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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合肥的一位朋友转发给我的一篇文章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众所周知，安徽濒临长三角；自然资源条件华东第一，全国靠前。该文将安徽经济落后的原因归结为中央政府不重视、安徽各级政府不作为和安徽人民不争气三条，前两条认识在安徽具有代表性。这使我联想到东北和浙江温州两地的有关情况。东北在历史上是国家重工业基地，中央政府对其高度重视；十几年前，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再次成为国家级战略，中央对其投资逐年加大。东北三省的各级政府也不可谓不作为，然而，其结果是，整个东北塌方式衰落，这该如何解释？另一个是浙江温州。与东北相反，温州是在无国家优惠政策、无大量政府投资、无大量银行贷款、无众多外资进入和无资源的“五无”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同时，没有听说浙江和温州市政府拿出了什么重大举措和独门秘诀。那篇文章所论和以上两例引发了我的思考，现将这几天的思考结果报告如下。一、在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成败问题上应持什么样的社会历史观？将一定行政区划内的区域经济发展成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政府，在30年前的中国是成立的，因为那时是旧体制在主导经济。如今依然秉持这种思维方式就有点不合时宜了。实际情况是，我国改革开放快40年了，虽然有很多方面的改革仍然没有到位，但在经济体制的基本方面，早已转入了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因此，在分析区域经济发展的成败得失时，应以市场经济的思维逻辑探寻其内在原因。市场经济是什么？市场经济是民本经济，经济发展的动力源蕴藏在千千万万的家庭和企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怎么生产和为谁生产三个基本经济问题都由这些微观主体自主分散地作出。这些大大小小的经济增长点，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和财产积累的冲动，不断地滚雪球，随着雪球越滚越大，整个区域经济就会势不可挡地发展起来。一地经济的发展靠的就是广大民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政府在经济发展问题上，只是一个法律赋予的配角地位，其作用非常有限，甚至可以说，管得越少的政府则是越好的政府。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有很多，如国家大项目的进入、当地的资源条件、区位优势、外商投资等等。在现实中，虽然有靠这些因素获得成功发展的地区，但因这些因素不可多得而不具有普遍性。在我看来，最具普遍性、最重要的因素只有一个：当地创业家群体的形成。在一定的区域内，哪怕其他各种条件都不占优势，只要形成了一个创业家群体，那里的经济一定会发展很快。远的不说，与安徽相邻的东部省份的大量事实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上个世纪80年代的浙江温州，几乎家家户户都从事投资创业，一般都是从购买1～2台小型机械在家生产小商品（如纽扣、标牌、鞋、袜等）起步的。刚开始时，劳动力仅限于家庭成员，销路打开后，机器设备增加，开始雇佣外来农民工，……雪球越滚越大。再后来产业升级，产业组织公司化、集团化，直至形成了驰名世界的大气候。在温州发展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首先表现为政府领导人的开明、宽容即不干预；其次才是有限的服务。苏南的无锡、苏州一带，尤其是苏州的昆山市（县级市），最早提出了“老板经济”的新概念。何为老板经济？通俗地说，就是家家户户投资办企业，家长即为老板，家庭其他成员为一般的管理者，工人几乎100%是外来农民工。开始时小打小闹，经过一定时期的历练，当年的家庭小厂，不少发展成了如今的现代化大公司；当年的小老板，有不少变成了具有现代商业头脑和国际视野的董事长或CEO。如今，这个人口不足200万的县级市，其中有2／3是外来人口。这些外来人口为昆山市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有关专家作过测算，在农民工所创造的价值中，自己的工资所得不到1／3，另2／3以上奉献给了打工地的政府和社会。