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作家阎海军：为沉默的村庄发声

村里的放羊人

城里人眼里的农民是一个很难改变的角色。户籍变起来只是改几个字的事，但生活习惯、思维方式、逻辑方式要改变得花很长的时间。

非虚构作家阎海军：为沉默的村庄发声

文 | 刘爽爽

（财新记者）

阎海军生长的崖边村，位于甘肃通渭县的一个山湾里，那里黄土沟壑纵横，自古贫瘠荒凉。

清末左宗棠在给光绪皇帝的奏章中称，“陇中苦瘠甲于天下”。这句话频繁出现在阎海军的乡土写作中。

他在地方电视台做了十几年记者，专注报道“三农”问题。2015年他出版《崖边报告》，以一个基层媒体人的视角观察记录家乡几十年的变化，从中映射出许多中国村庄的命运。

作家梁鸿评价，“《崖边报告》以一个记者犀利而又宽阔的视野把中国乡村故事的深层矛盾揭示出来。它不只让我们看到一个个感伤而又沉重的人物命运，也勾画出这命运背后的总体逻辑和结构，有很强的‘震惊’作用和启发性。”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认为，“他在书中描述的诸多问题，对应的是中国农村当前正在发生的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的‘治理之变’‘基础结构之变’和‘价值之变’。”

时隔两年，阎海军出版《官墙里：一个人的村庄与都市》，回顾了自己从农村到城市的心路历程，其中的困惑、挣扎是大部分农村出身的年轻人共有的隐痛。

《官墙里：一个人的村庄与都市》

阎海军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学者钱理群曾总结一个现象，他身边的农村学生都很朴实、勤学、善良，对农村生活也更了解，但这些学生很少从事相关研究。

《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书的作者黄灯（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曾谈起，她的丈夫虽然才是跟这个家族更亲密的人，但丈夫很少谈论家里的事，反而是她以农村儿媳的身份讲述这些故事。

阎海军也是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一员，在城市工作，买房落户，成家生子。在城市待了十几年后，他意识到，“自己永远无法融入城市”。这些年，他选择将重心放到农村老家，为那些沉默的村庄发声。

2017年夏天，我们通过邮件取得联系。以下为阎海军个人表述，记者根据邮件回复整理而成。

户籍变起来只是改几个字的事，但农民变市民没那么简单

我小时候听过一个段子，说农村考上大学的同学，“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

这个段子很形象。

我觉得，主要原因是社会主流意识弘扬光鲜亮丽的物欲、消费等价值，农村孩子在这种评判标准面前自感低人三等，所以刻意抹去身份痕迹。穷人都渴望“体面”，在瞧不起乡村落后面的社会舆论里，刻意掩饰贫穷是很正常的现象。说白了，农村人不够自信。

我经历过底层的困顿，除了种田的艰辛，还体验过各种打工生活。这种底层生活对我的人生是一种洗礼。它决定了我看待底层的态度。后来我决定参加自考，自考是一种社会化学历考试，一门一门自学，然后统一参加国家组织的考试，学分修够了发毕业证。文凭含金量不及全日制，但比成人高考、函授等所有非全日制文凭都更加受人尊重，而且能学到真知识，主要原因是花钱少。那时候，我边打工边自学，很辛苦，拼的是毅力。汉语言文学、新闻都学，后来终于通过了兰州大学的自考。

十几年来，我在城市里工作、买房落户、安家生子，但我觉得自己并没有真正融入到城市里，主要是心理层面，还有文化层面。城里人眼里的农民是一个很难改变的角色。户籍变起来只是改几个字的事，但生活习惯、思维方式、逻辑方式要改变得花很长的时间。一个人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生活在哪里，他的骨子里就染上了那个环境的基因。文化是能渗透的，它渗透到人的骨头，血液。农民变市民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自己觉得，我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绑在一起的，我无法完成一个家庭的彻底城市化，这个国家也难以让全部农民都城市化。所以行不通的路，就得变换思路，绕着走。

“吃饭就是为了活着，活着就是为了吃饭”

我性格悲观，这和生长我的地理环境有关，也和我的遭遇有关。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陇中的山水实在是太糟糕了，能在那里活下来就很不容易，再谈发展是相当难的。任何观点和理念，都要结合实际的社会基础。

也就是在这种沉重的气息中，我坚持做了关于农村书写的事。将来自然还会这么做。在壁垒森严的市场之瓮，一切价值的衡量标准就是：值多少钱。这给人文世界造成了毁灭性的的摧残，让无数原本纯洁的灵魂无端扭曲。像我熟悉的很多农村孩子学习困难，大多上了技校，毕业进流水线工厂。他们想法简单——挣钱，消费。有孩子跟我说：“吃饭就是为了活着，活着就是为了吃饭。”前几天，有个视频很火，高晓松批评清华一位博士过度关心就业，不关心国家。“高校成了职业培训所”，不只高晓松，很多人都感受到了。没知识的为了消费而活，有知识的也为了消费而活，有价值的事谁去做？

