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颁布两年多以来，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若想根治北京“大城市病”、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还有赖于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政策的一体化，否则只能是指标不治本。
高考政策的差异是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障碍之一。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一门心思奔着北京去，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让下一代在高考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鉴于进北京的门槛太高，有些人便寻思着在天津买房、落户，以便让子女在高考时少承受一些压力。为什么衡水中学这样的“高考工厂”出现在河北？其中原因值得深思。
尽管人们对高考“指挥棒”颇多诟病，认为高考是制约素质教育水平的枷锁云云。但是，客观地评价，高考至少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目前依然是暂时无法被取代的社会流动主渠道。
京津冀之间高考的差异首先是试卷的差异。北京用的是北京卷，自主命题；天津用的是天津卷，也是自主命题；河北用的是全国卷，全国统一命题。试卷不一样，高考分数和录取分数线就无法进行横向比较。
这样便以试卷的不同掩盖了京津冀三地录取制度的不公平。高考既然是全国性的选拔考试，理应全国一张试卷。既然是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共同采用北京卷也可以嘛。如果连作为社会流动最基本区分标尺的高考试卷都不一样，三地又如何协同？
比试卷差异更致命的，是分省市录取制度，这是落后的计划经济思维在高考领域残留的一个表现。很多人口大省和高考大省的考生及家长对此怨声载道。以2016年高考为例，清华大学在北京录取296人、在天津录取76人、在河北录取130人，北京大学在北京录取257人、在天津录取70人、在河北录取151人。
两校在三地录取人数与三地高考报名及参加考试人数严重不成比例，三地考生的竞争激烈程度远远不在同一水平线上。如何分配名校招生指标，避免利用权力人为地制造不公平、出现公器私用，是值得重视的。如果为了确保一小部分人的利益，以牺牲另外一大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这样的制度是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的。
（识局林中客插个话：全国一张卷一个分数线，是大家理解教育公平最直接的其中一个想法。但目前各地教育水平不一，哪怕同一省内，省会城市和其他地方也大不一样。全国同卷同线，有可能对教育水平偏低地区的学生，也构成不公。
当然，目前教育界内对这一问题的分歧也存在，一部分如本文作者认为，应该回到统一公平机会的模式。另一部分认为，分省招生分配指标，这个大方向是合理的，主要的问题在于怎么分配的问题。）
清华、北大都是中央财政拨款的教育部直属高校，是“国立大学”，理应全国统一试卷、统一录取分数线，否则便有不公平之嫌。考虑到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教育水平存在差异，分省录取或参照研究生考试分ABC三类地区录取，以便适当照顾西部省份考生，尚属情有可原。但是，京津冀三地同属东部地区，北京的教育水平更高于津冀两地，部属高校的录取人数却有如此差异，这不是赤裸裸的地域歧视和不公平，又作何解释呢？
异地高考之所以难以推进，根源就在于计划经济思维的分省录取制度。如果不从根本上改革这一制度，不仅京津冀三地难以深度协同，更会助长部分省市的地方保护主义，不利于营造一种公平竞争的社会氛围。
建议改革中央财政拨款院校的分省录取机制和不合理的招生指标分配，这或许会引起部分北京户籍人士的不满，但可以通过加大北京市属高校的招生名额供给来加以解决。更何况，如果北京的孩子们习惯了这种不公平竞争，对他们将来的发展未必有好处。
如果是北京市属高校和河北省属高校相比较，由于拨款主体是省（直辖市）级政府，对本地考生和异地考生采取差别政策，以便最大程度上保护本地考生利益，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关键是中央财政拨款的百余所部属高校，特别是坐落于北京的部属高校，只是办学地点在北京，并不等于归北京市所有，全国的纳税人均对“国立大学”作出了贡献。
如果不能构建一种相对公平的竞争机制，显然是违背程序正义的。只要这种录取机制存在一天，河北乃至全国的家长和考生就会拼命地想法设法挤进北京，北京的“大城市病”将依然无解。长此以往，阶层固化便会打上明显的地域标签，加剧地区之间的社会心理裂痕，对构建和谐社会是十分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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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口难以疏解，还在于医疗、养老等社会政策的差异。北京、天津的社会养老金标准高于河北，各级医院的医保报销比例也要高于河北，且医疗资源过于集中。