2015年，昆山市的GDP总额高达3080.01亿元人民币，人均18.66万元，居全国百强县之首。这种投资创业的乘数效应在江苏不限于昆山，而是遍及苏南各地。第一种观点：创业家大多产生于受排挤的少数派。这是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哈根教授为代表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有一些国家的外来移民或宗教上的少数派，因受排挤和歧视，不能按正常渠道跻身政界或军界，没有为他们设置攀登高位的阶梯，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通过创业来获得财富、地位和威望。在世界史上这类现象的确不少，华人在南洋的创业史就属于这种情况。例如：鸦片战争之前，我国南方到马来西亚谋生的华工。这些华人来到马国，发现肥沃的土地和良好的海湾渔场全被原住民所占，华人不可能插足，不得已冒险深入热带雨林开采锡矿。其中有不少人死于林中的瘴气、疟疾。活下来的人通过向英国人出售锡矿石获得了第一桶金。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后代都成了老板，其经营的范围逐渐扩展到工、商、交运和金融等各个领域。华人产业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和发展，最终几乎控制了马国的经济命脉。华人成了马国和后来的新加坡国社会的主流。由此可见，华人是将马、新两国从落后的农业国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国家的主导力量。而那些原来占有良好农业和渔业资源的原住民因没有生存之忧，不思进取，不愿创业，始终处于社会的底层。第二种观点：人的内在“成功需求”是形成创业家群体的原动力。这是以美国哈佛大学麦克利兰教授为代表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在一个国家或地区，民众普遍存在着成功需求，而政、军、文化和学术界提供的机会有限，只能满足少数人的需求，那么，多数人在感到沿着传统的阶梯攀升无望时，就会另辟蹊径，转向经济领域，到新的天地里创出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价值。同时也让过去的竞争对手和周围的人看看，以证明自己的能力。第一，哈根的创业家大多产生于受排挤的少数派，是这些人的创业才带来了一国的发展。哈根引证的案例符合历史事实，但这一观点只适合于小国，对大国不适用，因为一个大国的发展需要很多创业家，只靠少数人不行。另外，任何国家都不能为了迫使一些人创业，人为地制造歧视。特别是在一个大国内部的一个区域，被排挤的移民或宗教徒为数更少，在本文所讨论的范围内基本不存在。第二，麦克利兰的民众普遍的“成功需求”导致走上创业论。这一观点比较适合处于较高社会发展阶段的国家或地区。在这些国家或地区，国民受教育程度较高，其事业的成功欲也比较强。而对于处于比较传统的农业社会来说，人们受教育程度低，事业的成功欲也低。他们只要依靠当地的农业资源过上温饱至多小康生活就满足了，一般不愿冒着风险去创业。所以，麦氏的观点在本讨论的范围内同样不适用。就促进创业家群体形成的因素而言，决不是唯一的，但必有一个是根本的，其余因素是次要的。无论是温州还是苏南昆山等地，大批创业家的涌现，盖出于人均耕地极少所造成的生存危机。具体来讲，浙江温州历来人多地少，具有从事工商业的传统。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人均耕地不足半亩。苏南人口密度最大，改革开放后，受到周边城市扩展的挤压，人均耕地越来越少。这些地区单纯依赖农业资源不但过不上好日子，甚至连生存都困难。至于新的出路为什么一定是普遍的投资创业？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1）鸦片战争后，“西风东进”，上海首当其冲，江浙得风气之先，颇受上海商业氛围的影响；（2）晚清洋务运动和后来的民族工业主要分布在“长三角”一带，不可能不产生涓滴效应，其工商业文化种子一定会适时蓬勃生发；（3）历史上的“长三角”地域商业文化源流的影响。安徽的人口密度低于江浙，人均耕田面积大于江浙。在正常年景下，安徽除皖南山区少数县外（后面有专论），其他绝大部分地区的民众依靠农业资源可以维持生活。安徽尤其是皖北在区位上濒临中原，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较大，少有江浙一带历史传承下来的的商业基因。所以说，安徽缺乏创业家形成的土壤。改革开放以来，所涌现出来的安徽籍的创业家从绝对量上讲也有一定的数量，但与江浙相比，在各自省份总人口中的占比还是很低的；而安徽的出省打工者队伍则是浩浩荡荡，是全国六个劳务输出大省之一。