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人物行止录（四）
陈远 辑
据冯友兰回忆，黄侃“在堂上讲书，讲到一个要紧的地方，就说，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还有一次黄侃有个学生在“同和居”请客，恰巧那天黄侃也在隔壁请客，听到老师说话，学生赶紧过去打招呼，黄侃一见便对他批评起来。学生请的客人都到齐了，黄侃还不放他走，学生情急之下，便把饭店的人叫来，说今天黄先生在这里请客的钱全都记到我的账上。黄侃听了大乐，便对学生说，好了，你现在可以走了。
在北大执教时，黄侃曾借住在吴承仕家，二人既是章门弟子，又是朋友。黄侃恃才傲物，在课堂上经常放言无忌，一次被女生告到系主任吴承仕那里。吴知道黄的脾气，委婉地请他注意，一言不合，两人便闹翻了。不幸的是，这年七月，黄侃在北大读书的长子念华突然病逝，念华年仅19，“性行和厚，能读父书”，黄侃悲痛欲绝，“思避地以杀其悲”（黄焯语）。也许因为悲伤过度，黄从吴宅搬走时，不仅不付房租，还在白色墙壁上用毛笔写满了许多带鬼字旁的大字，画了许多黑色叉叉，并在房梁上写下“天下第一凶宅”几个大字。吴向他索要房租时，他不仅拒不支付，还理直气壮地说，再要房租，须还我儿来！吴只得作罢。
郑奠是黄侃最喜爱的学生，黄去教室上课时，常常让郑奠替他拿着皮包。郑奠毕业之后，也留在北大任教，与黄侃由师生而同事，但对黄侃还是很尊敬。
有一天，国文门教授黄节在家里请同事吃饭。黄侃和郑奠师生二人都前去赴宴。郑奠那天穿了新买的一件皮袍。黄侃见了，大为不悦，便说：“我还没有穿皮袍，你就穿皮袍？”
郑奠心想：你管得着吗？就回了一句：“我有穿皮袍的权力！”
黄侃听了很生气，从此再也不理会郑奠了。
蒋梦麟
蒋梦麟初到北大时，与陈独秀气味相投，他俩都一个相同的习惯，就是在参加宴会的时候，一坐下来就喜欢把冷盘或者第一、二道菜尽量地吃，等到好菜上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吃饭了，所以大家都说他们两个急性子，“同病相怜”。
1924年10月，鲁迅写了一首诗《我的失恋》寄给了当时的《晨报副刊》。鲁迅的好朋友、编辑孙伏园随即编发，但是在见报的头天晚上，孙伏园到报社看大样，发现鲁迅的诗被代理总编辑刘勉己撤掉了。孙伏园一看就按捺不住火气，加上刘勉己又跑过去说那首诗实在要不得，然而又说不出任何“要不得”的理由，孙伏园一时气急，顺手就打了刘一个嘴巴，还追着他大骂一顿。第二天，孙伏园就辞职了。
1925年东南大学风潮中，柳诒征遭人攻讦，说他想做文学院院长，又说他想做江苏教育厅长，柳也不分辩，只是马上辞了东南大学的教职，远走东北，应了东北大学之聘。直到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东南大学改为第四中山大学，柳先生才回来任该校教授兼筹备委员。当时实行的是大学区制，全省的专门学校和中学校，都归这个大学管辖。国民中央政府规定，指拨江苏田赋180万，充教育专款。而省财政厅长说，江苏预算已经制定，田赋收入并无余款可以指拨。校长和财政厅长商量不通，派柳先生和另外两三个筹备委员去仍是不通。隔了一天，校长再派柳先生等两人去。财政厅长说，已说过一个钱也没有，何必又来说空话。柳先生说，这次不是来说空话，只是商量一个具体的办法。接下来说：我晓得财政家都有个秘诀，收入是以多报少，支出是以少报多。财政厅长一听立即站起来说，哪有这样的情形，若是这样，你来当厅长我去教书好了。柳先生说，请您莫动气，我若是不明了江苏财政的实际情形，也不敢乱说，我是读书人，已从《赋役全书》上看到了最近全省的各种统计数字。我们江苏的老百姓向来不敢拖欠国税，但是每年秋勘之后，征收总不足额，那是各县知县和胥吏舞弊，名为民欠，其实都可追缴。所以每年的预算，都有带征积欠一项。前天厅长让我们看的本年预算，田赋收入项下，既与征额之数不符，又和前几年实征之数不符，又未载明带征积年的欠款，这不明明是以多报少吗？你若不相信，我可以将我写的一篇账请你细看。厅长无语。柳先生又给对方出主意，说，你既已在省府会议上说过没钱，再开会时，也不必说这笔钱是从哪里来的，只说教育经费至关重要，教育界诸位逼迫太甚，我没有办法只好承认了，各位就不必问这笔钱的来路，你看这样说好不好？这话若可行，就一言为定，180万照拨，你若不以为然，我就将我所写的，在各报上公布，请莫见怪。“这位厅长，真正漂亮，听我一席话，满口应承”。
1926年，鲁迅在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任研究教授时，校长林文庆召集研究院的负责人和教授们开会，说明“学校经费困难”，提出削减研究院一半经费的计划。教授们纷纷表示反对，说：“研究院的经费本来就少，连研究成果的印刷费都付不出，绝对不能再减了。”
林文庆无奈，只好使出撒手锏：“关于这事，不能听你们的。学校的经费是有钱人拿出来的，只有有钱人，才有发言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