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为外患内忧的中国开出的专制药方，相对胡适当时的理想主义方案，蒋廷黻更加注重政治的现实因素。然而他的这套“军事加经济”的方案，仍然面临一些困难。
第一，蒋廷黻为立国提出的经济和军事手段，都依赖一个独裁者，但他并没有为这个独裁者有效实施这些手段提供足够支持。蒋廷黻的现实主义考量，即强调军事以及经济于民族国家构建的意义，与当代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中的一些主流观点比较契合。例如查尔斯·蒂利就提出了“战争缔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的著名论断。但蒂利也认为，军事或暴力的积累和集中，虽然是国家形成的核心原因，但这并不是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唯一决定因素。大规模战争的维持和发动，还需要国家有足够强大的战争资源汲取能力。古代帝国如奥斯曼帝国、中华帝国，虽然集中了大规模的暴力或强制力量，但这种力量的积累程度并不高。同时，由于过度依赖地方收税且缺乏大规模商业城市支持，因此一旦某个地区发展出能与中央抗衡的军事力量，便会产生对帝国的离心和反叛。17世纪西欧诸国的君主，正是通过与一些城市、贵族的结盟来征服另一些城市和贵族，最终同时垄断税收和强制，才得以构建强大与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12]。
第二，蒋廷黻所认为的专制在建立国家方面的作用，是一种“臆想的功用”。他不重视政治手段尤其是合法性构建，对于解决政治问题的意义。蒋廷黻抓住了“暴力垄断”这一概念，但对政治制度缺乏关注，只是呼唤一个卡利斯玛式的领袖人物，承担起统一的职责。然而，这个领袖凭借什么来获得民众支持呢？他似乎认为，提供给人们利益就可以了。“政权在什么人手里，人民是不关心的。他们所希望的是，掌权者能替国家人民做几件较大的事体。所以在人民的立场上，政府的改组远不及土地问题之解决之重要”[13]。
蒋廷黻假定：统一的两个策略——武力征服与经济建设和分配，都必须依赖一个高度集权的领袖。但当他考察完苏联、德国和英国之后，却对专制的功用性表示了怀疑。他认为，“各国所行的主义，与其生存力及战斗力有密切关系”[14]。与苏联的共产主义、德意日的法西斯主义相比，英国所代表的自由主义，其经济更为发达，国民也极为团结。当他说专制的时候，他心中设想的不是希特勒或斯大林，尽管他一度称赞过当时的苏联和德国，但并不认为他们所代表的这两种主义具有光明的前途。蒋廷黻期待的是土耳其的凯末尔[15]，俄罗斯的彼得大帝以及日本的明治天皇。他认为要完成现代化改革，有时不得不像这些先贤一样，坚定地“违反民意”。尽管意识到了自由主义与强大国家能力之间的关系，蒋廷黻仍坚定地认为，中国现在的问题是没有实行自由主义的条件。在没有建立秩序之前，必须以武力和专制实现过渡。所以，蒋廷黻实际上陷入了一个矛盾：他希望一个专制的、甚至反自由主义的强国家实现向秩序的过渡，然而现实中真正具备这种强大能力的确是自由主义国家。
当然，蒋廷黻关于都铎王朝等专制建国的历史论证，也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差别：英国在构建国家以前，就已具备了法治基础。在政治现代化之前，已经实现了社会现代化[16]。所以，即便都铎王朝努力扩大君权，这种君权仍受限于普通法和议会传统的制约。但是，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早于经济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早在秦朝时期，就已经建立了一个现代国家制度并打败了所有可能对手[17]。蒋廷黻也没有注意到，侵略中国的日本，其军国主义思潮在20世纪的蔓延，或许正是由于日本人没有经过一场彻底的现代政治理念启蒙。
蒋廷黻呼吁一个独裁领袖，但是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有潜力的人物出现，仅仅凭借这个人物的意志力，并不一定能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即便独裁者暂时解决了秩序问题，它也会强烈刺激并助长对意志和暴力的崇拜，导致真正有效的制度性手段的缺乏。所以，就像胡适所下的判断那样，如果中国真的有独裁的话，那也不会是蒋廷黻所设想的新式独裁，而是枉顾法律、自由且腐败丛生的旧式专制。因为中国不仅需要建构现代的民族国家，还需要解构以往的全能国家体制[18]。蒋并没有考虑，也不想考虑胡适对他的责难：现在是否存在有能力以武力统一中国的专制者？以及，即便完成统一，他是否会自然而然地推动中国的现代化构建，更不用说此后向现代自由民主政体的转型？
蒋胡二人的争论，也展示了中国近代自由主义者的一个困境是：他们必须同时追求秩序与自由。“淹没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中国社会，无法为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提供秩序基础[19]。选择蒋廷黻，还是选择胡适？最后的历史发展，实际上已经做出了选择。当中国的现实政治按照蒋廷黻的某些设想——一个强人领袖凭借魅力、谋略和意志，以武力实现统一，并且解决了土地私有问题后，蒋廷黻权威主义的问题便暴露了出来，胡适的批评也显得更具现实意义：昔日的权威政体，如何在继续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解构以往的革命和集权思维模式，走向更加法治、更加负责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