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1963年拜识谢稚柳先生，列其门墙，三十四年间，无论从艺术修为，还是为人崇德，获益良多。谢老就像一位高明且严谨的雕塑家，认真地就我为艺为人的每一个块面、每一个细部进行精雕细琢，由表及里，由艺事及灵魂，力求让我能走向完善。
一
我自小好刻印弄文，恋栈于方寸咫尺之间，长年累月落下了严重的颈椎病，至1975年爆发，头有千斤重，像是身外附加的大铅球，到哪里也总先把头往桌上一靠，方有所舒缓。老师关心地说：“小韩啊，你不要一天到晚刻图章写文章。你活动的范围太小，不妨站起来画画，这样人可以放松。”
初涉绘画，又值 “文革 ”，可供学习的书画范本奇缺，老师便取了自己画于乾隆宫里专用玉牒纸上的重彩荷花册页十二张，供我临摹。几日后，我拿着临摹的作品请老师点评，他说：“可以了！你可以自己画了！”后来，从其他师兄弟口中得知，老师对他们说：“天衡啊，画画胆子大，如果你们画画能有他一半的胆量，就可以画得好了！”经常有幸观摩老师作画，示我技法，晓我道理。此后，老师还将这本珍贵的画册赠予我，可见老师对我之厚爱。
书法学习的资料也同样奇缺。老师在 “文革 ”时期被批斗，家里的书画藏品、自己的作品乃至笔墨纸砚都被抄光，这对书画家来说，比没饭吃，比天方夜谭般的被揭发、空洞吓人的批评还要难熬百倍。那时老师居然像地下工作者似的悄悄弄来一本张旭的《古诗四帖》，他下大功夫双钩廓填，复制了一本，不仅惟妙惟肖，且精气神俱佳，堪称是下真迹一等的宝贝。这也是老师平生唯一的自摹件，宝贵自不待言。从此老师书风丕变，直入唐贤之室。我真有幸，“文革 ”后期老师慷慨地借我临习了几个月，供我借鉴学习。
《张旭古诗四帖》（中华经典碑帖彩色放大本），中华书局出版
二
年轻的时候，老师还一直告诫我：“小韩啊，要多读书！”后来我懂得了读书的紧要，读书是补本养心的妙药。搞艺术之人，能够取得真正成功的要素，不是技法，不是功力，也不仅仅是笔墨，真正的大马力孵化器是文化。文化哪里来，多从读书当中来。文化者，贵在 “化”，所读之书，能“化”到你的专业里，迹与神化，融为一体，方能取得大收获，才耐得起看，耐得起咀嚼，耐得起历史的检验。
我这个人在艺术上素来好胡思乱想，经常会带着一些学术疑题去请教老师。当初少不更事，会因为对问题的看法不同而与老师争执不休。有一次，在老师家，老师拍桌子：“你尽管争好了，在学问面前没有老少之分。”知情的一位好友警告我：“你以后跟谢老可不能再这样争论了，你看谢老跟你争的时候，脸憋得通红，脖子上的筋都爆出来了。老先生小中风过，你要闯祸的啊！”
后来我便有所留意，只作正面的请益，尽量不与老师争辩，可睿智的老师却心知肚明。一次，我去看望他，他话里有话地说：“王一平（时任市委书记）来过了。他问我，小韩好像眼睛里对其他人都不咋的，对你，他很敬重的。我跟王一平讲，小韩啊，他现在聪明了，不跟我争论了。”
1997年老师患恶疾住院期间，我常常去探望他，他也会问我：“最近脑子里又在想什么呢？”我坦诚以告：“报告老师，最近我想到写字画画包括刻印，创作背后支撑它的只是四个字。”老师问：“哪四个字？”我回答：“诗心文胆！”老师一拍大腿： “好！你应该拿这四个字刻枚闲章，盖在画上。”
三
老师一贯关心我，记得1975年我被借调到上海书画出版社，撰写《中国篆刻艺术》一书。老师家离出版社不远，他时常会撑着拐杖，与佩秋老师散步过来看看我。社里的朋友会惊讶地议论：“平时请都请不到，谢老居然来看天衡。”这使我感到无上的荣光。
不单单是在学业上，老师还始终关心我的专业去向。记得 “文化大革命 ”结束没两年，常州的友人拿着老藏家家里的一大堆古旧字画叫我鉴定，当时我挑选出其中十四件可收藏的书画，剩下的就建议他卖给文物商店换点钱。过了几天，我到老师那里去，他说： “小韩你眼光不错嘛！”原来友人又拿这批字画去请老师鉴定了，而他老人家鉴定给出的结果居然与我相同。