从事乡土研究的想法由来已久，参加自学考试的时候，我学习了《社会学概论》，一下子对社会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紧接着读了《乡土中国》等经典社会学著作。费孝通认为，农民不是没知识的人，这在当今社会简直是离经叛道的思想。我感觉，费孝通突出了一个“实”字，这也是一种不同于市场炒作的价值规律。他对农民的尊重和对粮食重要性的思考，让我这样农民出身一直自卑地混在城市里的人有了自信。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和自己作斗争，在寻求自我解放。我觉得是费老在冥冥之中给了我一丝灵光。他对农民的尊重，对农民创造精神的肯定，对我也适用。他对知识的论断，不只看重博士头衔，对我同样有鼓励。当然类似的观点别的人也反复提过。但费老写农村接地气的笔法，让我动了自己也试一试的想法。但像我这样没有学历的人，是没有资格做研究的。反正目前条条框框的体制结构，以及惟学历定天下的机制，没有谁会认可我。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我估计将来也如此。

我斗胆想写自己村庄的社会学著作，提笔写了一些，才知道功力不够。提起的笔放下了，一放好几年。政治经济学家王小强得知后给我说：“海军，不要讲究什么文体，真情实感去写。”让我茅塞顿开。我抛开了所有的顾忌，用“我手写我心”的老套路，一鼓作气写了《崖边报告》，并由北大出版社出版。这也是破天荒的事。过去出书都是博士、教授的专利，他们可以申请国家科研项目，很臭的研究成果也能出版，反正有基金支持。我一个没学历、没单位的人能不自掏腰包出书很难得。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个书还成了2015年现象级畅销社科图书。一开始我想，看来我是走了狗屎运。后来思索，这可能是费孝通关于农民的论断给了我灵光，忠于那个一直以来被动沉默的群体——农民，带着真情实感思考他们的喜怒哀乐，老天爷也会帮你。

《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

阎海军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8月

2015年，对我生命轨迹而言，太特殊了。书出来了，杜润生老人（曾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他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邓力群老人（曾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走了。当年他们说过的关心农民的话，并未完全实现。无数搞乡村研究，搞乡村建设的人，对杜老、邓老无比尊敬又怀念。二老当年力促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聚合一群年轻人思考农村，为国家如何更好发展农村建言献策，对照他们的努力奋斗和辉煌成就，我常反思——当下，青年能做什么？又做了什么？

前路漫长，我写作《崖边报告》是从乡村的现实入手，呼吁加强建设。当时只是呼吁，书出版了，接触的人多了，听到的信息也多了，我更欣慰了，因为我看到了一些从事乡村建设的力量，这是未来的希望。

农村灭不掉，底层的泥淖让很多人陷了进去出不来

乡村生存或者底层生存，是很多中国人共同的苦难。我们可以有梦，顺利的话，我们可能就是那个写作了《乡下人的悲歌》的美国人万斯（万斯出生在一个贫苦小镇，后来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跃升成为白领，但贫苦的底色依然影响着他和家人的生活，万斯以自己家族的真实经历为例，讲述了社会、地区和阶层衰落给一生下来就深陷其中的人带来的巨大影响。），也有可能是永远无法出线的人。万斯的成功只是个别人的成功，我们大众的底层，其实一直处在万人过独木桥的凶险当中，吉凶难卜。

由此，我想，我们对于事物的评判，应该基于能不能解决大多数人的问题，能不能促进大多数人的现代化而立论。

我非常清楚，像我这样出来努力的人，很难很难。这就是底层的艰难。有人还带着傲娇的神色说：“底层不值得留恋”。其实，不是谁留恋底层，而是底层的泥淖让很多人陷了进去出不来。受困的人越多，社会的希望越渺茫。

比如错过了全日制，就一辈子只能干临时工。可能北上广无所谓这个，到全国地市及以下社会，这玩意像魔咒。国家在倡导“不拘一格选人才”，但落实在基层，依然是选文凭。有全日制，有硕博就牛逼吗？好像也不一定。有人批判底层有戾气，抱怨临时工身份，就是戾气。那些躺在“旱涝保收”的体制内人肯定会幸灾乐祸地说，“活该”。但这个戾气不是一两个人的遭遇，现在一大片有全日制学历的人也遭遇了用工不平等，同样有戾气。改革喊了很多年，就是做不到同工同酬。一个单位，正式职工和临时工的待遇就是有差距。我想表达意思是，底层是很难爬出泥淖的。社会生产底层的机会太多太多，除了天生的底层，还有掉队加入的。不解决意识和观念以及结构上的不平等，底层只会更多。

