙美瑶和他的手下如愿被招安，编为山东新编第十一旅，孙美瑶任旅长。
25岁的孙美瑶干了一票惊动世界的大案，最终还全身而退，自然是春风得意。但他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了北洋军阀直系和皖系的纷争旋涡。
临城一案，使得原本属于皖系的山东督军田中玉被迫辞职，直系干将郑士琦接任。而孙美瑶等土匪崇拜的张敬尧，却是皖系的，而且是当时曹锟手下第一干将吴佩孚的死对头。
身处风口浪尖，年轻的孙美瑶还颇为高调，在完成了几次“剿匪”任务后，认为自己已经成功“洗白”，又开始暴露了一些土匪习气，比如剿匪获得的枪支，小部分上缴，大部分自己私存起来。
孙美瑶不知道，从曹锟到吴佩孚，都只是在等待时机而已。
1923年12月19日，新任的兖州镇守使张培荣亲自打电话给孙美瑶，邀请孙美瑶带上旅里的高级军官们，到枣庄中兴煤矿俱乐部玩耍，顺便调解孙部与驻枣庄的吴可璋团之间的矛盾——吴可璋曾举报孙美瑶扣枪不缴，孙美瑶曾说： ”我就是要造反，怎么样？”
中兴公司的办公大楼
为了给自己找几棵大树，孙美瑶曾拜张培荣为师。自己老师邀请，自然要去。孙美瑶兴冲冲带上一队护卫，外加几只心爱的鹌鹑（他和张培荣都喜欢斗鹌鹑），前去赴宴。
到了中兴煤矿俱乐部，孙美瑶被张培荣的副官单独带到正厅。一进门，一把石灰粉撒了上来，然后孙美瑶被人按在墙上，剥去军装，推到了俱乐部门口。
一刀斩首。
当年孙美瑶的行为，在中国民间还是得到过颇多赞誉的，一度被称为“义匪”。
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评价？主要可能还是因为，孙美瑶当时煞了洋大人们的威风吧。
只是孙美瑶和他的兄弟们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自己能被“招安”而已。这就是一次彻头彻尾，标准的绑架和抢劫。
唯一和其他绑架不太一样的是，土匪们对人质的待遇相当不错——但这待遇只是对洋人的，孙美瑶他们对本国人质的态度就要差很多。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向美国宣战。当时在上海公共租界的鲍威尔被日本兵抓捕，投入了提篮桥监狱。在监狱的牢房里，鲍威尔惊奇地发现，同处一屋的英国人，居然也是当年“临城火车大劫案”的人质之一。
鲍威尔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
当这两位山东土匪的前俘虏，此时此刻重逢于斯，禁不住紧紧拥抱在一起，异口同声地喊道：“我喜欢中国土匪，不喜欢日本流氓！”
不知已成为游魂的孙美瑶若看到这句评价，会作何感想。
如果岳飞不管12道金牌，决意收复汴京，历史会是什么样的结局？
1140年的7月，军帐之中的岳飞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不久之前，岳家军再次击败宗弼，汴京近在咫尺，唾手可得。就在此时，朝廷连发12道金牌，强令岳飞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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