当时老师作为博物馆的顾问，也为书画鉴定后继乏人而担心，便问我是否考虑去博物馆工作。我深感老师抬爱，却也只能婉拒。我清醒地思忖过：若是真要做一个合格的鉴定家，至少得钩沉索隐，面壁去啃史书古籍，少说得十年，那时我也将是快半百的人了；况且我做篆刻书画创作研究，也半辈子了，若去从事鉴定工作，等于前功尽弃，重起炉灶，而将来能否成为一个好的鉴定家也是难说啊。对于我的想法，老师也表示理解。当年，上海师大也传出风声，想邀我去他们的艺术系当主任。我征求老师的意见，他中肯地说：“当主任杂务事情多，还是到画院好。”最终，也有老师的推荐帮助，我去了画院。其实，老师帮助扶持过的后生多多，我只是这多多中的一员而已。
谢稚柳《荷花翠鸟》
四
老师看画有独门神功。1979年我陪同他去杭州，在浙江博物馆鉴定字画，卷轴打开半尺，只要见到露出的二笔三画，即可报出是哪位大画家的作品，且报必中的，语无虚发。所以我一直不赞成 “笔墨等于零 ”的过激言辞，犹如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指纹一样。在中国画里，高明的鉴赏家能穿皮肉而识骨髓。往往只需看一根线条，就可以敏锐精确地品评和鉴定出因人而异、千差万别的个人性格和艺术风貌来。一根线条足以看透、判定一个画家，这就是老师作为顶级鉴定家的洞察力。由此，我认为，除了在纸上做算术题有一减一等于零，古往今来，世间万事，非福则祸、非进则退，非优则劣、非高则低，非文则野、非正则负，是绝无 “等于零 ”的结局和答案的。
诚然，以往也听到过书画鉴定界私下有一种议论，说老师鉴定较宽松，而徐邦达先生极严格。对此我曾请教过老师，他说：不是宽严的尺度问题，对古书画的鉴定，一定要采取科学而极其谨慎的态度。对历史上流传有绪的书画珍品，不必采取过分的苛求；对一些程度很好的古书画，在没有掌握充分证据和发现 “硬伤 ”之前，也不应武断而轻率地下结论说 “假”。他还举例，“要枪毙一个人容易，但死而复生是不可能的。鉴定虽是 ‘真’或‘假’一个字，却得谨慎复谨慎 ”。
那时，经常晚饭以后陪老人家逛西湖。老师总是语重心长地讲：“印章你搞得差不多了，别搞了，该往大的方向发展了。”而那时候我始终觉得还有很多事情有待继续做：“老师啊，印学这门学问也很深噢，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对篆刻史的研究、对边款艺术的探讨、对印谱史的梳理，当时我深感任重道远。但我知道，其情殷殷，老师总还对我寄予着一腔厚望。
（本文节选自《掌故》第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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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故》第四集
徐俊 主编 严晓星 执行主编
钟叔河 董桥 陈子善 赵珩 白谦慎
顾问
装帧：32开 精装
书号：9787101133813
定价：56.00元
2016年《掌故》第一集出版，2017年推出第二集，2018年1月第三集面世，在广大读者的殷殷期盼下，第四集终于也和大家见面了。本集中依然名家云集，如郑重、韩天衡、刘涛、扬之水、王家葵、范旭仑、胡文辉、黄恽等十几位当代知名作者，再次聚焦近代以来百余年内的文坛、学林、政界、艺苑的人物与故实。