乡村里赶路的住校生

如今，城乡几乎分裂为两个世界。在城市流行的话语体系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乡村愚昧落后，是活该去“死亡”，必然要“死亡”的部分。有人甚至提出“文学叙事的乡土合法性已经不存在了”，言下之意，乡村没有必要再提。这是书写领域的反乡村，那其它领域呢？比比皆是。

我非常反对这种论调，所有认为城市化必然更替乡村的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有个数据他们忽略了，发达国家城市化率也就70%，这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经典的现代化路径，他们的城市化率也只能达到这里。我们才起步，未来就算达到发达国家70%的城市化水平，我们还有五亿人口是农民。既然有五亿人是农民，我们怎么扔掉农村？灭不掉，农村是灭不掉的。不是我们不想灭掉它，而是事实上不可能做到。所以，不管叫城市化、还是叫城乡一体化，归根结底，我们的努力目标应该是让全体国民实现现代化。

我提守住乡土，是因为过去我们过分强调城市化，财力、物力、人力大都用到了城市建设上，而农村被抛弃了。当然，最近几年农村基础建设成就巨大，情况好多了。这个提法是有针对性地提出来的。提守住乡土不是弘扬大家守住一亩三分地，守住一成不变的乡村秩序。不是那个意思。

我的努力，是让全社会意识到农村的问题、农村人口的困境，并抛砖引玉期盼各界为国家建设农村提供资金政策支持。我们要看到乡村的价值，发达国家有很多人，是愿意居住在农村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乡村青山绿水，显然更适合人居。

我大伯早年参军离开崖边，晚年选择回到老家居住。我不光思考老了是否回到村里去，我现在就想回到村里去。但是我们那个地方就是前面说的“苦甲天下”，条件实在太苦了。现在生存在村里的人是在像战斗一样过日子的，我是逃出来的。逃出来再回到那个地方，还是有困难的，至少心里不甘。我倒是喜欢气候条件好一些的村庄，晴耕雨读。

前不久，我们“爱故乡文学与文化小组”在湖南汨罗一个小村庄开了一次会，为啥在村里开，就是因为作家韩少功最近十几年一直在汨罗那个小村里生活，他过着晴耕雨读的生活。乐悠悠。鼓励农民进城，也应该允许城里人到乡下居住。韩少功在那个村子的街道走过，年轻人看见了直呼“韩爹好”，韩少功挥手致意，并寒暄。他们过得好像一村人。其实韩少功并不是那个村里走出去的。

书写者的乡建：爱故乡文学与文化专业小组

乡村有价值的东西很多，只是由于过去三十年或者说我们骨子里一直以来都是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所以才忽略了乡村的价值。

这些年除了写书，我还用摄像机拍过乡村的社会变迁，拍过手艺人。现在这种独立摄制的影视作品，是没有渠道播发的。我也不想去寻麻烦，所以基本没有播出。

家乡人从来不和我正面谈论我的研究。他们也不懂研究这个词汇。他们最清楚的是看到我每次回家，脖子上都挂着照相机，碰见人总会问这问那。至于别的，他们从来不问我。我不清楚他们怎么看待我，我也从来不问这个，我问他们最多的是关于乡村秩序、乡村文化、乡村价值的东西。

现在最大的困难是缺乏时间，我的乡土研究只能自己利用节假日，克服困难挤时间去做。

如果能进入专业的机构，我相信我会做得更好。但这个机会一直没有出现。过去一年多，我获得了一些资助，做了一部《陇中手艺》，专门讲乡间手艺和手艺人的故事，我们正处在城市化背景下的巨大变革中，手工业急剧消亡，做一些记录，对历史，对后人是一种交代。我有很多题材，如果能有更多资助，我自然会做出更多的成绩。

围绕乡建，很多人都能做出贡献。“三农问题”研究专家温铁军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旨在促成大众参与的大乡建，鼓励大家人不分左右，不分南北地联合起来，一同推动乡村建设。这是接续晏阳初（中国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梁漱溟（哲学家、思想家，二人都曾大力推动乡村教育）他们的路径展开的奋斗，一大批胸怀理想的知识分子现在已经聚合起来了，他们与民间同样心怀理想的人，互促互进，正在创造关于乡村的新历史。

作为离开乡村的人，我现在也是乡建的一份子，是志愿者。我们联合发起了“爱故乡文学与文化专业小组”，计划通过联合乡村书写者，共同推动有意义有价值的乡土书写，为整个乡村建设提供意识领域、精神领域的支持。九个发起人中，除了我，他们基本都是博士。还好，这个小组不用“值多少钱”评判事物，而是鼓励所有带着真情实感为社会做贡献的人。

近些年出现了很多“返乡笔记”，这证明很多人在关心农村，关注农村，这事对那个沉默群体而言，意义自不待言。但对于“返乡笔记”，学界也有一些批判，认为是在消费农村。这个批判也是有道理的。不论媒体、作家还是学者，我觉得都应该带着真情实感做研究，良心摆正了，不怕别人说什么

刊于财新网文化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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