当然，河北人口基数大，财政收入有限，大幅度提高医疗、养老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尚有很大困难。既然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河北省短期内可以争取中央财政支持。长期来讲，中央应该上收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权和事权，适时推出社会保障税，在全国范围内统筹解决。
鉴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三大国家战略之一，可以首先在京津冀地区进行试点。
如果三地的医疗、养老政策统一，医疗资源分布相对均衡，我想很多老人退休之后，不一定会选择继续待在北京，有可能选择河北的二三线城市定居，也有可能到县城甚至农村生活，田园风光，绿色食品，新鲜空气，返璞归真，拥抱大自然，何乐而不为？
退休之后的老年人，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工作经验及各种资源，如果能促进城乡之间人口双向流动，不但能够缓解大城市的压力，而且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会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举一个典型案例，在云南有一位著名的老人叫褚时健，在玉溪市新平县嘎洒镇承包了几千亩荒山种植冰糖橙，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也有力促进了当地农业多元化发展，并且为当地税收和民众就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京津地区人才资源集中，退休之后雄心不减当年的老年人也不在少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如果政策得当，这一部分人能够发挥出的能量是相当惊人的。在人口结构老龄化的情况下，统筹社会保障政策尤为重要。
如果北京与河北农村的社会保障政策没有太大差别（为了防止“养懒人”，低保政策应该有所差别），医疗资源相对均衡，将极大地促进京津两个特大城市老年人口的自由流动和有序疏解，对各个年龄阶段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将为促进河北县域经济和农村地区发展增添许多助力。
（识局野姑也插个话：这篇文章的选题很好，大的思路也是对的——如果要让周边地区融入大北京、从而达到疏散人口的目的，就必须既要承接北京的一部分城市功能，又要在地方政府负责主要承担的福利保障方面相接轨。
在措施方面，户籍制度改革的大方向应该是剥离附着在户籍上的福利，这也和作者提出的思路方向一致，对于促进京津冀社会保障一体化协同发展是一个促进的、可以形成合力的因素。
相应地，具体到医保和养老方面，其实相关改革的方向都是要改变现在以参保人身份来区别待遇的局面，而是以筹资水平来决定保障水平，这样也有利于京津冀地区的社会保障打破行政区划而加快融合，即不管人在哪里，只要缴费水平达到一定标准，就可以享受相应待遇， 政府要做的就是提供一视同仁的基础投入。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文章提到的，中央财政划拨以支持这个国家战略，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另一方面，京津冀社保融合相当于提高了统筹层次、做大了资金池，增强了抗风险能力，并且北京由于各种优质资源集中而人口净流入、导致医保和养老统筹基金吃紧的状况，也可以得到缓解，应该说是多赢的局面，北京并不是一味付出的一方。
像北京这种发达城市，和上海一样，地方财政有钱，投入的补贴多，所以户籍人口的社保待遇都很高，如果将来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为了不至于落差太大，可能会放缓对原北京户籍人口的社保补贴，这样还可能带来一个好处，就是把原来政府挤占的市场份额交还出来，让商业化的医疗保险和人寿保险获得更大空间。
另外，作者说到中央上收养老医保的事权，其实提高统筹层次就行，这个改革一直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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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得天下者，必得中原”，广义上的中原就是指华北平原（或称黄淮海平原），因此京津冀地区在国家总体战略布局中具有非常特殊的重要地位。“一花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中央已经做出了建设雄安新区的战略决策，这一举措将极大地推进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
同时很多人也存在一个疑问，雄安新区究竟将实施什么样的社会公共政策？教育、医疗等领域的社会政策是随北京还是随河北？或者独树一帜？如果公共政策不能够有效协同并进而实现一体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雄安新区的建设和发展。
与其继续在京津冀地区人为地制造差别，不如现在就统筹考虑、投入资源，建议在京津冀地区同步推行公共政策一体化试点工作，本着“就高不就低”原则，参照北京标准推动津冀地区（尤其是河北）公共政策和公共资源的供给侧改革，促进教育、招生、医疗、养老、社保等公共政策一体化。
只有公共政策实现了一体化，才能从根本上破除阻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制度壁垒。京津冀作为国家战略的核心承载区，首先应该是深化改革的先行区和示范区，先行和示范的关键，就是本文反复强调的社会领域公共政策一体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