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历史上的鱼米之乡，天府之国（即农业资源相对优越，民众相对富裕的地区），改革开放后没有一个是创业活动风起云涌，创业家群星灿烂，经济发展全国领先的 。说安徽缺乏创业家形成的土壤，那么，对安徽历史上名誉遐迩的徽商现象怎么解释？这是本文中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徽商形成于宋代，全盛于明未清初，主要来自皖南的歙县、休宁、祁门、黟县和绩溪等若干个县。这几个县山峦叠嶂，在历史上人均耕地极少。徽人被迫走上经商之路。由于在历史上货物主要靠水运，貫穿皖南境内东西走向的新安江为徽商的运输提供了天然条件。徽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主要在新安江下游的临安、杭州一带经营。他们在老家有妻小、房产和田产；在经商地又娶妾生子，组成新的家庭。徽商长年累月到处做生意，只有每年春节才回徽州老家一趟。徽商讲究诚信，经营有道，其经营规模不断扩大，所覆盖的地域越来越广。到了明清时代，所积累的财富惊人，少数领袖人物富可敌国。徽商现象固然值得安徽人骄傲，但也有令国人，尤其是令安徽人遗憾的地方。后者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近代徽商所积累的的巨额货币财富较少用于投资兴办民族工业。到了清代的中晚期，西方国家的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清政府已定下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基本国策 。晚清深受清政府倚重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等朝庭重臣都是力主洋务、创办实业的 。徽商完全可以順应时代潮流，引进西方的机器设备、技术和管理，转向发展民族大工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徽商虽然也支持过清政府的洋务运动，但所投甚少。徽商的货币财富主要用于捐官、购置田产和兴建牌坊上了。令安徽人遗憾的是：相对安徽来讲，徽商的巨大商业效应外部化了。前文提到，徽商的真正商业基地或大本营建在浙江的临安和杭州一带，后来又溯大运河而上扩展到苏南地区，其商业活动长期在江浙。徽商所积累起来的宝贵的商业理念、创业精神、商业道德、商业技能，还包括产业和财富主要播撒在江浙“长三角”地区。徽商文化对江浙“长三角”地区后来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直至今日。由于历史上陆地运输的困难，徽商在安徽几乎没有向北迈进一步，因此，对安徽本身的经济和文化等方方面面几乎没有产生什么积极的影响。3、安徽的地域文化和主流价值观不利于创业家群体的形成安徽社会精英人士偏好政治，津津乐道于官场、人事和关系网，而对投资创业历来兴趣不大。安徽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基本上是唯官是尊，不太看好商人和专业技术人才。安徽的优秀人才一般取向于进党、政、军机关谋求一官半职。安徽的这种社会氛围使我想起了17～18世纪的法、英两国的情形。当时的法国等级观念严重，一流人才搞政治、进军界；二流人才从事宗教和社会改革；三流人才才去办实业。这就造成了法国工商业的落后和农业的凋零。与法国相反，英国的国土和人口规模小于法国，自然资源条也不及法国。然而，英国的社会精英带头办实业，连最尊贵的皇室年轻贵族都到农村创办起了近代企业化的家庭农场或牧场。当时，在英国，成功的商人可以与贵族通婚，大富商可以获得皇家的爵位封号，变得既富又贵。在英国历史上，这种祟商的社会价值观和商人的至高地位激发了大批的优秀人才投身实业 。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英国在全世界的领先地位。安徽省内，因创业家人数少，实业不发达，所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劳务输出必然是大量的。安徽是全国六大劳务输出大省之一。安徽大批的农村劳动力出省打工，固然能增加家庭收入，改善家庭的物质生活条件，但对绝大多数打工者来说，不可能发财致富，靠打工进入社会中等收入阶层。因为他们将所创造的财富的2／3以上奉献给了打工所在地了，因此，真正促进的是输入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而打工者的家乡则山河依旧。这就是马太效应的无情，这就是安徽的悲哀！安徽如此，江西、湖南、四川、河南和贵州等劳务输出大省何尝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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