《掌故》一向欢迎“老先生”的稿件，为本集撰稿的文化老人郑重先生已是第二次出手支持我们。他记下与高二适先生的一面之缘，于他而言是一段“长久的牵挂”，于《掌故》又正好呼应了第一集中朱铭先生为《兰亭》论辩五十周年而写的《天下一高吾许汝》。陶洁女士作为在现代文学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著名编辑家陶亢德之女，以丰富的家庭档案与亲身经历，勾勒出父亲与周作人之间近乎完整的交往过程。韩天衡先生艺事之余，近年来常有忆旧妙文见诸报端，此番再度追怀恩师谢稚柳，细节历历，十分精彩。
本集也有一些微妙巧合。自1993年《棔柿楼读书记》问世以来，扬之水著述迭出，声誉日隆，“棔柿楼”也因此为读者所熟知。关于棔柿楼及其所在的“幻园”，前主人赵守俨、赵珩乔梓先后写过《幻园琐忆》、《幻园补记》，如今扬之水终于以一篇《幻园后传》和之，交付我们，而赵珩正是《掌故》的顾问之一。再如新作者中，樊愉是以书画、琵琶、昆曲传家的海上樊少云之孙、樊伯炎之子，王学雷则是苏州藏书家王謇（佩诤）的曾孙。百余年前，他们两家还曾经一度对门而居，此番又同登《掌故》，讲述各自家族的故事，足见旧家风流。刘涛先生回忆问学于曹立庵的往事，王家葵先生探索传为陈抟老祖所书“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一联来历，柳向春讲述六十多年前国家动用外汇储备回购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的始末，胡文辉讨论林白水被杀一案的内情，范旭仑从三位学者遗稿的遭际谈到以书为中心的文化命运，等等，大约都怀着“不容青史尽成灰”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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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故》第三集
徐俊 主编 严晓星 执行主编
钟叔河 董桥 陈子善 赵珩 白谦慎 顾问
装帧：32开 精装
书号：9787101129731
定价：56.00元
这一集扬之水先生写侄女、侄女婿两家的上两代，竟曾是战场上以命相搏的对手：“门致中1928年出任国民党宁夏省政府主席，1940年参加汪精卫政权，1944年任华北伪治安军总司令，在冀东曾与李运昌领导的抗日队伍交手，吃了败仗，而且败得很惨。这位年轻的李运昌司令，正是我那侄女的亲爷爷。”好像是时下流行的各种“神剧”的套路。再如郑重先生写唐德刚为张学良做口述史的曲曲折折，最后竟以赵四小姐“吃醋”误解唐德刚而告终。郑重先生感慨：“这故事可以写章回小说了。”又如徐文堪先生写史禄国，王培军先生写晚清奇人郭十公子，申闻先生写民国间的北平风雅盛事，苏枕书女士写傅增湘藏书在日本的流转，都有追寻“旧时月色”的况味。
本集的老作者雪克、胡文辉、白谦慎、艾俊川、刘聪等等仍然出手不凡，雪克先生《往事已矣 记忆留痕——重读戴幼和家祥先生尺牍后》、白谦慎先生《充和送我进耶鲁》，两位记亲闻亲历，虽去今未远，却都极其难得；艾俊川先生钩沉齐白石的“电影生涯”、宋希於先生勾绘张次溪晚年侧影，资料详实，令人难忘；刘聪先生谈吴湖帆、周鍊霞之交往，已进入第二番，两位艺术家的彼此倾慕与纠结，体现的是人性在历史中的温度；而胡文辉先生写“汤尔和的心事”，则体现出作者的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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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故》第二集
徐俊 主编 严晓星 执行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